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叉烧

Randiver

2020 年 1 月 17 日

IPFS

*叉烧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俩认识两年了。这篇文章是写给他的，希望他每一年都更快活一点。

12月，在格拉斯哥醉醺醺的大街上，我第二次见到了叉烧。他穿撞色外套，宽牛仔裤，戴一顶绒线帽子，比我第一次见他瘦很多。

他带我坐古早的地铁，像是70年代的苏联太空舱。车厢很晃，噪音很大，有点像我读本科时常坐的4号线。

叉烧的屋子像个热带雨林。电线像是盘死老树的藤条，瓶瓶罐罐像是长在书本岩层上的蘑菇，就连浴室的空气都是潮湿的霉味。估计最专业的家政阿姨都收不了他的屋子吧。

他每天就是这样，野生地起床，野生地睡去。他还给我铺了个野生的小窝。我因此拥有了绿色的枕头和被子。我称它为鸡屎绿。

叉烧还有个堪比米奇妙妙屋的厨房。在一个乌漆嘛黑的灶台上，他一次次向我证明，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广东人。站在半地菜叶子之中，他在乌漆嘛黑的灶台上自豪地掂着炒勺，而我夹起盘中的鱼香肉丝和酸辣萝卜干，竟也有了在脏摊大排档微醺的快感。

我开始沉浸在他每一顿制造的小惊喜里，也喜欢跟他逛超市，提着满满一兜子回家。

但慢慢地，我开始不那么享受了。

有一天，我装耳机的小兜子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被他混在没叠的衣服塞进了抽屉。我端详着兜子上被压瘪的小香蕉，终于明白了那些同居的人，为啥最后都散了。

因为边界没有了，“我”没有了，只有一个和白墙般空洞的“我们”。

我也不是个多整洁的人，但他屋子的乱真的把我打败了。刚开始还觉得这种乱有趣，新鲜，甚至还有点刺激，现在的感觉像是被八爪鱼按在硬邦邦的死珊瑚上，动弹不得。

晚上，他经常看傻乎乎的日本综艺，时不时地发出痴汉笑。循着他屏幕上微弱的光，我抬眼看着天花板，看着要溢出桌面的东西，看着外面被夜色包裹的欧式尖塔。想跟他说点什么：比如有空收拾收拾屋子，买盆花，买个香薰；比如少看点综艺，看多了人真的会傻......

但我一句也没说。我转向他，看他依旧专注。“我要睡了，晚安。”

“晚安。”他的视线没移开。

我转过身，过了很久也没睡着。

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很久。在公交车上，我因为怕晕一般都不看手机。但那段时间，我总是忍不住在车上刷手机，看他有没有回我。

因为他，我开始听Lana Del Rey，开始知道City Pop。他跟我说他成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耳洞，虽然这种小叛逆现在看来显得有点矫情。

他上大学跑到了东北，离他老家广州十万八千里。天高爸妈远，他也算是自由了。

18年最后一天，他来北京找我。我们在国贸地铁口见的面。他穿个宝蓝色羽绒服，栗色灯芯绒裤。我心想这个穿搭也太直男了吧。在国贸商城等电梯的时候，我才瞥见他银色的小耳环，一个很简单，很别致的环。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被优衣库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孩，应该有点东西。

我定了个越南餐厅，透过落地窗能看到大裤衩。他看我吃越南春卷时狰狞的深情，笑得很大声。

然后我俩去望京听跨年的Live，比我预想中无聊。到后面，我上下眼皮打架，只记得一个穿得煞白的铁T在台上扭来扭去，咿咿呀呀地唱着粤语，想请底下的观众大合唱，但大家连这支乐队叫什么都不知道。我感觉场面越发诡异，就和他离开了。

到了外面，望京Soho的灯几乎都熄了，奔驰大楼顶上的标志还在转着，像是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冷风把我吹醒了。眼前的路灯，斑马线，碗口粗的树，还有他，都清晰了起来。空荡荡的街，我俩被远处的高楼注视着，像是两只仰望星空的蚂蚁。

没有钟声，没有焰火。天地万物的安静，都归我们。

我有点想牵他的手，但没敢。

回来，我们平躺在床上。我忍不住试探他。他起初很勉强，但后来就依我了。他很娴熟地吻我的耳朵和脖子，手指一点点滑进我的口腔，接着又抚弄我硬邦邦的下面。我没想到他这么会，心中暗自窃喜。

高潮之后，我倒在床上，听着我和他有节奏的呼吸。我好久没有这么爽过了。然后我开始幻想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我的2019会很好，他的也会：我们俩会毕业，会拍很好看的毕业照；他会考出他的雅思，我会做好我的实习；我们到时会在英国相遇，去那些好玩的地方耍......

结果是，我们俩顺利毕业，也拍了很好看的毕业照；我们也在英国相遇了,也去了好玩的地方耍。

他雅思差点没考出来。他最痛苦的时候，我跟他说，实在不行就读语言班吧，几十万的留学成本都花了，也不在乎这几万了。他很坚持，说如果去读语言班，就只能证明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而我，也被一个自己搞砸的实习，挫败了两三个月缓不过来。我计划的暑假，是出入北京繁华的写字楼，做半个媒体人，结果是困在家里，每天跟大爷大妈抢泳池，时不时地反思，自己怎么就这么没用。

我和他的生活，原本都像是恨不得24小时闪闪发亮的灯箱，结果接上2019的电路就短路了，唰地一下就灭了。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都得这么灭一下。我只知道，灭了之后想亮起来，还真的挺难的。

有一天，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跟他说了。在他七零八落的房间里，熄灯后。

“我想跟你聊聊天。”

“聊啥？”

“也没啥。就感觉你最近都挺不高兴的。”

“..."

"是有啥事吗？”

“不想聊这个。”

“好吧。但我真的觉得，你身后那个背景板，不知道咋的，就黑了。”

“我想睡了。”

“好，晚安。

”晚安。“

那晚，我还是有点睡不着，但是我有点明白他了。

好多时候，不开心就像是鲠在喉咙的鱼刺。我是宁可干呕都要把它吐出来，但大部分人只想喝点甜甜的冰红茶把它压到肚子里。我以前看不起甜甜的冰红茶，觉得它治标不治本，还容易把肚子喝坏。现在想想，就算把鱼刺咽进去，也不一定消化不良吧。

生活都这么苦了，谁还不想要点电子世界的烟雾呢？

最后几天行程，我和他去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Oban的豪雨让我们啥也看不见，并且把我们逼进了一家极其好吃的汉堡店。我俩分别点了双层加州堡和巨型奶昔，堕入垃圾食品的快感里无法自拔。

Glencoe的巨大，空旷，棕色与野性，让我一瞬间觉得自己的灵魂趴在了地上，好像置身于某个遥远的地外行星上。它真的太像科幻片的取景地了。不过就在我感慨自己的渺小时，他好像正在抓拍吹苏格兰风笛的人，以及表情管理失控的我。他说那天的我，像个座山雕。

Belfast像是个板着脸的怪老头，冷峻且无趣。从机场大巴上下来，我感觉自己像是个踏上奥斯维辛的犹太人，面前乌黑的高楼都成了集中营的烟囱，而他已经开始用Google Map搜最近的星巴克了。

一杯星冰乐下肚后，我和他强撑着逛完了Titanic Museum（居然要我15磅），到了Airbnb民宿后，看到面前东北大炕一样的床占了屋子的五分之四，房东的狗还在外面嗷嗷乱叫。

“要不然我们改签吧。”“好。”我俩气得开始傻笑，边笑边捶对方大腿。

第二天，2019年12月31日，我们坐着大巴来到了北爱尔兰的海边。天难得那么晴，大西洋温柔地拍打着发白的峭壁，西斜的太阳把草地照成了金黄色，也把他的脸照成了金黄色。虽然他头发留长了，黢黑的皮肤像个普吉岛渔民，但阳光打在他脸上还怪好看的。他那天举着相机，对着山坡上的黑脸羊拍来拍去，像个第一次参观农场的小孩。

那天回去，我和他都早早地睡了，盼着梦里的自己快点推开自己小窝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