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謊言與民族主義——“文革 2.0”還有多遠？

兩天前，沉寂許久的李澤華終於更新了他的 YouTube 頻道。他是一個來自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的年輕人，畢業后曾短暫就職于中國央視。今年二月，也就是中國武漢疫情達到最高峰的時期，李澤華辭職離開北京，獨自一人前往武漢，與律師陳秋實、武漢市民方斌一起，成爲了武漢疫情期間的著名“公民記者”。4月22日，在其上傳的最新一期視頻中，李澤華介紹了他被中共當局抓捕后的一些經歷。單從視頻本身來看，李澤華的身體狀況尚可。但如果細心觀察，會發現他在敘述自己的遭遇時，總會在不經意閒流露出無奈和抱怨的意味。例如，儅他提及自己被當局强制進行“隔離醫學觀察”期間的經歷時，曾用到“一日有三餐、安全有守衛，每天都能看《新聞聯播》”這樣的説法。

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間，中國湧現出了衆多“公民記者”。他們在中共當局隱瞞疫情、封鎖信息，使武漢市乃至湖北省陷入嚴重困境的情況下，冒險前往武漢防疫第一綫，試圖親自用鏡頭拍攝下武漢最真實的情況。在這其中，最爲人熟知且最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非爲陳秋實、方斌與李澤華三人莫屬。他們三人各自在成爲“公民記者”數日后，即被中共當局逮捕、與外界失去聯係。截至目前，三人中只有李澤華一人傳出重獲自由的消息。

與這些失去自由的“公民記者”相比，武漢市作家協會副會長方方則要“幸運”得多。因爲她雖然在疫情期間通過文字的方式記錄了其眼中最真實的武漢，並將之集結成《武漢日記》在網上公開發表，卻并未因此失去人身自由。不過她也有自己的“煩惱”。尤其是在《武漢日記》的英文版被宣佈將于歐美等囯公開出版時，方方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受到了來自中國民間的口誅筆伐。許多中國人認爲，方方將有關武漢的“負面新聞”公開發表與國外的行爲會給西方國家以攻擊中國的理由，是一種“給敵人遞刀片”的“賣國行爲”。以《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爲首的中共御用文人帶頭攻擊方方。著名“雷氏太極”傳人雷雷則公開發表視頻，呼籲身在武漢的“武林人士”對方方實行“懲罰”，直接威脅其人身安全。更有甚者，如南京雕塑家錢詩貴公開提議，應在南京岳飛廟的秦檜夫婦跪像邊，再立一塑作家方方的跪像。前不久，武漢市中心甚至張貼出一篇名爲《告方方書》的大字報，其作者赫然要求方方“以死謝罪”。

與三位公民記者遭到來自官方打壓的情況不同，作家方方所面對的是來自中國民間的群體性攻擊。如果説抓捕異議人士一直是中國人“習以爲常”的中共作風，那麽最近一段時間針對以方方為首的一系列仗義執言人士的網絡暴力則是極爲罕見的。它似乎喚起了許多經歷過上世紀60年代的人們的群體記憶，他們無比驚訝地發現，“文革”的傷痛還未撫平，“文革2.0”就已經到來。

在現代社會，無論政治立場多麽不同，人們都對以下事實有所共識，即新聞自由不僅是監督政府行爲的利器，也是驅散謊言、發現真相的最有效途徑。然而中共威權統治下的中國似乎不在此列。在新聞自由常年被打壓、言論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國，人們無法藉由某個具備足夠公信力的媒體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於是，謊言便不可避免地成爲充斥于整個社會的存在。這種情況在平常年份不會造成多麽毀滅性的災難，但是儅真正的災害來臨之時（例如此次瘟疫大流行），謊言的代價往往就是無數生命的逝去，以及無數家庭的失散。

令人痛心的是，中國人似乎并未從這次疫情中吸取應有的教訓。他們中的少數人確實已經覺醒，開始對中共統治下的國家體制進行質疑和反思。但更多的中國人只是在中共的反撲式宣傳下，相信了中國的“抗疫成就”以及外國的“圖謀不軌”。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整個中國蔓延，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了愛國主義的狂熱。對方方的詆毀和攻擊，便是這種狂熱的一次預演。

上上個庚子年（1900）年，義和團之亂引來了八國聯軍和庚子國變，清廷同時向14國宣戰，中國人成了“世界公敵”。上個庚子年（1960）年，大躍進引發的三年大饑荒奪走了數千萬中國人的生命，並使中國陷入了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敵對的危險境地。如今，又是一個庚子年，我分明看見“文革2.0”的大幕正在徐徐拉開，各國對中國的不滿情緒也在緩緩纍積。不知這次，又會有多少人陷入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