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40：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前文說「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網頁有留言要我繼續寫「不會再有」的人物和事物。我想那是寫不完的。

不過，我還是要再寫一個「不會再有」的人，就是我稱之為「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羅孚先生。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是我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在網上搜尋「羅孚」，關於他的生平敘說，主要講他是資深報人，原《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著名的散文作家，特別提到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發掘出金庸和梁羽生這兩大武俠小說名家。

羅孚自己說：「哪有這回事！……我不過適逢其會，盡一個編輯人約稿的責任而已。」

一個編輯人約稿也不簡單！羅孚在四十年代末隨《大公報》移居香港，於1950年10月創辦《新晚報》。《新晚報》面世，即以與眾不同的風格、新穎的專欄、引人入勝的文采而吸引無數讀者，在數十份報紙中脫穎而出，銷量直壓暢銷多時的《星島晚報》。副刊中許多專欄，都是我少年時追讀的文章，從中吸取不少寫作養份。

1954年，香港最熱門的新聞是白鶴拳陳克夫與太極拳吳公儀在澳門的擂台比武。羅孚抓住這時機，邀約報館中的寫手陳文統（梁羽生）寫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繼而是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上場。均大受讀者歡迎。所謂「適逢其會」就是社會熱門新聞的吳陳比武，不過羅孚能夠敏感掌握時機。

羅孚來港後，就被中共吸收為黨員，等於是黨營後《大公報》的黨委書記。他負有統戰香港文化人的任務。聯絡著名老作家包天笑、葉靈鳳、曹聚仁等。《文匯報》當時設「文藝週刊」，借調羅孚做主編，刊登著名作家的新作，也接受來稿。

我20歲時，不知天高地厚，向這個高水準的「文藝週刊」投稿，居然屢投屢被接納刊登。那時候，每逢週六，就急急打開《文匯報》，看自己的投稿有沒有刊出。而每獲刊登則不知心中有多高興！其後獲羅孚約見，又邀我參加一些文藝界聚會，我由此成為左翼文壇年輕的一員。

初識羅孚，只覺得他溫文爾雅，氣度非凡，又平易謙和。「文藝週刊」雖以刊登名家作品為主，但他以文章質素而不是以作家名氣取用稿件，則是我終生從事編輯工作的準則。這準則，使我其後放棄左派以「立場、觀點、方法」作為編輯原則的政治取向。

其後我辦《七十年代》，向羅先生邀稿，他也應承並寫了相當長時間。在他聯繫右派或中間派文化人的過程中，我也有過小角色。我們一起與胡菊人、戴天、亦舒、舒巷城等結識和交往。後來他與徐復觀先生往來密切，徐先生晚年文章中常提到的L先生就是羅孚。徐先生生前曾對我表示，他非常欣賞羅孚的人品、學問、文章，並說如果共產黨人都像羅孚那樣，中國就有救了。

但就在徐復觀先生去世後一個月的1982年5月1日，羅孚這個共產黨人，卻突然在北京被栽上「美國間諜」的罪名，判徒刑十年。若徐先生還活著，他會覺得中國還有救嗎？

關於羅孚被判間諜罪這件事，他在法庭上「供認不諱」，但既無事實陳述，而中國法庭的「供認」也絕難相信，於是外界對此始終覺得是一個謎。他兒子羅海雷在《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說對父親反覆追問，他也只是說：一，「他沒有拿過美國人的錢」；二，在向美國人做統戰工作時，對當時一些國際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點表達和透露，但實際上這些觀點都不是什麼機密。

我對這件事卻不感到離奇，因為1970年妻子被隔離審查時，也曾指我是英國間諜。中共不同部門在香港有不同的「線」——公安的、軍隊總參的、調查部的、港澳辦的，不同的線會向上級提供不同的小報告，一旦某高層誤判，任何在香港幫中共做事的人，都有可能像遇到車禍那樣被波及。而且一旦被捕，其他高層還欲救無從。據書法家黃苗子說，他曾經當面問過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而所謂設法，就是讓羅孚雖背負間諜污名，卻一天監牢都沒有坐過，不過還是要留在北京，不能夠公開活動，等同軟禁。

留在北京的十一年，羅孚廣交文化界朋友，也寫了一些書介紹香港。其中一本叫《南斗文星高》，介紹香港一些寫作界的奇人，實際上是告訴大陸人，只有在香港這樣自由的地方，才會湧現出這些難以想像的寫作奇才。

羅孚在北京度過1989年六四，但他在那裡反而得不到資訊。1993年他獲釋回到香港，他問我要了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去看。他也替《九十年代》寫稿。《九十》休刊後，我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時，他也有來稿。他那時應該不是黨員了。他對在北京獲罪事一概不提，但對自己過去宣傳革命、鼓動六七暴動卻作自我批判，也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他撰文說：「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犧牲了的和還健在的朋友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2014年5月，羅孚與世長辭，終年93歲。24日在他的追思會上，我應邀上台講話。我引用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話說：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我認為以羅先生的才華和熱誠，一生中有許多事是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不是能力所限，而是受客觀形勢所限。但作為一位左派文化界的一代宗師，他一生所做的已經夠多，而且在共產黨及香港左派圈子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他更真誠的人了。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 題記
2. 闖關
3. 圈內圈外
4. 殺氣騰騰
5. 煎熬
6. 傷痛
7. 動盪時代
8. 抉擇
9. 那個時代
10. 扭曲的歷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後一擊
13. 我的家世
14. 淪陷區生活
15. 汪政權下的樂土
16. 淪陷區藝文
17.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18. 李伯伯的悲劇
19. 逃難
20.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21.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22. 古國風情
23. 燕子來時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樹倒猢猻散
26. 豬公狗公烏龜公
27.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28.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29. 自由時代的終章
30.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31. 確立左傾價值觀
32. 「多災的信仰」
33.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學的青蔥歲月
35.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36. 談談我的父親
37.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38. 父親的挫傷
39.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40. 畢生受用的禮物
41. 文化搖籃時期
42. 情書——最早的寫作
43. 那些年我讀的書
44. 復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50.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51. 歸處何方
52. 劉賓雁的啟示
53.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記憶
56.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57. 伴侶的時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60. 福兮禍所伏
61.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62.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65. 脫穎而出
66. 覺醒，誤知，連結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調部與潘靜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72. 無聊的極左干預
73. 從釣運到統運
74.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75. 統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灣問題的啟蒙
77.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81.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82. 極不平凡的一年
83. 批判極左思潮
84. 民主假期
85. 裂口的開始
86. 太歲頭上動土
87.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88.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89.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90.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91.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92. 九七覺醒
93.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94.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95.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96.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97.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98.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99.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100.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101.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102. 「庚申改革」的流產
103.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104.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105.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106.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107. 守護我們的心智
108. 江南案的考驗
109.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110. 「李匪怡」和《香港1997》
111.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112.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113.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114. 「基本煩」和霎眼族
115. 與勞思光的交往
116.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117.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118.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119.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120. 第一道晨光
121.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122.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123.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124.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125.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126.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127. 內幕之外
128.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129.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130. 我的愧疚
131.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132.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133.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134.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135. 與黃永玉的交往
136. 真有「九二共識」嗎？
137. 俄羅斯歷險記
138.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139.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140.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