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路漫漫

日前在網上看到一段影片，片長大概七分鐘，講述五六十年代天台學校的成因、校舍、上課情況。影片不長，但能說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社會狀況，社會普遍巿民生活匱乏，文盲甚多，加上國內社會動盪，逃難來港者甚多，兒童教育成了嚴重問題。天台學校多由慈善團體舉辦，政府只是給與地方的便利，及一些資助而已，在艱難日子中維持。校舍簡陋，甚致沒有上蓋，烈日當空下仍要上課，下雨天便要停課，沒有圖書館、操場等基本學校設施。筆者就學時雖已很幸運地能在設備齊全的官校上課，看到影片中的學生老和老師們的艱辛，十分敬佩。

影片中的畫面，不其然想到新亞創校。張丕介先生在《新亞書院的誕生前後》一文中言：

因為學校小，經費奇缺，我們收容的學生極有限，所以許多青年不得其門而入。至於這些少數被收容的學生，也正是最貧困的。貧病相乘自是無法避免的，他們的健康情形，一望而知，使人為之不忍。學校無醫藥設備，對他們無法一一照料。對病勢特別嚴重的，如肺病患者，我們接洽私人醫生，替他們免費治療，打針，服藥，或送入醫院療養。學校不顧用工人，打理雜務，乃創行工讀制度，使學生獲得食宿之所。[1]

上文道出新亞創校初年，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也想到當年不論是老師或學生，很艱辛，盡量克服困難，雖是窮途，只要抱有希望，有堅定的意志，就不是末路。影片結尾中言道，當年的天台學校，師生情誼十分深厚。在求學路漫漫上，貧苦的學生們，對於有機會讀書十分珍惜，老師為了使命，也盡心教導，雖艱難而不覺苦。就如當年桂林街的新亞書院，師生們能以「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來自勉。

今天香港的基礎教育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但要面對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問題。自幼稚園開始，漸漸擴展到中小學，乃至大學。這幾年香港政治情況不斷惡化，當年大批難民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今天卻輪到香港人因政治原因逃到海外，逃亡海外者很大部份是社會精英，他們舉家移往海外定居，不少是帶同年幼子女，導致學生流失率高。不少中小學有停辦危機，連同大學學額也充裕起來。這數年間，一向倡議學術自由，已變成了口號，學術議題稍有涉及政治，甚至不涉及政治，只是批評政府民生問題，皆可視為使人憎恨政府，而被那條「國安法」所拘捕。那種動輒得咎的情況下，學校便是首要成為打壓整肅的對象。面對這樣的困局，離開似乎是唯一的選擇，導致學生嚴重不足。

新亞研究所創立於一九五三年，與影提到的五六十年代是同一年代，也是香港的艱難時期。在生活匱乏中仍堅守學術自由，目光不是放在某一政權，而是人類的幸福，以中國文化為根基，配合世界性的文化，至今已六十九年，明年便是七十年。這接近七十年光景中培育了無數的人才，有些更成為大學者，名揚海外，有些則默默地耕耘承傳了先賢的遺志，努力教學，望薪火相傳。上文言到近幾年大批人才流失，也影響到研究所收生。入讀者寥寥可數，去年更是沒有人報名。停辦危機一觸即發，筆者努力呼籲校友、同學等幫忙宣傳。

面對今天的時局，政府對教育的鉗制，幼稚園生便要學習國安法，中小學師生要學習國安法，大學學生會被取締，自由之聲成了絶響。新亞研究所因不受政府資助，尚可保留了些微的自由空間，很可惜面對收生不足而要停辦。新亞研究所近年沒拿經費在宣傳上，沒有在台灣招生，甚至社交平台上的宣傳也欠奉，不知道管理層是否著意地讓研究所停辦。假如停辦，香港這混濁滔天的社會，保留那點清湶也不能。過去面對是生活的艱難，今天面對是思想上的貧乏，我不禁問管理層有沒有盡全力挽救？有人對我說，都是讀讀書而已，讓研究所轉型吧，轉了只辦講座、國學班等類近的學習中心，都是差不多。我想，當年先賢辦研究所，不是為了消閒，而是認真地研究學問，目光更遠大，要從人類文化發展作為終極目標。當我們活在被壓迫的空間中，假如選擇了妥協，而不以行動來抵禦，甚致未敗已言降，除了對不起當年創校先賢的一遍苦心，會逃過自己的良心嗎？

新亞學規：

第一條：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第十條：人類文化之整體，為一切學業事業之廣大對象，自己的天才與個性，為一切學業事業之最後根據。[1]

新亞所重視的是「為學與為人」兩者並存，現時的大學被稱為高級的職業訓練場，真正的為學則欠了，學習也流於技術層面，畢業後以找到好工為目標。上文言為了「人類文化之整體」，對現時大學來說只是寫在文本上的話語，放在高閣上，必要時拿來讀讀，以示自明清高。儒學重實踐，實踐最困難，不是從文字上雕琢得天花亂墜的空談，而是真真實實地從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有人說讀書而已，我則認為讀研究所是學習嚴謹的研究學問態度，成為一個真真實實的人，從研究中體悟人生，再把自己所學傳揚開去，可著書立說，或是教學，或是從自己的工作上鑽研，望有能在事業上發展，從而對人類有更大裨益。這些目標又豈可是與甚麼學習中心同日而語。

新亞學規第十四條提到宋代書院教育，現在引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間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2]

這篇揭示，是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時寫的學規，寫完後便掛在楣間，讓學生可以看到，從而提醒自己，作為求學者規矩準繩。與錢先生訂定的新亞學規「為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相通。錢先生等先賢，看準了中國文化精萃，以宋代書院的精神辦學，抗衡當年共產思想的洪流。今天香港的遭遇，艱難不在經濟上的壓迫，而是設下了種種無形枷鎖，好等人們恐懼，之後習以為常，以扭曲為常態。新亞研究所的作用是，在混濁洪流中保留一口清泉，讓學生在無枷鎖的困阨下，自由做自己的研究，在老師悉心指導下完成自己的理想，望能為人類帶來點點供貢獻。

昔日天台學校，為窮苦學生帶來了求學的渠道，為人的質素培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天台學校不復存在，但其精神卻長存。新亞精神「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就是那種在艱難中仍堅持的精神，如在天台上烈日當空乃上課的師生那樣，不怕苦，在求學路漫漫上前行。寄望新亞研究所師生，能竭盡所能，讓新亞研究所這口清泉長流不息。

[1] 《新亞教育》，頁1-2。

[2] 李夢陽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上冊〈白鹿洞志〉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192-193。

[1] 《新亞教育》，香港：新亞研究所，1981年8月，頁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