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陳獨秀和梁啓超誰說對了—— 《我們至今未癒的民主綜合症》續篇

還是五月初，《大家》約稿。希望能就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發表一點看法。但給我劃了兩個限制，我不方便在這裡說出。回答如果不能談其中一個，也就沒興趣了。只是我的文字是分析性的，即使觸及，當不會有什麼問題。編輯答應，但要保留刪節的權利。說出這一細節，是為親證。

這些年來，我對五四新文化始終抱反省和批判之態度。在我未讀梁任公之前，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即能感受新文化的嚴重問題。及讀之後，由於有了前後比照，更覺問題之嚴重。

清末十二年，是20世紀的開端，從政治文明的角度，那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它的主題詞是「立憲」。然憲政之業，功虧一簣。辛亥之後，清末的虛君立憲轉換為民初的共和立憲。立憲對象不同，難度徒然大增；但憲政本身，依然在前行中蜿蜒。

1915年，《新青年》及新文化出世，這是一支新的文化力量（後發變為政治力量），任公及其時代由此淡出。時代主題詞亦從梁啓超的憲政逐步更替為《新青年》的民主。從憲政到民主，是一種政治範式的蛻變。無論清末憲政還是民國共和框架下的憲政，都是作為一種健康的改良力量出現。民主不然，自清末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權，到踵繼而起的《新青年》的「德先生」，它總是與暴力相伴，因而是作為激進的革命力量出現。按照傳統體制的講詞，這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兩次革命，主導了20世紀的中國史（從共和到共產）。因此，民主不獨是國人百年來始終未變的政治目標，也是一個世紀以來影響最大的政治關鍵詞。

今年五月，《領導者》雜誌刊發拙文《極權主義的「德先生」——〈新青年〉民主論》。民主儘管有著其他政治詞所沒有的世紀光環，但，它遮蔽了它自己的致命症候。把其中的問題呈現出來，而非簡單地人云亦云「民主是個好東西」，便是那篇文字的初衷。雖然，構成該文的各部分前此兩三年間分別散落在《財經》《中國新聞週刊》的個人專欄上，但單篇不成陣。這次借《領導者》提供的機會，把它們調整修改打通，匯總為一。如題，它著重剖視的就是民主與極權的關聯。

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現代性，它不是古老的傳統專制，而是現代專制。問題是，民主與專制有什麼關係，它不是反專制的嗎？傳統社會所以專制，不正是因為它沒有民主嗎？謂予不信，請看《大家》6月29號《我們至今未愈的民主綜合徵》文後的一條跟帖：「不是民主制度就是專制制度，隨時都有可能被專制君主剝奪的自由不叫自由。活在隨時被剝奪自由的恐懼下的自由，你管他叫自由。我就沒辦法了。」 請注意，不是民主制度就是專制制度，這是流貫一個世紀的政治學信條，它來自《新青年》。這樣的表述，把民主與專制打造為一個無間道的二元對立，卻不知民主一個快閃就可以露出專制的內褲。

《新青年》之前的任公時代，政治極權概念尚在視線之外，它面臨的專制，是傳統的君主專制。任公解構專制的路徑是憲政。與此同時，孫中山的方略是民主（亦即三民主義中的民權）。對此，任公很清楚地指出，民主不但無以解決專制，反而自身有可能變成專制——民主的專制。因為專制不分君主民主，它與權力的來源或權力在誰手上沒什麼關係；關係要在權力本身的行使。如果權力行使不受憲法和法律制約，即為專制。相反，權力受制於憲法和法律，便是法治或憲政（在此，二者同義）。故，君主專制，也可以法治；正如民主可以法治，也可以專制。

不幸，任公的政治學被後來的《新青年》切斷了，後者改寫的政治學正是把民主與專制對立起來，並以民主反專制。《新青年》七卷一號有陳獨秀的《實行民治的基礎》，內稱：「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用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後來人智日漸進步，民治主義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僅「拿他來反對專制帝王」，「無論政治、社會、道德、經濟、文學、思想，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遍及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竪起民治主義的旗幟。」《新青年》的民主雖可溯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更突出了它與專制的對立。不但影響更大，同時錯舛更多。

直到今天，國人依然大部分處在這種政治學的認知中，比如以上那條跟帖的看法就有相當的代表性。這種認知雖然來自當年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國民黨專制的歷史；但，這只是流，不是源（源頭在《新青年》）。是《新青年》式的民主在觀念上誤導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

民主何以專制，或，民主如何不專制：關鍵在於它對法治的態度。五四之後，陳獨秀在一次名為「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的講演中，把五四那天的學生行為稱為直接民主性質的「直接行動」。「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這樣的表述每一句都問題嚴重，最甚者莫過於「不訴諸法律」。其實，學生那天的火燒表演和幾十年後的紅衛兵打砸搶沒有兩樣，哪怕它頭上頂了個愛國的帽子。

北洋時代是一個修修補補的法治時代，《新青年》沒有為這個時代的法治推進而努力，相反，那位德先生要做的是踢開法治鬧革命。至於陳獨秀為什麼對憲政和法律反感，不妨見他在《立憲政治與政黨》中的言論：「立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制……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現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為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

早在1901年，梁任公在《立憲法議》中就指出：「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憲法之政，一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民主如果排斥法治，同樣逃不出專制的窠臼。2013年出版的《誰來守護公正》一書，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訪談錄。其中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接受訪問時很清晰地表示：「畢竟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我們是法治下的民主，某種程度上說，這與世界上多數同樣宣稱自己是民主政體的國家有很大不同。」這個不同，便以法治為界。民主必須是「法治下的民主」，否則用任公之語即「民主的專制」。

《新青年》在鼓吹民主的同時，不止一次表露出對法律的無視與排斥；故這樣的民主天然就內含著專制的基因。

（刊發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