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幸彤六四煽惑集結案　終院一致裁律政司得直、恢復定罪　官指警禁令顯然合法

（原文刊載於法庭線）

2021 年六四維園悼念集會，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被指發文呼籲市民參與，被控煽惑集結，原審罪成判囚 15 個月；她上訴得直獲撤銷定罪。不過終院周三（24 日）一致裁定，律政司終極上訴得直，恢復對鄒的定罪裁決，並將刑期上訴發還高院原訟庭處理。

5 名大法官對關鍵問題，即被告可否在刑事審訊中挑戰「行政作為」、提出「間接挑戰」，例如以挑戰警方集會禁令的合法性作為辯護理由，分成兩大陣營。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指，終院基本上以 3 比 2 大比數達成裁定，被告可在刑事案中挑戰相關合法性。

根據判詞，首席法官張舉能等兩大法官認為，若容爭議禁令有效性，會削弱禁令的權威，對國安等構成損害，例如警方將不知可否拘捕不顧禁令者。常任法官李義等 3 大法官則認為，被告可挑戰行政作為的合法性，不過指鄒的理據不成立。

李義指出，警方的「主動責任」並不包括想方設法確保集會得以舉行，強調主辦方有責提出措施，並要說服警方，他們具有能力執行。李又指在本案中，完全理解警方不信服支聯會有能力確保執行措施，維持公眾安全，認為警方的禁令「顯然合符比例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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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由懲教押送至終院
人員架設充氣隧道、窗簾布

正因支聯會國安案還押的鄒幸彤，早上由懲教押送至終院。她下車時，懲教在囚車出入口設置充氣隧道，並使用灰色窗簾布，遮蓋隧道與囚車的接駁位。

其後鄒在早上 9 時 48 分進入正庭，她綁起馬尾，身穿灰色大褸，並笑著和公眾席的人揮手。支聯會前常委鄧岳君、徐漢光等人，都有到場旁聽。

爭議點：被告可否挑戰
警方對集會發禁令的合法性

本案上訴方為律政司，由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高級檢控官劉允祥代表；答辯方為鄒幸彤，由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大律師吳宗鑾代表。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以及海外非常任法官紀立信審理。

根據判詞，鄒幸彤在本案中，被控一項《公安條例》下的「煽感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原審時，她質疑警務處長對 2021 年六四集會所發出的禁令，是否具合法性。而是次律政司一方的上訴，則關乎被告可否在刑事法律程序中，對行政作為或命令的合法性，提出「間接挑戰」（collateral challenge），作為其辯護理由。

在刑事程序中，「間接挑戰」是指被告挑戰某個行政作為的合法性，而該行政作為的合法性，與案中控罪元素不是直接相關。

5 大法官理據不一但結論一致
裁鄒幸彤恢復定罪

判詞可見，5 名大法官對爭議點的意見不一，但均達成同樣結論，即律政司上訴得直，恢復鄒幸彤原審定罪，並發還刑期上訴予原訟庭法官裁定。

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林文瀚均認為，本案中鄒幸彤不可在審訊中挑戰警方禁令的合法性；相反，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以及非常任法官紀立信，則認為可以挑戰。

對於被告未來可否在刑事程序中，挑戰行政作為或命令的合法性，判詞未有明言。法律評論員黃啟暘回應《法庭線》指，按判詞，本案基本上以 3 比 2 大比數達成裁定，亦即被告可在刑事案中挑戰相關合法性。

張舉能引「民間電台案」：
行政決定合法與否非必要控罪元素

張舉能在判詞中指，能否在刑事程序中挑戰行政作為（administrative act）的合法性，關鍵在於它是否與該宗刑事案件相關（relevant）。

張引「民間電台案」為例，當時行政會議根據《電訊條例》不批准發牌予申請人，及後申請人無牌廣播被控，並在審訊中挑戰行會不發牌決定不合法，但案例指行會決定是否具合法性，本身並非必要的控罪元素，因此對刑事法庭審理該控罪，沒有相關性，亦即不得挑戰合法性。

張舉能：《公安條例》設機制
已平衡秩序和自由

張又指，只要行政作為未被司法覆核撤回，刑事法庭就有可能裁定被告定罪。對於有案例認為，不可以僅因存在司法覆核此選項，就剝奪被告在刑事審訊上挑戰合法性的權利，張舉能認為，問題的關鍵，最終在於「法例釋義」（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張引案例指，所謂「法例釋義」，即詮釋條文，須考慮其背景及目的。他指翻查《公安條例》，見在 1967 年社會嚴重動蕩之時立法，之後分別在 1995 年及 1997 年修訂。而條例針對公眾集會規管時，明確指出「國安、公眾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保障人權和自由」的重要性。

張認為，條例經已平衡兩者，條文才會訂為：若沒事先通知警方，或被警方禁止，不得進行超過 50 人的集會；行使禁止集會的權力，須為最後手段；就禁止集會一事設上訴機制等。

而《公安條例》已指明，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對集會是否合法，有「最終」裁定（The determination of an appeal by the Appeal Board shall be final.），認為除非在司法覆核上挑戰成功，否則若容在審訊中爭議，條文中「最終」一詞便會廢了意義。

張舉能：如刑事審訊中重啟爭議
將削禁令權威

張另指，《公安條例》同時訂出控罪（offence-creating provisions），若違反禁令，會危及國安、公眾安全、公共秩序，和其他人的人權、自由。假如被告在刑事程序中，重啟禁令有效性問題，亦會削弱禁令的權威，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構成損害。

他舉例，例如這樣做會令公眾不肯定可否出席相關集會，而警方也不知可否對不顧禁令而出席集會的人士，採取合法拘捕或執法行動。張總結指，他認為刑事審訊中，被告不可以挑戰行政作為或命令的合法性。林文瀚認同張的觀點。

李義：被告應獲容許
在審訊中就控罪挑戰任何事

李義則指，他雖同意被告應恢復定罪，但理據與張舉能有別。他認為，被告可以循「間接挑戰」（舉例指如有違法定程序等）和傳統的合憲性挑戰兩個進路，挑戰行政作為或命令的合法性，但認為鄒幸彤的挑戰理據不成立。霍兆剛、紀立信認同李的觀點。

李義指出，鄒幸彤在本案中，循「間接挑戰」出發。李引案例指，在刑事審訊中，被告應獲容許就其被檢控的控罪，挑戰任何事，因此邏輯上，亦應准被告提出「間接挑戰」。

他指若挑戰成功，例如它涉及必要的控罪元素，便可構成辯護理由；若失敗，未能構成罪脫，則相關挑戰也變得無關，應予駁回。

李義：警禁令與控罪元素相關
鄒可挑戰

李義認為在本案中，警務處長的集會禁令是鄒面對控罪的必要控罪元素，同時是控方案情的重要部分，因為鄒被控煽感的罪行詳情，涉及「未經批准集結」，而集結是否被視為「未經批准」，與同一條例第 9 條「警務處處長禁止舉行已作出通知的公眾集會的權力」相關，因此鄒可以在審訊中挑戰禁令的合法性。

不過李義認為循兩方面審視，鄒幸彤的理據都不成立。

李義：警「主動責任」不包括
想方設法確保集會得以舉行

就「間接挑戰」，李義指，鄒提出警方在條例下有「主動責任」，提出合理及合適的措施讓公眾集會得以和平進行，而非直接禁止；李指，鄒一方認為警方沒履行「主動責任」，因此警方的集會禁令是不符比例、無效。

不過，李義引終院案例指「主動責任」並不代表警方必須想方設法（devise a way），確保集會得以舉行，指如警務處長經真誠考慮加入條件、但合理地認為措施不可行，條文並沒約束他不可禁止集會。

李義又指，「主動責任」應理解為與警方一般權責有關，例如交通管制、人群控制，維護秩序，包括處理反示威等等，與鄒所指有別。李續指，基本上應由集會主辦方提出令人滿意的安排，解釋如何在無疑有重大公眾衞生、安全風險下，舉行公眾集會。

李義：主辦方有責提措施
說服警方有能力執行

李強調，是主辦方有責提出可行的措施，並說服警務處長，他們具有執行的能力（It was up to them to identify realistic measures and to persuade the CP that they had the ability to enforce them effectively.）。

李又指本案的擬辦集會中，預期涉及 4 至 6 萬人參與，而時長以小時計，完全理解（it i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警方不信服主辦方有能力確保執行措施，在疫情之中維持可接受水平的公眾安全。警方對此有寬闊的酌情權，而涉案的禁令「顯然合符比例和合法」（The prohibition was, in my opinion, plainly a proportionate and legitimate measure.）。

而就合憲性挑戰，李義認為，警方的禁令考慮了新冠疫情下，保障公眾衛生安全，決定合法及符合相稱性，鄒的挑戰亦失敗。

鄒幸彤原審罪成
其後上訴得直

2021 年六四維園悼念集會，警方以防疫為由反對，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被指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呼籲市民參與。

鄒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她不認罪，經審訊後，原審裁判官陳慧敏於 2022 年 1 月裁定她罪成，判監 15 個月，部分刑期與另案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鄒提出上訴，高院原訟庭法官張慧玲，於 2022 年底裁定她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判刑。

《法庭線》裁院、高院判詞及案件整合報道，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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