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青春与天台的困兽与脱兔

莫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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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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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吧,卖吧,卖掉吧,将这残酷的青春打包,将这债台高筑的痛苦一口气清算,将这创伤累累的往事一口气清偿,我前前后后操办着卖房的事,唇枪舌剑、巧舌如簧、舌战群儒,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亢奋得如一只走投无路的脱兔,我要逃,我要跳脱,你们谁都别想拦住我,这世界置我死地,我要把它卖了而后生。
第五天( 6 月 7 日)那天,你離開了家,是怎樣的感受?

我这一生住过很多房子,住的最久的一个,在余杭塘河边,从十一岁到十九岁,正好是整个青春期。那是个看起来得体的小区,但我们买下其中一个套房时,造价不高,因为周边什么也没有,甚至城市绿化都没有覆盖到,这里都尚不属于杭州市辖区。马路上有漫天的黄沙,门口有孤零零的一个公交站牌,站牌上有孤零零的一趟线路。勤俭的底层劳动者也可以在这里安家,如对楼的拾荒者,如我们。

整个小区大多是没有电梯的低层公寓,而我家属于有电梯的两幢之一,搭电梯到十一楼,再步行一层,就可以到天台。这天台没什么人管理,有人在这里延续从农村带来的习惯,把泥土搬到高空,放在泡沫箱里,栽种农作物,有人用铁链和木板搭起秋千,有人吊起一个沙袋,朝它挥舞拳头,更多人拉起铁丝,晾衣晒被。

我是从什么时候第一次走上这个天台呢,已经全然不记得,大抵是一次无聊午后的探险吧。

但我记得我和这个天台第一次发生故事的时候。

搬来余杭塘河边,生活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第一次面对孤独。过去的人生里,我的身边总有人陪伴,我们家曾和大姨家作邻居,有一位大我六个月的表哥,我们常常作伴,尽管他小时候是个讨厌的家伙,热衷于把我气哭,但我们总是形影不离。另一方面,城区的生活总是多姿多彩,有运河广场,有地下商场,有漫画书架,有台球店,有同学们的家,总有可去的地方。而这座城郊,河水都更浑浊,四处黄沙滚滚,沿街的也多是五金窗帘一类装修建材门店。

小区里的孩子,大多还未上小学或刚上小学,因为在此安家的大多是正准备让生活启程的新家庭。而我已经四年级,高出ta们一截,也总觉得没法对话。

这时候我认识了新,新和我年纪相仿,父母再婚,他判给父亲,这里是他父亲买给他继母的房产,他现在和继母一起生活。也忘了我们是怎么熟络起来的,孩子拉进距离的方式总是简单,无非是我们都喜欢游戏王,都爱听周杰伦,以及他每天要坐很久的公交车去城区上学,而我因在之前的学校展现了一些考学的禀赋,被选上可以在周末参加奥数与作文的培训班,也要在周末坐很久的公交车去城区上学,共通的牢骚和苦闷总是能很快促进友谊。

然而一天晚上,新突然神秘地领我走进小区的自行车库,没有作任何解释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至今记得是5毫克的中南海,那成为我们常抽的牌子——熟练地抽出一支,点燃,抽了起来。我很是震惊,但故作镇定,其实心里还有一丝欣喜,有一种「我就知道你心里也有没法排解的痛苦」的喜悦。彼时我因为偷偷穿裙子被父母发现屡次,早已被尖锐的家庭冲突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然而十二岁的我上哪里去了解如外星科技一样的多元性知识,只好自认自己就是父母口中所说的「变态」罢了。所以我和新说我也想要抽烟。

两个小孩抽烟,这景象任谁看了都要多嘴几句,传到父母耳中就完了。更何况我妈妈在发现我偷偷穿裙子以后,进化出了侦探一样的能力,每次她回家,都要细细侦查家里的每一丝痕迹,然后列举罪证一般,挨个说出我一个人在家时做了什么。或者每次我回家,她都要细细盘问我都去了哪,和谁一起,做了什么。于是我也协同进化出了反侦察的能力,我总是仔细抹消一切罪证,编造最完美的谎言。直到现在这习惯都留在我身上,我总是忍不住在最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说谎,每天午歇结束同事问我吃了什么,我往往说谎。

所以犯罪天才如我,立刻提议我们要去天台,那里鲜有人去,也因为这地方在我们父母的认知范围以外,而哪怕我们站在天台边缘抽烟,也没有人会仰起脖子看高空中发生了什么。

我和新在天台度过了许许多多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非常美丽的时刻,我们会一起唱歌,互相分享生活里的困扰,诉说想要恋爱的心情,但更多的时候都在一起唱歌,他唱一段,我唱一段。我甚至还想过要和他一起组乐队,我还思索过乐队的名字,糅了我们俩的名字在里面,我在上课开小差的时候画乐队的logo。本是很美好的事,如果他没那样做的话。

新向我慢慢打开了他自己,和我讲了很多他家庭的事,他和他亲生母亲,他和他父亲,和他的继母。于是我想着,到某一天也许我可以向他打开我自己,和他讲讲我的痛苦。可惜那一天没能到来。

有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搭电梯上十一楼,新突然附身,在我嘴唇上吻了一下,得意地说,「亲到了」。我大脑宕机,假装这事没有发生,思索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走上天台,像往常一样爬上横梁坐下,如常到我开始怀疑刚才那一幕有没有发生。我们抽烟,唱歌。我正唱着,他却突然把我按住,扯下我的衣服,将我侵害。新大我一年整,发育得也早,已经是一米七几的个头,而我当时大概一米四几。我反抗未果,抓起打火机点起火就往背后伸去。他骂了句脏话,打了一下我的手腕,又把我反手钳住。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我骂他禽兽,他却笑了。然而我们这两个小孩又懂些什么。

我真想写我立刻斩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没有。我在当晚回家过后,竟感受到一种幸福,好像,好像终于有人将我当作女生对待了?于是我后来又在深夜两三点从窗户翻出家门,找了他许多次。这行为让我对自己感到恶心。这恶心终于将我压倒,我也终于和他彻底绝交了,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也把烟戒了,以此视作彻底的断决。

后来我们升上初中,新搬走了,他的继母依然生活在这里,然而我见了也不会再打招呼。

但是我却常常去天台。

我的痛苦不见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被侵害的过往,性别身份的挣扎,在家庭里被迫亲职化,文化身份的缺失,作为学校里唯一的所谓异乡小孩,也经历校园霸凌,这许许多多的、残酷的、巨大的矛刺穿我的身体,刺穿我的整个青春。而当时这些攻击着我的,我连它们的名字都叫不出,又何谈和人诉说,又何况这些事交付在谁的手里才安全?青春期的社交场宛如丛林,又有谁是值得信任?

于是我常去天台抽烟。也常在天台唱歌。也常戴着假发,穿着裙子,从天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又从这一端再走回那一端,也常在边缘试探。

一次,我在天台见到一只兔子。它不在笼里,在天台聚水渠的一处小小凹陷,里面丢了一些菜叶。明明也没有系着绳索,它却只在里面左右移动,从不跳出来。我突然取出一些菜叶,吸引它的注意力,再往外面一丢,它跳出来了,却在外面迅速啃食那片菜叶后,又跳了回去。我不禁喃喃,「几片叶子就把你困住了。」

然而我又何尝不是这天台的困兽。在这里点起的无数支烟,唱过的无数首歌,何尝不是一种创伤性重复。

后来互联网企业到来了,余杭塘河沿岸的小区价格大涨,当地的人们都在谈论「发财了」。但父母想着这房子我们自己既然要住,又和我们何干。这话题茶余饭后、断断续续谈论了一年后,已上大学的我站在宿舍的阳台上看着郁郁葱葱的树冠,突然下定决心,我咔啦扭了扭脖子,拨通父母的电话,「卖吧!」

卖吧,卖吧,卖掉吧,将这残酷的青春打包,将这债台高筑的痛苦一口气清算,将这创伤累累的往事一口气清偿,我前前后后操办着卖房的事,唇枪舌剑、巧舌如簧、舌战群儒,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亢奋得如一只走投无路的脱兔,我要逃,我要跳脱,你们谁都别想拦住我,这世界置我死地,我要把它卖了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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