卡车司机的道德困境

最近有个新闻很热闹，就是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抗议的事情。缘由是小土豆弄了个规定，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司机不准开车从美国入境加拿大。这下把司机们惹毛了，他们举行罢工并且堵住了城市的交通——开着卡车就住在路上了。据说由于交通堵塞每天造成的损失有几千万美元，而另外一方面很多市民给这些司机捐款，也已经捐了上千万美金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已经要蔓延到全球了，各个国家的司机纷纷效仿，都开着自由车队向大城市进军。澳州的司机也没闲着，已经开始闹腾了——尽管看起来他们并没机会开车途径美国去加拿大。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事在中文网络上吵翻了天。支持派与反对派天天恶语相向，互相询问对方祖上的智商。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因为这事闹反了脸——搞得中文媒体没法看了。国人显然是不善于辩论的，仔细看看他们的文字，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论据支撑的观点，就是互相辱骂和扣帽子。不得不说，扣帽子就是终止辩论的最好办法，我也常干。因为有时候懒得浪费口舌，因为巨大的信息不平等，要让对方整清楚一件事情需要补充的信息实在太多，还不如直接一顶帽子送过去省事。

说起来这可能源于多年前一些不好的会议体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很赞成一个台湾人的观点：没有准备就不要参加会议。而在华为上班的时候，不论是评审还是攻关的会议，总有一些舔着大脸进来的领导，不会看会议资料，连技术问题的背景都不了解，翘着二郎腿提出一些可笑的问题，会议的八成时间都在给他普及基本知识，一起开会成了给他们的个人培训。这帮孙子每天加班到深夜，忙着参加各种会议，要我说他们加班加死都是活该。这场合我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开口怼，也就相当于扣帽子——我可没有义务浪费我的时间给你做常识培训。当然，如果是在国营单位，那我肯定会抓住机会马屁拍得舒舒爽爽。所以，我也只敢怼我怼得起的人，被我扣过帽子的，一般关系还都不错。

又跑题了，说回正题。加拿大司机这事，只要疫情没结束，就会一直反复上演。澳洲反对隔离、反对疫苗已经闹过不知道多少拨了。一般我不说，说出来就得罪人。最近太忙，好久没写文章了，今天干脆就壮着胆子谈下我的观点。不过这个题目太大，只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这从根上说，应该算是一个哲学问题。

那要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说起，他开创的哲学思想体系至今对现代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他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主要观点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 换成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就是“个人要服从集体”，为了集体利益要牺牲个人利益。

这个学说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漠视个人权利；二，幸福和快乐可以货币化（实际上是任何东西都有价格）。

也许我没说明白，就再解释一下他的意思：就拿一个村子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核心就是：“把这个村子里面每个人的快乐加起来，大于某些个人的痛苦总和”，可以作为判断某件事情是否值得干的依据。

他自己所提出的一项计划，就是管理乞丐：

在街上遇到乞丐会以两种方式降低行人的幸福感。对于心肠软弱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了一种同情之苦；而对于心肠较硬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一种厌恶之苦。不管哪一种方式，遇见乞丐都减少了普通大众的功利。因此，边沁建议要将乞丐从街上赶走，并将他们局限于救济院之内。

因为把所有人增加的快乐加起来，大于给几个乞丐带来的痛苦，所以这事就是正确的。

从防疫角度来讲，也许朝鲜是把这一原则做得最彻底的国家：发现感染的直接枪毙，就消除了所有人被感染的风险。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功利主义持有警惕之心，毕竟这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多起巨大的灾难。希特勒为了提高日耳曼人的总体功利，屠杀了犹太人。还有些例子，不方便讲。

再说一个货币化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的油箱事件。福特有一款汽车油箱设计有缺陷，如果在行驶中被后面的车严重追尾，油箱可能会燃烧，从而烧死车上的人员。如果要改进的话，需要给每辆汽车多增加一个11美元的装置。福特就算了一笔账，按照历史经验，如果不改进每年会造成180人死亡，每个人的死亡赔偿是20万美元；如果改进，给每辆车加上这个装置的投入就是一亿多美元。这帐算起来，还是不改划算。最终这事情暴露，让美国法院非常愤怒，给福特开了巨额罚单。

所以，单纯的功利主义，从哪个角度讲，伤害性都很大。如果你相信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那么显然，你不算功利主义者。本质上，也不应该认同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功利主义”之后，就是“自由主义”。密尔的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是为个体自由所作的经典辩护，其中心原则是：

倘若不伤害到他人的话，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政府不能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而干涉个体的自由，或将大多数人关于怎样最好地生活的观念强加于每个人。密尔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负责的唯一一种行为，就是会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只要我不伤害到任何他人，那么，我的“权利的独立性就是绝对的。个体是他自己，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最高统治者”。

简单说，就是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妨碍、伤害到其他人，那么我干啥那都是我的自由。

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强调每个个体的权力都不能受到任何限制和干涉。他们主要反对三种类型的政策和法律：

1. 反对家长式的——比如立法戴头盔：不戴头盔被撞死是我个人的选择，此项立法侵害了个体的决定和承担何种风险的权利。（反疫苗当然也是这个道理）
2. 反对道德立法——反对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推进各种德性观念，或表达大多数人的道德信念。比如禁止卖淫、堕胎。
3. 反对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比如一个仁慈的小偷也没有权利从一个富人那里偷窃钱财分给流浪汉。

我看这玩意不能细讲，要不文章就太长了。总之，自由主义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能料到的最大的后果就是无政府化、和社会丛林化：强者更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者没有人保护而惨遭无情淘汰。阶级固化等等、等等。

自由主义崇尚的是缩减政府权力，提倡小政府，(大多数当权者最讨厌这种，所以一般会持续反面宣传，把危害说的非常严重。这让我想起来一个经济学上的观点，通缩的危害就是政府宣传出来的假象)。而功利主义是提倡大政府，扩大政府权力。而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主义并没有像功利主义那样造成巨大灾难。现在所谓的左派、右派，起源其实就是功利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不过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是值得说一下。这事发生在2000年左右的德国，一个软件测试工程师在网上发了一个招聘启事：想找一个自愿者，来被自己杀死和吃掉。自愿者不会得到任何报酬，能得到的就是可以亲身体验到自己被杀死的滋味。还真有一哥们来应聘了：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可见，软件测试和软件开发之间的仇恨，是写到基因里面的）

然后这个哥们就被杀了，分解了，还给煮了/煎了，并在被发现之前已经被吃了一部分。这就给自由主义者提了一个难题：被害人是完全自愿的，明确知悉并乐意承担后果。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行为算违法吗？（当时的德国法院也很尴尬：对吃人这块，法律是空白，没有合适的法律来判他。开始就判了几年，后来恼羞成怒改判了无期）

可见，完全的自由主义并不可取。后来康德在功利和自由之间增加了一个“道德”。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对功利主义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抨击。它认为，道德跟使幸福最大化以及任何其他目的无关，而在于将人作为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

道德在本质上，是强调了尊严，提出了对个体的尊重。这就有点务虚的意味。而道德本身并非像货币化那样容易判断，桑德尔在哈佛公开课《公正》的开头，就讲了一个电车的道德困境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冲向轨道前方一堆干活的人群，如果你是扳道工，可以让他改变方向冲向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只有一位妇女，那么你怎么做才是道德的？如果这群人都是死囚，而令一边的妇女是个孕妇，你又该怎么选？

道德困境的难题在现实中也有现成的例子。

2005年6月，一个由美国海军士官马库斯·勒特雷尔（Marcus Luttrell）和其他3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所组成的特殊军事小组，在阿富汗境内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地方，进行一项秘密的前期侦察任务：寻找一名塔利班领导人，他是奥萨姆·本·拉登的亲信之一。据情报显示，这名领导人率领140~15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藏匿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村庄内。

这一特殊军事小组在山脊上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俯瞰那个村庄。突然，两名阿富汗农民赶着上百只咩咩叫着的羊，和他们撞了个对面。他们还带着一个约14岁的小男孩。这些阿富汗人没有武器，美国士兵用步枪对准他们，命令他们坐在地上，接着便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几个人。这些牧羊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但如果放他们走，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告诉塔利班分子，有一帮美国士兵在这里。

后来，他们三个人决定通过投票来决定是杀死这三个人还是放他们走。马库斯在关键一票上投了放了他们，结果不久他们就被近百个手持AK47的人包围了，战友被打死，来营救他们的一架黑鹰战机也被击落，机上16名士兵全部遇难。他本人被当地农民所救，侥幸活了下来。他此生最让他煎熬和后悔的，就是放走了那三个牧羊人。

如果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这道题并不是太难。难就难在你面临的是一个未知的未来。打不打疫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一个道德困境。个体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值回那个结果。

再然后，美国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又提出了一套理论，他提出的两条公正原则成了很多国家体制的基础：

第一个原则：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一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

第二个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它不要求一种平等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它只允许那些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用简单的话说，第一，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无论如何都要必须保证，比如言论自由。第二，要通过不公平的手段给弱势群体补偿。也就是把财富的二次分配合法化，拿富人的钱去补偿给穷人。

这其实就是糅合了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左有右。既承认了所有人的一些个体权力神圣不能侵犯，又允许了强制剥夺一些人的权益来补偿给另外一些人。自然，是补偿给弱者。

那个黑命贵的运动，并不是为给黑人争取平等的权力，而是为黑人争取“弱者”的权利，他们希望在国家分配上对黑人优先，反而得到了白人权贵的支持和黑人精英的反对。白人通过支持黑命贵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黑人精英却为得到这种地位而感到羞耻。底层人民只是为了得到实惠。

疫苗、防疫，本质上也是这种问题。政府希望扩张权力，出台法案来约束那些不打疫苗的人的活动自由。而反对者则强烈反对政府扩张权力的行为。政府通过功利主义的思想，计算出约束一些人的行为会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分数，而反对者根据自由主义的思想来强调自己的权力不可侵犯。

那么，谁对？谁错？

又要讲一个故事了，做软件的人都知道，计算机上表示数字都有字节顺序的问题：“大端”、“小端”。计算机传递一个数字的时候，是从高位开始发，就是“大端”模式，这符合人的读数习惯——人都是从高位开始读数字，没谁从个位开始读。先发个位，后发十位、百位，这就是“小端模式”，符合计算机的存储习惯。根据CPU的架构不同，我们的电脑计数是大端模式，手机是小端模式。

大端、小端的说法，来自格列佛游记里面第一个故事：“小人国”。小人国里发生过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起因是鸡蛋的打开方式。按照传统，小人国里的人们，吃煮鸡蛋的时候，都是从大的一头把鸡蛋敲破。有一次国王的小儿子在敲鸡蛋大头的时候，把手指给弄破了，于是国王就增加一条法律：以后吃鸡蛋，必须敲鸡蛋的小头。一下子民众就怒了，前后发起了6场战争，有一任国王战死，一任被驱逐，有一万多人宁可被杀头也不从小端敲破鸡蛋……

人们真的是在意鸡蛋从哪头敲破吗？国王们坚持的是自己有颁布法律的权力，绝不退让；民众们坚持的是自已有不被束缚的权力，更是不能退让。

我很敬佩的罗翔老师写了本书，《圆圈正义: 作为自由前提的信念》，他里面有一句话：法治的基本要义在于用公开的规则去约束权力, 让民众能够有合理的预期, 免于惶惶未知的恐惧。

在这本书里，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养了一只鹦鹉叫小米，有天为了给它换个居住环境，换了一个又大又豪华的鸟笼。这个笼子太大了，缝隙也大，这只鹦鹉就从空隙中飞了出来，被他抓了回去，后来又飞出来两次，都被抓回去了。每次他都事后把缝隙补起来，直到它再也飞不出去。他不想放它走是因为觉得一只宠物鹦鹉，回归自然命运注定会很悲惨。而这只鹦鹉自从再也不能飞出鸟笼后就开始绝食，直到把自己饿死。最后罗翔老师说：“我时常想起小米, 因为这个小小的生灵告诉我, 自由比安全更可贵。”

这世界有些人选择安全，有些人选择自由。我自己会打疫苗，但我也不去辱骂那些拒绝打疫苗的人。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会不断提醒去约束权力。

最近，哈佛教授桑德尔出了一本新书：《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应该如何定义成功》，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第二条公正原则的基础：那些成功者是不是应当把自己的财富分配给弱者。联系到现在的社会热点：谷爱凌和朱易。朋友圈里面刷屏的谷，和被网暴的朱易，都说明我们对成功的崇拜到了一种何种痴狂的程度。这种崇拜最终会伤害到每一个人。我原本是打算写一篇为什么不应该骂中国男足队员的文章，只是目前胆量值还没有攒够。

最后，以罗翔老师很喜欢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我们立于大雪弥漫、浓雾障眼的山口, 我们只能偶尔瞥见未必正确的路径。我们待在那儿不动, 就会被冻死; 若是误入歧途, 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们当刚强壮胆”, 往最好处努力, 不要说谎, 我们要睁大双眼, 昂起头颅, 走好脚下的路, 不管它通向何方。如果死神终结了一切, 我们也拿它没办法。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以大丈夫气概坦然走进下一幕, 无论它是什么样子, 不要做巧舌之辩, 也不要掩饰自己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