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40：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李怡

2022 年 5 月 3 日

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是我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前文說「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網頁有留言要我繼續寫「不會再有」的人物和事物。我想那是寫不完的。

不過，我還是要再寫一個「不會再有」的人，就是我稱之為「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羅孚先生。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是我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在網上搜尋「羅孚」，關於他的生平敘說，主要講他是資深報人，原《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著名的散文作家，特別提到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發掘出金庸和梁羽生這兩大武俠小說名家。

羅孚自己說：「哪有這回事！……我不過適逢其會，盡一個編輯人約稿的責任而已。」

一個編輯人約稿也不簡單！羅孚在四十年代末隨《大公報》移居香港，於1950年10月創辦《新晚報》。《新晚報》面世，即以與眾不同的風格、新穎的專欄、引人入勝的文采而吸引無數讀者，在數十份報紙中脫穎而出，銷量直壓暢銷多時的《星島晚報》。副刊中許多專欄，都是我少年時追讀的文章，從中吸取不少寫作養份。

1954年，香港最熱門的新聞是白鶴拳陳克夫與太極拳吳公儀在澳門的擂台比武。羅孚抓住這時機，邀約報館中的寫手陳文統（梁羽生）寫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繼而是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上場。均大受讀者歡迎。所謂「適逢其會」就是社會熱門新聞的吳陳比武，不過羅孚能夠敏感掌握時機。

羅孚來港後，就被中共吸收為黨員，等於是黨營後《大公報》的黨委書記。他負有統戰香港文化人的任務。聯絡著名老作家包天笑、葉靈鳳、曹聚仁等。《文匯報》當時設「文藝週刊」，借調羅孚做主編，刊登著名作家的新作，也接受來稿。

我20歲時，不知天高地厚，向這個高水準的「文藝週刊」投稿，居然屢投屢被接納刊登。那時候，每逢週六，就急急打開《文匯報》，看自己的投稿有沒有刊出。而每獲刊登則不知心中有多高興！其後獲羅孚約見，又邀我參加一些文藝界聚會，我由此成為左翼文壇年輕的一員。

初識羅孚，只覺得他溫文爾雅，氣度非凡，又平易謙和。「文藝週刊」雖以刊登名家作品為主，但他以文章質素而不是以作家名氣取用稿件，則是我終生從事編輯工作的準則。這準則，使我其後放棄左派以「立場、觀點、方法」作為編輯原則的政治取向。

其後我辦《七十年代》，向羅先生邀稿，他也應承並寫了相當長時間。在他聯繫右派或中間派文化人的過程中，我也有過小角色。我們一起與胡菊人、戴天、亦舒、舒巷城等結識和交往。後來他與徐復觀先生往來密切，徐先生晚年文章中常提到的L先生就是羅孚。徐先生生前曾對我表示，他非常欣賞羅孚的人品、學問、文章，並說如果共產黨人都像羅孚那樣，中國就有救了。

但就在徐復觀先生去世後一個月的1982年5月1日，羅孚這個共產黨人，卻突然在北京被栽上「美國間諜」的罪名，判徒刑十年。若徐先生還活著，他會覺得中國還有救嗎？

關於羅孚被判間諜罪這件事，他在法庭上「供認不諱」，但既無事實陳述，而中國法庭的「供認」也絕難相信，於是外界對此始終覺得是一個謎。他兒子羅海雷在《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說對父親反覆追問，他也只是說：一，「他沒有拿過美國人的錢」；二，在向美國人做統戰工作時，對當時一些國際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點表達和透露，但實際上這些觀點都不是什麼機密。

我對這件事卻不感到離奇，因為1970年妻子被隔離審查時，也曾指我是英國間諜。中共不同部門在香港有不同的「線」——公安的、軍隊總參的、調查部的、港澳辦的，不同的線會向上級提供不同的小報告，一旦某高層誤判，任何在香港幫中共做事的人，都有可能像遇到車禍那樣被波及。而且一旦被捕，其他高層還欲救無從。據書法家黃苗子說，他曾經當面問過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而所謂設法，就是讓羅孚雖背負間諜污名，卻一天監牢都沒有坐過，不過還是要留在北京，不能夠公開活動，等同軟禁。

留在北京的十一年，羅孚廣交文化界朋友，也寫了一些書介紹香港。其中一本叫《南斗文星高》，介紹香港一些寫作界的奇人，實際上是告訴大陸人，只有在香港這樣自由的地方，才會湧現出這些難以想像的寫作奇才。

羅孚在北京度過1989年六四，但他在那裡反而得不到資訊。1993年他獲釋回到香港，他問我要了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去看。他也替《九十年代》寫稿。《九十》休刊後，我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時，他也有來稿。他那時應該不是黨員了。他對在北京獲罪事一概不提，但對自己過去宣傳革命、鼓動六七暴動卻作自我批判，也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他撰文說：「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犧牲了的和還健在的朋友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2014年5月，羅孚與世長辭，終年93歲。24日在他的追思會上，我應邀上台講話。我引用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話說：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我認為以羅先生的才華和熱誠，一生中有許多事是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不是能力所限，而是受客觀形勢所限。但作為一位左派文化界的一代宗師，他一生所做的已經夠多，而且在共產黨及香港左派圈子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他更真誠的人了。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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