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人物

72岁的罗伊.丹霍兰德（Roy Den Hollander），曾经是个并不起眼的小人物。

1985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他，在获得律师执照之后，他开始为商业交易风险调查机构Kroll的俄罗斯分部任职，并娶了一名俄罗斯女子为妻。二人结婚之后来到了纽约生活，但是丹霍兰德很快就暴露出了性格中乖戾的一面，开始不依据证据地贸然指控自己的妻子与俄罗斯地下犯罪集团有染，最终导致两人卷入了一场极其暴力而混乱的离婚诉讼当中。

这场一团乱麻的失败婚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从一开始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对女性的刻骨仇恨。他曾经一度这样自白：“按照现在女权游说团体捏造的法律，有犯罪倾向的外籍女性只要说她们的美国丈夫虐待了她们，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并最终成为美国公民，而这些女性撒谎、犯了道德败坏的罪行，或者利用欺诈和伪证来获得进入美国并留在这里的机会，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无论是在个人网站还是社交媒体上，丹霍兰德都是一个骄傲的“男权主义者”；他不断地发表者人身攻击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以及全体女性的言论，以此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自己的公共表演艺术。在他的网站上，他用着橙色的字体显眼地写着：“现在是所有好汉们在丧失权利之前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了。”

从2007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起诉提供“女士之夜”服务的酒吧和夜总会。为了制造更多消费，美国多地的酒吧和夜总会会定期通过这种让女性比男性少付酒钱的方式来吸引女性顾客。由于联邦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丹霍兰德伺机数次在纽约市起诉当地的夜总会和酒吧的“性别歧视”，并声称这种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的规定。

在他看来，这样的歧视将会让男性在酒吧吸引女性时处于经济上的弱势。这起诉讼很快被法庭否决，他的上诉也被驳回。在当年接受《纽约客》一次颇具挖苦讽刺意味的采访时，丹霍兰德严肃地说道：“女权纳粹（Feminazi，一个常用于贬低女权主义者的词汇）已经渗透到机构中去了，而且权利已经从男生转移到了女生身上。”

2008年，丹霍兰德起诉了哥伦比亚大学，原因是这一隶属于常春藤联盟的顶级高校坚持提供女性研究的部门和课程，而这些学术思潮成为了“针对男性的仇恨偏见的堡垒”。在他的诉状中，女性研究 "将男性妖魔化，将妇女抬高，以便为基于集体罪责的对男性的歧视辩护"，并且“散布偏见，助长对男性的敌意和不信任，结果由于无知、虚假和恶意而导致男性的权利受到大规模侵犯”。同一年里，他还起诉了美国联邦政府，原因是1994年推出的《防止对妇女施暴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的目的和初衷同样在他眼中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两起诉讼最终都不了了之。

知名喜剧脱口秀演员，被国内观众昵称为“扣扣熊”的史蒂芬.科拜尔（Stephen Colbert）在主持讽刺性伪新闻节目“科拜尔报告（Colbert Report）”时，在2011年采访了再次计划起诉酒吧和夜总会的这名反女权律师。在该节目的“创造不同者（Difference Makers）”阶段，科拜尔看似一脸严肃实则满怀嘲讽地讲述了丹霍兰德的律师历程。在接受采访时，心中清楚自己在被戏弄的他面色不改，依旧滔滔不绝地声讨着女权主义和号召性别平等的女性，并定义了自己的目标：直到我的最后一块钱，我的最后一口气；如果死后还有什么，我将永远与她们战斗。

丹霍兰德这72年以来的人生似乎就是这样平淡无奇，除了时不时地成为媒体和脱口秀的笑料。然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这名坚定的反女权律师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放心依靠的政治领袖，也自此不必再收敛。

和丹霍兰德一样，70多岁的特朗普对女权主义嗤之以鼻。截止至今，这名结过三次婚，多次与色情明星和兔女郎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前环球小姐选美比赛所有者面临43项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指控。

大选前夕，特朗普2005年在一台大巴上高调炫耀自己尝试引诱并性侵犯采访者比利.布什（Billy Bush）的女同事的谈话被泄露，险些使他输掉选举。

而在2018年，接受主持人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采访时，特朗普再次声称自己绝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自己“支持女人，支持男人，支持所有人”。

2. 杀戮

作为狂热的反女权主义者，渐长的年龄与2019年绝症的确诊让丹霍兰德忧心忡忡。当自己的生命走向尽头之后，谁会继续接过自己的大旗，如此不顾一切以一己之力顽强地抗衡“女权纳粹”？

从2015年开始，丹霍兰德就一直在起诉美国军队的兵役登记系统（Selective Service System），因为其现有征兵制度仅对男性开放。负责听审这一案件的法官，是新泽西州的艾斯特.萨拉斯（Esther Salas）。作为贫苦古巴移民之女的她从小成绩优越，在2011年被时任总统奥巴马指派为新泽西州的地区法官，也是第一位在新泽西地区担任美国治安法官和美国地区法官的拉丁裔女性。

2018年，经过漫长的延期后，萨拉斯允许该案继续进行。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丹霍兰德继续对于这名成功的少数族裔女性法官的刻骨仇恨。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他指控萨拉斯是一名“平权扶持雇佣”，并沉吟道：“只要她们是中年或年长的黑人女性，女法官就不会打扰我。她们似乎对生活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而且不会被任何拖后腿的律师所欺骗。然而，拉美裔通常是一个问题，她们都是被自卑情结驱动的。”

一年之后，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2028页的雄文，记录了他对所有“政治正确”的人和物的鄙夷，和对特朗普等被传统男性气概奉为偶像的政治领袖。为此，年逾古稀的他还曾亲自参与特朗普的总统选举活动充当志愿者，文字中满怀着激动与向往。当特朗普赢得大选时，他欢呼雀跃地写到：“总有些时候真相和正义会获得胜利。”除此之外，在他的文字中，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充满了憎恶和排斥，认为她是一个“女巫”，“纳粹”，“狰狞歹毒的妖婆”，为了与他的母亲“对抗”，他自称从小学开始就经常未经允许亲吻和抚摸班上的女同学。

这样一个陷入疯狂的人，最终决定用最残酷的方式报复这个社会在他眼中的不公；与太多的精神失常，生活失意的杀人犯一样，他决定展开一场杀戮。

与常人设想的不同，丹霍兰德并非“孤军奋战”的反女权律师，但是他扭曲的世界让自己只能将与自己工作范围相同的同僚视作抢活的敌人。位于加州的律师马克.安格鲁奇（Marc Angelucci）同样发起了针对兵役登记系统的性别歧视诉讼，而这一切让丹霍兰德妒火中烧。7月11日，他来到了加州，耐心等待安格鲁奇开门之后将他枪杀在门口。

8天之后，他来到了萨拉斯位于新泽西的家中，伪装成快递员敲门等待。萨拉斯的儿子和丈夫开了门，而丹霍兰德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萨拉斯的丈夫，辩护律师马克.安德里（Mark Anderi）身受重伤，而她的儿子丹尼尔（Daniel Anderi）则不治身亡。身处另一间屋子中的萨拉斯没有受到伤害。

在这之后，丹霍兰德逃之夭夭。几个小时之后，联邦调查局和法警的探员们在纽约州卡兹奇山中（Catskills）找到了丹霍兰德的尸体，此时他已饮弹自尽。根据法警之后公布的信息显示，丹霍兰德的报复清单还有另一名曾经听审过他案子的女性法官，和告诉他绝症确诊信息的两名肿瘤医生。

3. 他(们)是谁？

当这个乖戾而敌视女性的失意者成为一个杀人犯的那一刻，所有把他当做笑话的人开始明白他的威胁。

《大西洋月刊》的作者梅根.加博尔（Megan Garber）认为，这样的定性给丹霍兰德提供了太多自由活动的空间，在嘲讽的同时增加了他的曝光度，忽略了他思想的极端暴力和危险。丹霍兰德自己也从来没有尝试掩盖自己暴力的一面：除了自己网站上的种种记录之外，加博尔还找到了一份他在2013年接受的采访，在这其中他公开声称自己要鼓动义警执法，并且计划打砸那些提供“女士之夜”的酒吧和夜总会。在接受“扣扣熊”采访时，他也曾经直白地说自己要用武力在华盛顿证明自己的正确。

然而，在媒体的嘲笑声中，没有人透过他起诉酒吧的荒唐举动认识到了这种不惜通过施加暴力为代价男性权利的实际危机。在丹霍兰德之前，美国社会中已经开始逐渐发展出了成组织成形式的男权运动思想和体系，并将自己的位置设立在与女权主义以及女性与男性获得平等对待的绝对反面。当这些想法被带过的时候，“奥夫顿之窗（Overton Window，一段时间内主流人口在政治上可接受的一系列政策）”的范围也在被拉伸，人们慢慢地常态化了这些危险的想法--以把它们当做笑话的形式。

女权主义媒体编辑安迪.蔡斯勒（Andi Zeisler）将丹霍兰德的举动与同时期女性所面临的威胁连接到了一起。在特朗普和其许多支持者们践踏女性权利之前，公共社会对于许多女性所表达的对于自己威胁的担忧不以为然。2016年美国大选以前，“男权主义”和“男子气概”等词汇似乎还仅仅是社会学者和一部分进步作品的小范围讨论对象。当一名女性面对如同潮水一般的人身威胁和骚扰时，她们最常收到的回复就是“如果你不上网不就好了”。

其实，不上网绝不可能阻止这些施暴者的脚步：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1989年，将自己精神的错乱和生活上的失败转化为对女权主义的极端厌恶的一名枪手就在加拿大闯入了蒙特利尔工程学院的两间教室，杀死了十四名女子之后饮弹自尽。

罗伊.丹霍兰德越来越不像一个特例。几乎每一起涉及到对于女性或者女权主义社会的谋杀，都与丹霍兰德一样，存在着一个个疯狂，孤独，破损的心灵与自尊。他们往往会在网上发布令人咂舌的言论，会在生活中表现出这种按捺不住的报复心和控制欲，甚至会频繁地通过骚扰和侵犯找回自己的自尊。这样的例子不会因为身份与阶级的不同而产生改变：福克斯新闻的前CEO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与知名恋童癖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ery Epstein），都曾经不止一次在生活中随意地炫耀着自己如何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玩弄女性。

可以肯定地说，当他进行谋杀的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危险思想的实践者，一个暴力体系的代言词。

4. 暴力，无穷无尽

特朗普的崛起，也让以年轻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另类右翼（alt-right）成为了社会上的热议话题，被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等热爱暴力的种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是与以往的社会工程，压迫政策等形式实施的白人至上主义不同的是，这场运动的生力军是一群极端仇视女性的年轻男子。

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自己称作非自愿独身者（incel, involuntary celibate），与丹霍兰德一样，往往只被当做一种网络上刻奇的亚文化。2017年的暴力游行和2018年在多伦多一场针对女性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才让两者的紧密关系成为更多人的讨论话题。

从很早开始，这两种邪恶思想的媾合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互联网上将PUA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男权主义者Roosh V，一个将自己的写作生涯几乎全数贡献给贬低和物化女性的自媒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另类右翼”的关注者。这些年轻的失意白人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多方面的因素，而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就在被推动的女权主义和种族平等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必然要消灭的血仇。一名曾经给Roosh V的网站刊稿过的白人至上主义分子如此写道：“阴道是女性本质的完美代表。一个空容器，一个洞，一个没有自己身份的空洞。如果没有一个男人用他的精华来填充她，她就像一个烂在人行道上的苹果一样毫无用处。”另一名知名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曾经多次公开骚扰恐吓女性的安德鲁.安格林（Andrew Anglin）在网站中曾经这样写道：“白人男子们，你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而是你们的女性！”

一个回归到白人成为唯一组成种族的社会，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女性只有两项功能：服从指令的家庭主妇，和吸引力强的性交对象。事实上，这样的思想在法西斯主义中源远流长：德国曾经长期流行“子女，厨房，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的谚语，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掌权之后便进一步着力宣传。年轻时候同样失意的希特勒，曾经在纳粹妇女联盟的演讲中骄傲地宣称，一名雅利安女性的指责就是她的丈夫，家庭，子女和屋子。

发展到现代以后，这些仇恨组织在伪装之下继续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行径。发展规模最大的一个组织是由Vice创始人加文.麦金内斯（Gavin McInness）所创立的男权组织“骄傲男孩”，而他们在夏洛茨维尔之后的每一场暴力抗议中都活动频繁。他们采取着一种与大卫.芬奇电影《搏击俱乐部》中一般的与世哲学：将自己生活中的失败，转换为报复社会的极端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是最合理的沟通方式，保留男子气概则是让西方社会对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重新骄傲的唯一方式。尽管多次发生过致人伤残的公开冲突，2018年，联邦调查局曾经公开声明，他们不认为这一组织属于恐怖组织。

与另类右翼相同，incel运动同样也在利用社交媒体的漏洞对自己的畸形思维进行掩盖。不幸的是，在夏洛茨维尔的暴力游行之前，真的有太多的人默认这这套话术不过只是网络中可被接受的一部分。现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被这种思维绑架，在无数反女性思想持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嘲笑之中，剩下的只有活动家和记者们对于这些公司负责人无穷止境的空洞咆哮。

5. 这是什么？

以这场谋杀为代表的针对女性的暴力思维存在着强烈的结构性和社会性。千百年来，社会体系，族群，国家和政府都是被且仅被男性所代表的。当女权主义运动成为学术和社会的崭新思潮时，社会学家们想要对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压迫性状态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义。迄今为止，最常见的两种概念是霸权主义的男性气概（Hegemonic Masculinity），和有毒的男性气概（Toxic Masculinity）。

霸权主义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格拉姆西的重要智慧结晶。这一概念认为统治阶级赢得和掌握权力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形成和摧毁不同的社会群体来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秩序，强行界定形式和规划范围，从而树立“常态”的特定标准。为了保证这一点，统治阶级会对不合乎或遵守规则的对象进行直接的威慑和惩戒。

对于hegemonic masculinity，澳大利亚性别研究学者R.W.康奈尔（R.W. Connell）在自己提出这一概念多年以后与2005年这样全新定义：多元化的，与男性部分传统特征相关的男性特征在具有社会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存在着与其他特性的从属关系，从而在中心化，制度化自己的同时去边缘化其他的思想，形成权威性的突出。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迈克尔.唐纳德森（Michael Donaldson）认为，由于性别结构与政治和社会结构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性别体系的不自主性使得霸权的男性气质成为了大多数社会形态的核心和特别组成部分。勇气、内心的方向、进取的形式、自主性、掌握、技术技能、团体团结、冒险、坚韧的身心，都是霸道的男性气质以英雄的形式自然化描绘的。这些特征通过围绕英雄的形式呈现出来：传奇、民谣、西部片、惊悚片；在书籍、电影、电视中，在体育赛事里，他们逐渐成为具有具体形象的个体和崇拜对象。

这种气概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体现形式。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弗拉德（Michael Flood）认为toxic masculinity的概念也是一种合理的定义，因为这种既定的思维认为，对男孩和男人必须积极、进取、强硬、大胆和支配性的期望是在这种思维中不断得到认可的。有很多不同情况的微侵略（microaggression）在我们的生活中活灵活现，比如大街小巷之中，无论文化都耳熟能详的一句“你就像个娘们一样”的羞辱。与hegemonic masculinity不同的是，toxic masculinity将界定范围严格控制在男性气概的社会性和社会特征之中，并且比一个学术化且存在严重定义争议的概念更具有普遍的可教育性。

澳大利亚犯罪学家迈克尔.萨尔特（Michael Salter）根据康奈尔和唐纳德森的理论，严肃地分析了2014-15年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游戏门（Gamergate）"网络群体暴力事件。这场争议的起点，根据萨尔特的介绍，来自于一场失败的感情关系。在游戏设计师佐伊.奎恩（Zoe Quinn）与埃隆.吉欧尼（Eron Gjoni）分手之后，吉欧尼在游戏研发圈散播了一个阴险的谣言，认为奎恩在游戏界的成功源于她与游戏高管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随着滚雪球的有规模，有预谋的发展，这场运动最终成为了一场针对在游戏界曝光率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平等的女性参与者和女权主义者的浩大声讨。

由于全世界的社会曾将科技关联为一种进步的力量，萨尔特认为所谓游戏生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极客——所默认的 "白人、男性、中产阶级和异性恋 "的设定，加上他们的其他类型男性气质的非传统特征（如普遍缺乏体魄和外向性），已经凝聚成一个具有共同身份的内群体，害怕多元化人群的挑战。这个内群标明女性通常不懂技术领域（包括游戏玩法和游戏设计），因此强烈地排斥她们，并曾长期将她们标明为性化对象。在大多数销量最高的游戏中，默认的设置总是侵略性的行动，而萨尔特认为这是霸权主义男性气质的一个共同特征。

游戏门之中的群体排斥，用在美国日渐塌陷的政治生态之中，同样适用。就在丹霍兰德杀害法官一家的两天之后，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丽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公开声称，在和他打了一个照面之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霍（Ted Yoho）对她展开了无穷尽的言语攻击和骚扰，其中包括将她称作“a fucking bitch（注：该词汇过于不雅，在此不予翻译）”。在约霍漫不经心地进行了一番表面文章的道歉之后，这名年轻的女议员在7月23日给整个国会上了重要的一课。

首先，她在演讲中指出，约霍在她没有做任何事的前提下对她进行的无端的挑衅，除了羞辱她之外还将手指按在了她的脸上。然后，她言简意赅的对于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进行的直白的定义：“这种问题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有罪不罚的文化，是一种接受对妇女的暴力和暴力语言的文化，是一种支持这种文化的整个权力结构。”早在她还是一名酒吧服务员的时候，她就听过太多这样的羞辱，而相比于默不作声，她的反驳是在给更年轻的女孩和男孩树立正确的性别思想榜样。《纽约客》杂志评论家大卫.伦姆尼克（David Remnick）指出，由一个性格悲惨的恶霸总统所主宰的政治生态，在偏执和蓄意煽动分裂的基础上鼓动着约霍的卑劣行径。相比之下，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捍卫了原则和无数女性的尊严，展现了文明社会应有的形式。

从丹霍兰德，再到另类右翼，男权组织，游戏门，再到特朗普和约霍，与这种危险的男权主义思想的对抗是艰辛的，也是模糊的。2019年，在为《大西洋月刊》的特邀撰稿中，迈克尔.萨尔特回顾了这个问题，并展望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眼中，toxic masculinity的定位更加模糊，因为这一词汇最初的创立恰恰是为了推广男性的“阳刚气质”而创造的反义词。80年代的原始定义认为，受第二波女权主义影响，男性的某些特质是 "有毒的"，真正的男性气概应该是斗志昂扬的，像战士一样的。

相比之下，认为男性气概并非单一的康奈尔等人将性别作为关系和行为的产物，虽然较为笼统，却能够将这一气质从阶级，种族，文化，性别这些因素进行普遍性的跨群体分析。从显然不符合这一定义的incel文化圈和游戏门参与者之中，可以看到这一理论仍然更加具有可行性，能够分析和预防许多男性堕入仇恨和暴力的无尽漩涡。

虽然说数据一再证实持有性别歧视态度的男孩和男人更容易实施性别暴力，但是对于男性气概进行“有毒”和“正常”的区分存在着一个萨尔特和康奈尔都认为存在的问题：它没有解释这些性别歧视的态度从何而来，忽略了现有的主流统治文化的现实条件和所有力量。

通过关注文化，反对toxic masculinity的人可能会在无意中与维持这种气质的机构合谋。酒精行业资助的研究会否认酒精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而将责任归咎于 "男性气质 "和 "饮酒文化"，活灵活现地运用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关于有毒男性气质的论点。然而，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酒类商店的密度会增加当地的家庭暴力率。任何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严肃框架都将解决酒精供应问题以及男性规范和性别歧视问题。

在霸权统治结构不被承认存在和挑战的情况下，对这种形式的男性气质与其所产生的种种暴力事件与心态，不会存在合理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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