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6：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

1997年底，出版《香港1997》那本書的《商業周刊》，請我就香港主權轉移半年後的香港情勢作一評估。其後香港電子媒體也就此問題訪問我。他們大致上認為我過去對九七後的香港過於悲觀，問我有沒有「跌破眼鏡」？

如前文所說，九七之初因中共忍住手沒有干預，司法獨立如九七前，行政掌握在原有的公務員手中，政治上的「不變」可以說有一百分。但經濟上出了大問題。股市狂跌四成，房價大幅下滑，房地產仲介業務萎縮，……。許多人認為這一切，同1997年10月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就表面現象來看，確實如此。但經濟同政治是分不開的，企業家、投資者必然會關心政治動向。香港在九七後半年內的經濟大幅下滑，所有問題都和「回歸」後的政治哲學改變有關。

1997年10月，董建華上任三個月，民調顯示他的民望甚高，支持度達到百分之六、七十。10月他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滿懷信心地表示要把治港工作放在房屋、教育、老人福利等方面。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他提出「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後，全港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這是會使一些人感到「振奮人心」的指標。但這個指標的制訂，有沒有經過如港英時代自下而上的專業和謹慎的評估程序呢？至少沒有人看到。

八萬五計劃在社會引起議論後，當時行政會議成員、據稱是八萬五倡議者的梁振英說，有關計劃是彭定康時代就開始研究的，把責任推給前朝。但在1997年2、3月間，曾經有一位在房屋司擔任高職的朋友給過我一份名為「長遠房屋策略評議」的文件。這文件是顧問公司的專家撰寫的報告，通過調查和專家設計的電腦程式，計算出從1995年至2006年這十一年間，香港平均每年對房屋單位的需求為八萬個。文件又指出，當時香港人有自置居所的家庭略超過50%。

八萬個單位是「需求」，而不是必須實現的「指標」。港英時代會在施政報告提出願景，但從來不會訂出指標要各級官員及社會各界去「追求」。「需求」與「指標」有啥不同呢？以房屋供應來說，了解了社會每年有八萬個單位的需求，政府就首先從私人地產發展商那裡，取得他們每一年會在市場推出多少個新單位，再計算政府仍需建多少公營房屋（一些地方稱之為「國民住宅」)去滿足社會需求。因為發展商是半數以上的房屋供應來源，也是支撐著股市和各行各業的最大企業，是經濟命脈所在。八萬五千個單位當然首先要依靠地產商去供應。

「指標」就是領導人提出一定要實現的宏圖大計，而自置居所從50%在十年內要大幅升至70%，更是大躍進式的「指標」。

提出八萬五作「指標」，私人發展商既知道這是董特首的「嬰兒」，卻不知道政府會建多少公屋，不知道會不會供過於求，影響樓價。加上在金融風暴後加息的陰影下，地產業好景不再，於是很多地產商就放緩了發展項目。為實現董建華的「指標」，政府就要增加以及加快建公營房屋。

此外，為了實現70%的自置居所，政府決定將廉租的公共房屋，以極低的售價賣給現有住戶。

政府的加快建公屋和廉價賣公屋，均使社會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調。地產代理公司紛紛倒閉。許多擁有自置房屋人士，資產大幅缩水。更有不少正在分期付款供樓的人士，因房價下調而使擁有的物業變成負資產，即市值比尚未清還的本金現值還低。

股市中有四成屬地產股，地產下跌也使股市不斷下跌。九七前香港的經濟榮景一落千丈。當時不少人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但董建華一直沒有表示八萬五建屋計劃會取消。直到2000年他接受電視訪問時才說，1998年就沒有提八萬五啦，它已經不存在了。「不提及等同不存在」，讓市民感到驚訝。

他說這句話之後某一天，我與幾位傳媒朋友應邀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官邸午餐。席間我問財政司司長，八萬五已經不存在這件事，董先生有沒有告訴你？他遲遲疑疑不知如何回答。於是我說，那就是連你都不知道啦！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九七後第一任特首提出一個建房指標，就反映治理哲學的根本改變。港英時代，包括麥理浩十年的許多重大建樹，儘管開始可能都是高層的構想，但一定經過自下而上的層層調查、顧問公司的報告、有關委員會的研究、社會諮詢，才會在施政報告中作為願景告訴市民。

那時的港英政府，我覺得有點像《道德經》所說的「太上」境界：「其貴言也！成事述功，百姓皆謂：我自然！」意思是「為政不在多言」，辦成了什麼事，在講述功勞的時候，百姓都說，是我自然得到的。不會感謝領導者。

而中國專權政治的傳統，就是掌權者喜歡多言，好大喜功。中共建政以後，最高領導換一個就總要提些宏圖大計，以體現領袖的豐功偉業，歷史留名。這些大計許多都是擾民，有些更造成對環境和社會秩序的破壞。董建華即使在港英行政局當了多年議員，還是擺脫不掉中國人的政治傳統。

（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8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 題記
2. 闖關
3. 圈內圈外
4. 殺氣騰騰
5. 煎熬
6. 傷痛
7. 動盪時代
8. 抉擇
9. 那個時代
10. 扭曲的歷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後一擊
13. 我的家世
14. 淪陷區生活
15. 汪政權下的樂土
16. 淪陷區藝文
17.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18. 李伯伯的悲劇
19. 逃難
20.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21.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22. 古國風情
23. 燕子來時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樹倒猢猻散
26. 豬公狗公烏龜公
27.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28.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29. 自由時代的終章
30.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31. 確立左傾價值觀
32. 「多災的信仰」
33.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學的青蔥歲月
35.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36. 談談我的父親
37.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38. 父親的挫傷
39.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40. 畢生受用的禮物
41. 文化搖籃時期
42. 情書——最早的寫作
43. 那些年我讀的書
44. 復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50.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51. 歸處何方
52. 劉賓雁的啟示
53.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記憶
56.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57. 伴侶的時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60. 福兮禍所伏
61.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62.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65. 脫穎而出
66. 覺醒，誤知，連結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調部與潘靜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72. 無聊的極左干預
73. 從釣運到統運
74.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75. 統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灣問題的啟蒙
77.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81.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82. 極不平凡的一年
83. 批判極左思潮
84. 民主假期
85. 裂口的開始
86. 太歲頭上動土
87.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88.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89.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90.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91.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92. 九七覺醒
93.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94.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95.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96.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97.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98.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99.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100.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101.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102. 「庚申改革」的流產
103.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104.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105.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106.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107. 守護我們的心智
108. 江南案的考驗
109.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110. 「李匪怡」和《香港1997》
111.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112.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113.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114. 「基本煩」和霎眼族
115. 與勞思光的交往
116.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117.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118.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119.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120. 第一道晨光
121.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122.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123.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124.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125.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126.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127. 內幕之外
128.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129.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130. 我的愧疚
131.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132.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133.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134.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135. 與黃永玉的交往
136. 真有「九二共識」嗎？
137. 俄羅斯歷險記
138.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139.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140.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141.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142.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143.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144.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145.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146.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147.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148.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149. 告別《九十年代》
150. 休刊的社會悼詞
151. 我的作者朋友們（一）
152. 余剛、阿城和「炊煙」——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二）
153. 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154. 「錯愛香港」——我的作者朋友們（之四）
155. 九七初期的觀察與思考
156. 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