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特立獨行的香港知識分子—— 憶李怡先生
文｜陳雅明
李怡先生的《失敗者回憶錄》敲定在台灣出版，「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他不時在報章、講座引用馬爾羅的名言，回顧自己思想、政治、陣營的轉變，在他生後仍然承受前期背景而來的罵名。
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一個自由主義者
「我不是左，也不是右，我是一個獨立的寫作人。」李怡先生最大的啟發是他特立獨行、不斷自省。我與李怡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是在2014年10月，還在港大唸書，正在辦港大學生報，邀請了他擔任時事沙龍的嘉賓。
那時候還未建成香港大學站，我在薄扶林道的舊大學入口等候，李怡先生從的士推門出來，白髮翩翩，踽踽獨行，不必拐杖，沒有助手，穿著卡其色的西裝外套，總是我行我素，如武俠小說大隱隱於市的高人，像文藝電影的作家瀟灑自若，當時他已經七十八歲，還是健步如飛。我在他旁邊，望著他的側臉略微向上，似乎在追憶地說：「四十年前經常受學生邀請來港大做中國周講座嘉賓，鈕魯詩樓還在嗎？」這個特立獨行的形象與他筆下的文字互相輝映，真正做到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在他身前，就有不少人拿他從左派、到泛民、再到本土的立場說事。在2014至2016年，那些攻訐為最甚。有人攻擊他為「三姓家奴」、有人認為他「拍青年人馬屁」、有人指摘他「分裂陣營」，當時我們計劃合作寫一本人生議題的書，因此是我與他交流最頻密的時期，那些都看在眼內。他一身追求的是「自由」，他認為知識分子必須保持獨立性才能自由，他有兩大寫作原則：一是不畏強權，二是不畏群情，他跟我說，其實後者比前者更困難。他人生遇過兩次群情洶湧的狂熱抨擊，一是2008年根據徐復觀的文章發表「天譴論」，二是2016年我見證過的梁游事件。
2008年那次李怡先生堅持拒不道歉，認為立論有理有據。2016年那次站在年輕一方說話，除了受社會輿論批評，身邊的朋友也針鋒相對、割席、疏遠。那是我見證過的，「去到這個年紀，我已經不介意別人怎樣看我。」多年以後，那些爭論看來十分微小，但當時卻是相當悲哀，到現在也感到悲哀的是，香港有不少學者博士之流，遺憾地有良知、有勇氣說真話、不看老闆臉色為文的，只有一個李怡。
忠於自己，不斷剖白的文字
李怡先生的文字是上承魯迅雜文風格，不時在解剖自己的內心，無論他的立場如何轉變，背後堅持的是「忠於自己」的認識。他的評論不是超然理性那一類，他有文學底子，相信人的感覺、情緒與怎麼認識這個世界是不可劃分。他經常提及的作家除了魯迅，還有契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芥川龍之介。
我與李怡先生合作寫的書，寫到一半就因為世道嬗變擱置。後來年輕導演林子穎拍攝李怡先生的紀錄片《坐看雲起時》，找了我評論李怡的文字。林子穎拿了一張皺了A4紙給我，寫著八十篇文章的標題。我早已埋藏在堆填區的記憶忽然躍然紙上，是我曾經希望在李怡八十歲生日時出版的八十篇文章的選集。當時他跟我說，有些文章選得太長了，計劃因此又擱置了，連我自己也忘掉那張廢紙去了哪裡，原來李怡先生一直保留下來。
我把八十篇文章找出來重看了一遍，趣味盎然地把他其他書又重讀一次，又問他借了早年出版的絕版書如《晨星及其他》（他二十多歲時寫的散文集）、《知識分子與中國》（他在八十年代訪問過的著名知識分子，例如勞思光、徐復觀、余英時）、《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我從他百多萬字的著作編成《走過悲觀而積極的人生——李怡語粹》（簡稱《李怡語粹》），實際上他寫的字超過千萬。
魯迅說：「我的確時時刻刻在解剖別人，然而更多是無情地解剖自己。」華人世界中，最難能可貴的是「解剖自己的文字」。我選了11篇在《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反映李怡心路歷程及內心掙扎的長文編在《李怡語粹》。
其中有一篇《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自序反映他脫離左派成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剖白：「其後，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了重大的壓力，使我一度既被『勸告』、也不得不考慮把銷路廣闊的《七十年代》月刊停辦，並考慮自己從此沉默。但在事實不斷被謊言掩蓋的世界裡，我實在很難沉默。性格是決定命運的，於是寫作這些文章的這兩年，遂成為我生命中最多矛盾和坎坷的日子。我不僅要否定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而且要被迫放棄一些事業基礎和個人利益。我不否認這是痛苦和需要勇氣的。但極有限的真話也必須要有人講出來。所以儘管這本書中的見解無甚高論，但對我來說，我珍惜生命中有這麼兩年，憑勇氣，付出個人的代價，寫下了這十篇文章，說出了極有限的真話。」
李怡先生的寫作生涯超過60年，橫跨香港幾代，而且長居香港，親歷香港近代史幾乎所有重要事情，筆耕不輟，後期的報紙專欄大多結集成書，但《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文章未經整理，那些份屬珍貴的歷史文獻容易被人遺忘。吳靄儀日前在《明報》專欄寫下「李怡留下的豐富著作，需要而值得認真和客觀地研究，重新估量：李怡其人及他的時代。」我深以為然。
了解新趨勢 永遠保持年輕
李怡先生逝後，不少人稱他為「青年導師」，認為他影響了幾代的青年，但這側重點忽略了李怡先生是那麼好學不斷，長期緊貼新趨勢的脈搏而從不故步自封，甚至是主動向青年了解社會新動向、新科技。
有一次在港大的講座上，有朋友稱李怡先生是比起在大學課堂上的老師更值得稱為「老師」。李怡先生當下回應：「四十年前，我經常來這裡，那時候的人都稱我為『青年導師』，後來我發現自己是『青年誤導師』。」所以，我們稱李怡為「李怡先生」，不是「李怡老師」。又有一次，在書展的講座上，一個中年讀者發表了五分鐘「追捧」李怡的言論：「從《七十年代》開始看你的文章，你帶領我們對世界認識的轉變⋯⋯我會永遠追隨你。」正當我心中猜想李怡先生會如何回覆時，他僅說了一聲：「多謝。」
知識分子總是喜歡充當指導者的角色，我不知道四十多年前的情況是怎樣，與晚年的他相識交流完全感受不到他「好為人師」的習氣，他不是想領在我們的前面，也不是想跟隨我們的後面，是想站在我們旁邊。他說Karl Popper的名言是他的人生座右銘：「人類知識是不斷從臆測與否定中發展出來的，而批判精神即是科學精神。」他寫過：「人的思想必須隨著認識的增長而改變。人是需要不斷否定過去、不斷批判自己才得以進步的。」
對一個肯定有很多知識及人生經驗的人來說，教導別人從來不是難事，不斷跳出既有框架，學習新事物才難能可貴。
那大概是最後一次與李怡先生在他的北角居所吃晚飯，我進門後，看到他正忙著把上網線翻來翻去，他說不知道電腦發生了什麼問題，弄了一個下午都搞唔掂，他說找了師傅維修但要明天才到，「但盡量都唔想脫稿啦。」李怡先生好早就學會打字、上網、使用電腦，也沒有助手。我幫助他修理了一輪，終於可以上網，他面露微笑，似是鬆了一口氣，那時已經是晚上十時多，我說：「咁我走先，唔阻你寫文。」李怡先生氣定神地說：「可以傾一小時，腹稿在腦海，好快就寫好，在截稿前交到。」
國畫大師黃永玉替李怡先生畫過一幅側臉的速寫，掛在他北角居所的客廳。我坐在那裡聽他分享往事，或討論世情，有時候問到一些人生問題，他會沉默地停下來，微微轉身凝視遠方，那側臉的神態如同黃永玉的畫作，那是一個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姿態，望向遠方的眼神，不知道是正在回顧自己年輕時社會主義理想的幻滅，抑或是對年輕一代在未來的希望寄託？「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了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七十年代》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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