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6章第Ⅲ節：押注強者

1908年4月一個寒冷的早晨，一位流放的農民回到了自己的村莊。他從莫斯科出發，花了近三天時間乘坐火車、馬和馬車，走了100英里，當他接近自己的出生地時，他多麼希望家鄉的面貌在離開的兩年裡能有所改善啊。但安德里弗斯克村從來就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現代文明的潮流不知不覺地從它身邊流過，現在，當謝爾蓋·謝苗諾夫離開英國和法國的風景回到這裡時，他只看到了熟悉的落後衰敗的跡象。黑色的耕地似乎比以前更窄小、更荒蕪，地上的野藤已經長到有小灌木叢那麼高，樹林被砍伐，牛群可以在花園裡自由覓食，村莊裡的主要街道上雜草叢生。謝苗諾夫的鄰居，曾經是一個勤勞的農民，已經開始酗酒，而他的八個孩子卻沒有鞋子穿。但最讓謝苗諾夫沮喪的是，他得知村裡的長老還是他離開時的那些老族長們。他們現在更有理由對他的改革計畫充滿敵意和懷疑。

長老中的老大叫格裡戈裡·馬里烏廷，他年逾七旬，身材魁梧，嗜酒如命，臉上長滿了紅色的酒刺，留著長長的白鬍子。自打村民記事以來，他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長老。馬利烏廷能夠成為安德里弗斯克最富有的農民，部分依靠他兒子在莫斯科附近的肥皂廠的利潤，而且就年齡而言，他出奇地強壯。馬利烏廷虛榮心極強，對自己的權力充滿了佔有欲；他是一個鐵面無私的人，一個老派的村霸，他仍然毆打年邁的妻子，並且作為村裡的長老，鞭笞任何被發現有犯罪行為的農民。大多數村民都害怕他。馬利烏廷的主要盟友是另一個農奴制時代的遺老——葉菲姆·斯捷潘諾夫，後者多年來靠像守財奴一樣的節儉和吝嗇致富。斯捷潘諾夫總是穿著同樣一件髒衣服，給他的牲畜喂的食物只夠讓它們活著，而且從來沒有給教堂外的乞丐施捨過一分錢。這兩個人都是目不識丁的舊禮儀派信徒，他們因為害怕改變而勾結在一起。他們通過與現代世界隔絕來控制這個村莊。馬利烏廷生性厭惡每一項新發明，從茶炊到播種機，統統斥之為破壞性的浪費。那怕僅僅想到這些，也足以令他痛苦不堪。

那麼，還有什麼比他們看到死敵謝爾蓋·謝苗諾夫歸來更糟糕的呢。1868年，謝苗諾夫出生在安德里弗斯克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像謝苗·卡納奇科夫一樣——後者的古塞沃村也在沃洛柯拉姆斯克的同一個區，他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去莫斯科自謀生路。他的父親和卡納奇科夫的父親一樣，是個酒鬼，他的母親在農場裡幹了大部分的農活，而農場的收入並不足以養活他。在10歲到18歲之間，謝苗諾夫從一個工廠流浪到另一個工廠，起初在莫斯科，後來在彼得堡、波爾塔瓦和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他把打工賺到的錢寄回家，在收穫季節返回村莊。這期間他自學了閱讀，18歲時開始寫鄉村生活的故事。有一天，他出現在托爾斯泰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家門口。托爾斯泰很欣賞謝苗諾夫的故事——這是他理想中的“農民作家”——兩人成了終生的摯友。謝苗諾夫是一個安靜而謙虛的人。“他身材瘦小，留著紅色的山羊鬍子，面容憂鬱，充滿智慧，而且很敏感，幾乎像孩子一樣害羞，他總是穿著鄉下人的束腰外衣，”用他的一位莫斯科朋友的話說，“看起來更像一個鄉村辦事員，而不是一位文學家。”與卡納奇科夫不同的是，謝苗諾夫從不迷戀城市裡的燈紅酒綠。20歲時，他回到安德里弗斯克，與當地一個農村姑娘結婚，並接管了他父親的農場。痛苦的童年使他成為改革忠實的信徒。他後來寫道：“我總是被一種強烈的願望所驅使，想要改善我村莊的生活，結束它黑暗和落後的方式。”這種對進步的信念是他獻身革命的源泉，也與他自己的自我完善密切相關。他戒了酒，省吃儉用購買農業手冊。沃洛柯拉姆斯克地區正迅速成為亞麻種植的主要中心——也許是俄羅斯農場最重要的集約化形式——並且可以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謝苗諾夫走在這一運動的前列。他從附近的一個鄉紳那裡租了額外的土地，採用最新的耕作方法，不僅種植亞麻，還種植其他各種市場作物。他開始在安德里弗斯克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並因此與馬里烏廷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他們之間的恩怨起於一具骸骨。馬里烏廷的女兒維拉未婚生育了一個嬰兒。出於羞愧，她把孩子殺了，將屍體埋在樹林裡。不知怎的，當局發現了此事，於是員警來到村裡進行調查。馬利烏廷設法收買他們，這件事就這麼悄悄過去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指責是謝苗諾夫向當局告的密。他和他的支持者們開始用盡一切威逼恐嚇的辦法，想把謝苗諾夫趕出村子。他們焚燒他的穀倉，殺死他的牲畜，奪走他的工具，並指控他施展巫術。當地教會也加入了這一指控。謝苗諾夫是個無神論者。他拒絕在家裡接待牧師，在星期天和其他節假日，他是唯一被看到在田裡幹活的農民。但更糟糕的是，他還是被逐出教會的托爾斯泰的追隨者。1902年，謝苗諾夫最終被教會法庭判定犯有巫術罪，被監禁六個月。

獲釋後，他回到自己的村莊，這次是為了參加農民革命鬥爭。他屬於當地傑出的農民、農學家和教師群體之一，他們在沃洛柯拉姆斯克地區建立了讀書會、合作社和農民聯盟，最終在1905-1906年的瑪律科沃共和國達到高潮。這給了馬利烏廷第二次打擊對手的機會，他向警方告發，村子裡有一個危險的革命分子。1906年7月，謝苗諾夫與瑪律科沃的農民領袖一起被逮捕，在莫斯科關押了兩個月，之後流亡國外。依靠托爾斯泰的資助，謝苗諾夫在接下來的18個月裡遊歷了英國和法國的農村。看到西方實行的耕作方法，他更加堅信需要徹底改革俄國的村社制度。它使俄羅斯農民背負著一個效率低下的土地使用方式，扼殺了他們作為個體農民的積極性。在村社制度下，農民把他們的土地分散在村莊裡幾十塊狹窄的可耕地上。謝苗諾夫分到的27英畝份地由十幾處不同地點的50多塊帶狀土地構成。對於現代的犁和耙來說，這些帶狀土地太狹窄了——有些不超過三英尺寬；而且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要浪費太多的時間。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使人們沒有動力去改善土壤，因為這樣做的任何好處都可能在隨後重新分配土地時喪失。引入先進的作物輪作法的可能性極小，因為在開放的田地系統中，每個人都必須遵循相同的耕作模式，以便讓牛同時在茬口上吃草，即使單憑數量上的優勢，也足以產生慣性。“這是我的夢想，”謝苗諾夫寫道，“建立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私人農場，實行七田輪作，不再有狹窄的帶狀土地。”

他曾以革命者的身份離開村莊，現在又作為政府政策的先驅回到了村莊。他的夢想也成為斯托雷平的夢想：解散村社。但與謝苗諾夫不同的是，斯托雷平只從農業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並把它與建立一個新的農民地主階級聯繫起來，這些人通過擁有財產和越來越富有，將學會尊重鄉紳的權利，放棄他們的革命抱負。“政府，”斯托雷平在1908年對國家杜馬說，“不是把賭注押在窮人和酒鬼身上，而是押在強者身上。”像謝苗諾夫這樣具有創業精神的農民現在被鼓勵退出村社，建立自己的私人自有農場。根據1906年11月9日的一項法律，他們有權將自己的村社份地轉變為在村外的獨立農莊（khutora）或在村內的獨立田莊（otruba），成為私有財產。整個村子可以通過三分之二的戶主投票來實現這一轉變。隨後出臺了進一步的立法，以加快土地私有化的進程，並説明退出者利用農民土地銀行的低息貸款，從鄉紳和國家那裡購買更多的土地。毫無疑問，政府對這個項目高度重視。這是它第一次真正嘗試改變農民的日常生活，而更聰明的部長和官員們知道，除非有顯著的改善，否則這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政府意識到自己歷史上在農村的無所作為，於是拿出了所有的官方手段，大力促進變革進程。四個不同的部委，數百個省和地區的土地委員會，以及數千名測量員、農學家、統計員和工程師參與了其管理工作。中央政府向地方行政長官和其他地方官員發出指令，敦促他們鼓勵退出者，並撥出數千萬盧布來幫助他們。政權仿佛意識到，自己的政治生存已經取決於這場“對強者的豪賭”。

斯托雷平不可能希望有比謝苗諾夫更好的先驅者了。他體現了斯托雷平改革所寄託的農民自強不息和拼博進取的精神。和斯托雷平一樣，謝苗諾夫對鄰居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尊重財產，害怕書籍和科學，經常酗酒和打架——持悲觀態度，他把這些歸咎於“村社中馬利烏廷們的農奴習性”。

對安德里弗斯克的馬利烏廷們來說，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改變傳統的村社生活方式，謝苗諾夫只不過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他們不斷譴責他是“騙子手”（無神論者）和“搶劫犯”（革命者），因為他攻擊教會和沙皇。他們試圖阻止他參加村民大會，理由是他年邁且酗酒的父親（謝苗諾夫繼續供養他）在法律上仍然是戶主。馬利烏廷認為，在改革上投入時間和金錢是一種浪費。“我們的祖先是這樣做的——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馬利烏廷的觀點對農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天生對改革抱有戒心。農民反對解散村社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幾個世紀以來，村社一直是他們生活的重心。最基本的擔憂是，給予一些農民擁有部分村社土地的權利，或者讓他們永久持有這些土地，會剝奪其他人獲得這些土地作為基本生存手段的權利。這種擔心在家庭的年輕成員中——尤其是婦女——表現得最為強烈，因為一旦一個家庭將其土地固化為私有財產，家庭共有權將不復存在，土地就成為家庭長輩的合法財產。他可以將其遺贈給他的一個或多個兒子，或者全部出售，從而剝奪了其他家庭成員的繼承權。“農民，”一位官員宣稱，“對11月9日的法律非常反感”，因為“他們擔心農家長輩會賣掉土地，他們的孩子將變成窮光蛋。他們說，任何人都不應該出售土地——讓他們買賣自己喜歡的東西，但不能買賣土地。”許多農民擔心，如果允許村社土地成為私有財產，最富有的成員就能買下全部土地。人們還普遍擔心，政府的測量員奉命鼓勵私有化進程，他們會把最好的土地獎勵給退出者，遠超他們應得的份額。

農民們確實有理由懷疑，究竟怎樣才能把村社內部經常交錯在一起的那些古老的帶狀土地完全分開呢。在什麼條件下，一個地方的一塊好地可以交換另一個地方的一塊差地？他們該如何劃分一直以來共同擁有的牧場、樹林和河流？如果新的獨立農場要修建自己的道路，這些道路難道不會跨越現存的邊界和私有權嗎？農民對他們的土地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感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在同一塊土地上耕種了許多年，知道它們的特性，不會輕易與它們分開。沒有人教過他們如何用寬度乘以長度來計算一塊土地的面積，所以他們沒有可靠的方法來確定兩塊不同形狀的土地實際上是一樣大的。他們的田地是“用眼睛”來劃分的，或者是先定出帶狀土地的寬度，再就長度或土壤品質不均勻等方面進行粗略調整。他們毫不懷疑祖輩們使用的這種原始方法，比穿西裝的政府土地測量員使用尺子和三角架的複雜的科學方法要準確得多。首先，測量員無法考慮到每塊土地品質的具體差異，就像農民自己在土地劃分期間進行無休止的爭論那樣。其次，測量員也不能兼顧到不可避免地影響農民分配土地的各種社會因素：因為把最好的土地給最有權勢的家庭，已經成為維護傳統農民等級制度的一個重要手段。在村社解體中損失最慘重的是最大的農民，他們通常領導反對土地改革的運動。對他們來說，很容易在農民中激起對改革的普遍恐慌，因為現有的分配制度業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家庭歷史和村莊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因素在謝苗諾夫努力退出村社的鬥爭中都發揮了作用。起初，他和他的支持者（大多是年輕的、有文化的農民）試圖說服村裡的其他人把他們所有的土地合併在一起，或者至少對共有土地進行重新劃分，以減少狹長的帶狀土地的數量。但馬里烏廷和他的支持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而其餘的農民要麼是太害怕他們，要麼是太害怕變革，以至於無法給予謝苗諾夫和他的支持者們實施全面合併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因此，謝苗諾夫的團隊現在開始為保衛屬於自己獨立農莊的分配權而戰。但他們再次遇到了來自馬里烏廷和其他長老的惡意反對。這個村子分裂成兩個敵對的少數派陣營——一個試圖退出村社，另一個試圖阻止他們——而大多數農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得像綿羊一樣，試圖與最大的群體在一起。為了恐嚇謝苗諾夫，長老們禁止他的孩子上村裡的學校，並剝奪了他使用公共牧場和樹林的權利。馬里烏廷的追隨者毆打謝苗諾夫的妻子，殺死他的牲畜，燒毀了他的支持者的房屋。他們甚至威脅要在土地測量員來村裡時將其殺死；結果18個月裡，沒有一位測量員敢再次出現。

這樣的恐嚇絕非個案（在許多村莊，為了結束暴力，不得不調來軍隊，實行戒嚴令）。當然，這也有效地阻止了許多潛在的農民退出者。在1915年之前收到的600萬份土地合併申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後來被申請人自行撤回，主要是因為來自鄰居的壓力。在那些已經完成的申請中（總共約有100萬份個人合併申請），有三分之二遭到村社的反對，必須依靠當局強行通過。然而，正如謝苗諾夫所意識到的那樣，即使有國家的支援，退出者也需要相當大的決心才能堅持到底。

在官僚層面上，斯托雷平改革的命運掌握在當地地方行政長官的手中。他們負責向農民解釋新農業模式的優勢，並負責批准他們向土地委員會、農民土地銀行和其他財政支助來源提出的申請。謝苗諾夫的地方行政長官馬卡羅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受過教育的貴族，由於破產和一段悲慘的愛情，被迫擔任這個相對卑微的職務。像省長一樣，他對合併運動也相當同情。這一點非比尋常。他們在省級官僚機構中的大多數同事都反對改革。後者認為合併運動是斯托雷平為了削弱鄉紳統治農村而發起的一場大規模運動的一部分，並試圖通過不作為和拖延來阻止其實施。需要讓地方行政長官參與本身就是對潛在退出者的一個重要威懾。因為在許多地區，地方行政長官在平息1905-1907年的農村暴亂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農民對地方行政長官的不信任，就像對所有政府官員一樣，仍然根深蒂固。

但是，即使是馬卡羅夫，也沒有太多的能力或意願來幫助謝苗諾夫。首席貴族和沃洛柯拉姆斯克的其他地方行政長官都強烈反對改革，而馬卡羅夫也不準備越雷池一步，因為他擔心會失去工作。面對同村人的惡意反對，馬卡羅夫沒有足夠的勇氣動用自己的權力和武力，強行維護謝苗諾夫的權益。事實上，由於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從未來過村裡。這一切都助長了謝苗諾夫的反對者們，他們現在加大了抵抗力度。在馬里烏廷帶領下，他們用針對謝苗諾夫的瑣碎投訴來轟炸地方當局。這些投訴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目的是給當局在土地改革上無休止的稽延提供藉口。他們向地方員警告發謝苗諾夫玷污了沙皇的畫像，因此在謝苗諾夫被認為有資格擁有一塊私人土地之前，必須進行詳細調查。他們把謝苗諾夫或他的父親是否在村民大會上享有權利的問題提交給鄉村法院，如果鄉村法院未能做出裁決，他們就提交到地區法院。所有這些花費了近兩年時間。馬里烏廷還以對所分配的土地提出虛假要求的理由將謝苗諾夫告上法庭，這樣，雖然案件在審理中，但謝苗諾夫無法將自己的土地圈起來，因為他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權利。

塞繆諾夫決心克服所有這些障礙，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多數農民被遠沒有那麼大的困難所嚇倒，合併運動因此失去了很多動力。在經歷了最初的強勁增長之後，1909年至1910年間，合併的速度大幅下降。從1906年到革命前夕，俄國在歐洲所有的農戶中，大約有15%的農戶以集體或個人的形式將其土地合併為私人農場，使得繼承土地所有權的農場總數達到27%至33%。然而，儘管有些家庭成功合併，但也有另一些家庭曾經嘗試過，可由於村社的抵制或官僚機構的拖延而失敗，結果失去了興趣。大多數退出發生在俄國西部、南部和東南部，那裡的市場最發達。退出者往往是更加面向市場的農民，要麼相反，是最貧窮的農民，他們迅速賣掉自己的私人土地，搬到城市裡。俄國中部地區的廣大農民——正是那些將領導1917年農業革命的人——沒有受到多少影響。斯托雷平的改革未能改變他們村社的生活方式。

最終，經過兩年多的爭執，土地測量員帶著武裝保鏢來到安德里弗斯克，完成了土地合併的最後細節。最初與謝苗諾夫一起申請合併土地的45戶人家中，只剩下8戶。為了安撫他們的反對者，他們被迫在村子邊緣一片貧瘠的灌木叢林地上湊合著過日子。由於沒有合適的牧場，他們只能依賴村社允許，才能在村裡的土地上放牧。這種妥協是生活無情的現實。如果他們擁有獨立田莊（這使他們有權進入公共牧場和森林），大多數退出農民寧願一隻腳留在村社裡，而不願冒險自己建立一個危險而孤立的獨立農莊。斯托雷平的絕大多數土地合併都是成立獨立田莊；儘管政府偏愛獨立農莊，但除了給予他們祝福外，幾乎別無選擇。

儘管村社農民持續反對，偶爾還會破壞他們的財產，但謝苗諾夫和他的退出者們逐漸將他們的灌木叢變成了模範私人農場。他們引進了廣闊的方形田地，採用先進的作物輪作法、篩選種子，使用化學肥料和現代工具。他們的穀物和亞麻產量增加了近一半。他們為奶牛建造冬季畜棚，從歐洲進口更好的牲畜品種，向莫斯科出口牛奶，並成立了奶農聯盟。他們還種植水果和蔬菜，每週六用火車運到莫斯科銷售。“我在過去三年的經歷，”1913年，謝苗諾夫寫道，“使我相信，農民面方有一個光明的前途與未來。”而這些新合併的農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羅斯短暫農業革命的英雄。最近有歷史學家指出，農村生活水準的顯著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締造的。獨立田莊的農民通常是強者中的強者，他們有三或四匹馬，也許還有十幾頭牛，而大多數村社農民每人只有一頭。他們雇用勞動力，從鄉紳那裡購買更多的土地，並開始做生意。這就是“押注強者”的贏家。

但也有一些人——特別是獨立農莊的農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他們中許多人的土地實際上比村社鄰居分配的小，這表明他們屬於較弱勢的農民家庭。毫無疑問，他們中的一些人自立門戶，目的是出售土地，搬進城市：在1908年至1915年期間，超過一百萬農民就是這樣做的。但也有一些人試圖耕種他們自有的土地，認為一旦擺脫了村社的束縛，他們也能成為成功的農民。當然，事實是，在自有土地上耕種，比農民在村社內所面臨的成本和風險要大得多，而且以不充分的手段進行耕作註定會以失敗告終。退出者必須支付銀行貸款的利息，並投資于道路、圍欄和水源。他們還必須自己提供交通工具、農具、木材、牧場以及種子和糧食儲備，其中一些原本是他們與村社鄰居共用的。曾經使村社成為農民生活中心的一系列公共服務——教堂、學校、商店和小作坊，以及鄰居之間的人際關係——現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關閉了。到1917年，許多私人農民陷入了極度貧困，他們非常願意清算自己的農場，以便重新加入村社，並在村社再次向鄉紳的莊園開戰時分享戰利品。

大多數西方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往往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偏見而非經驗證據——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肯定是”成功的。有人評論，如果不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進程，改革可能會通過將農民轉化為一個農民地主階級而避免農業革命。這一說法得到那些強調1905年後沙皇俄國由於向現代社會演進而變得穩定和強大的歷史學家的背書，他們斷言，如果不是因為戰爭，革命將永遠不會發生。黑暗的專制時代正在逝去，嶄新的議會制度正在形成，俄羅斯迅速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業強國，農民不僅能自給自足，而且還能夠出口糧食，據說，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斯托雷平的改革。

事實上，早在1914年之前，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就已經停滯不前了。斯托雷平曾聲稱，至少需要二十年來改造俄羅斯農村。但是，即使改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速度繼續進行，該政權也需要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建立起強大的農業資產階級，他們顯然已經決定把自己的未來押在這個上面。土地合併運動，就像沙皇政權的其他改革一樣，來得太晚了。

部分原因在於缺乏適當的官僚機構來實施改革，因此改革被無休止地推遲了。政府試圖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但它在農村沒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影響力。大多數鄉紳，從省長到當地地方行政長官，都反對改革，竭力阻止改革。與此同時，在鄉鎮一級根本沒有國家行政機構，儘管公平地說，斯托雷平曾試圖建立一個由新的農民地主主導的鄉鎮地方自治會，只是由於鄉紳們在政治上反對，以捍衛他們對地方政府的傳統統治權，才使他的建議付之東流。因此，像謝苗諾夫這樣的農民先行者們在退出村社的艱苦鬥爭中，沒有自己的政治權威可以求助，除非像謝苗諾夫那樣表現出堅定的毅志力，否則他們幾乎沒有成功的希望。沒有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斯托雷平的改革難逃厄運。

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些改革因其野心勃勃而註定會失敗。事實證明，在俄羅斯落後的鄉村強行推行外國資本主義方式，比坐在聖彼德堡辦公室裡的高級官僚們預料的要困難得多。村社是一個古老的制度，在許多方面已經失效，但在另一些方面，仍能滿足農民的基本需求，因為他們生活在貧困邊緣，害怕冒險，懷疑變化，敵視外來者。斯托雷平認為，農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擁有村社：通過讓他們退出村社，他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但事實恰恰相反：村社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農民貧窮，村社的作用是分擔他們貧窮的負擔，只要他們還貧窮，他們就沒有動力離開村社。無論是好是壞，村社的平等主義習俗已經體現了農民基本的社會正義觀念，正如1917年事件所證明的那樣，這些都是他們將為之長期奮鬥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