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森林法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浅表性设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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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水滴》截图,导演:王壬

大概是四年前,第一次读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废寝忘食地读了好几天,被壮阔的宇宙尺度迷得神魂颠倒。

 整个小说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宇宙社会学的两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上的:1. 生产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他笔下的宇宙法则比利维坦更加残酷无情: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尽全力隐藏在黑暗中保存自身,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无论好坏优劣,唯一能做的便是举枪杀之。因为他人是永恒的威胁者、掠夺者。只有先下手为强才能抵消未来潜在风险。

《三体》在获得雨果奖后,读者指数级增长。就像所有的虚构世界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一样,经常见到有文章用“黑暗森林法则”解释现实世界,督促每个人吊起脑袋,发愤图强,赶快干活,否则完蛋。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实力决定一切”,“996是福报”,“穷就不要生”,“你不够优秀是因为你不够努力”,“看到xxx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等等。

 黑暗森林法则强调的就是,没有文明,只有生存。一切无非就是一场“力”的竞赛,谁弱谁没理,强权即公理。只有强大的文明或个体,才能通过“自然选择”,弱势的就是劣势的,应当被淘汰。剥去科幻的外壳,黑暗森林中的生存竞争说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

 

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始于晚清。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儒家德与礼的秩序彻底崩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想象。

 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不仅要努力发展物质的生产,更要强调国家富强所需要的人的能力,即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他们试图将人全面自由竞争带来潜能的充分发挥,与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精神结合起来,视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挽救亡国的武器。

 他们以为,如果中国也像西方那样,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生存实力时,中国就会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进化论似乎指出了一个光明美好的前景,通过竞争和淘汰,推动进步,最终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

 青年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也是“黑暗森林法则”的积极认同者。他在《论强权》中这样写道:“世界之中, 只有强权, 别无他力, 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

 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这时的梁启超混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权利和权力。“权利(right),是自然法通过人定法所保障的正当权益,是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权利与人的自由相关,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因而成为自然权利。而权力(power),是指对其他人的主宰和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权力产生不了自由,只会带来宰制甚至奴役。”

 “在缺乏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中,权力和权利等同一体。一个人的权利只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下的结局,谁控制别人的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利,也就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

 《中国与达尔文》的作者浦嘉珉指出 :“达尔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 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的血腥的世界里, 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

 在《三体》的故事中,宇宙中的各个文明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不断对别的文明发动降维打击,甚至自己主动寻求降维维持生存。原本十维的宇宙逐渐坍缩,存活下来的文明也不断三维化,二维化…最终宇宙归零,走向大爆炸。

宇宙或许还能重启,地球呢?

 

回到人的尺度中,事情要具体微观的多。1914年一战爆发是一节惨痛的政治课,使得当时的人们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幻觉中醒来。

 最早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这样评价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梁启超和许多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们发现,曾被认为可以富国强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一战爆发的思想根源。西方有文明与野蛮两副面孔,而它们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帝国主义强权正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国家实力之上;国家主义也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物质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而狭隘的国家主义、物质主义带来后果的就是,竞争秩序下,一切都丧失了其内在价值,不论是知识还是德性,全都只有提高生存竞争能力的实用价值。人们亢奋于物质欲望,却又在道德和伦理上陷入虚无和悲观。

 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社会如何走向共和?国民在私人领域发财享乐,公共领域又是各种“强有力”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只要平衡各方势力,就能保持对主权的垄断。“强权即公理”的土壤中,最容易建立的就是专制权威政体。

 

五四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青年人们开始反思物质与强权,转而重视西方文明的另一面,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的现实中,公平自由的竞争根本不可能存在。还有一些学者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能够找出文化资源,来平衡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方向不一致,但这二者转变的原因是相同的:从追国家富强转向文明自觉,从对器的追求,转向道的反思。

 公理的内涵在五四时期和启蒙思想接轨了。冷酷的优胜劣汰被抛弃了。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

 仅追求富强是不够的。不思考人类普世价值,不思考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哪里,不思考这一文明如何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这种追求一定会走向歧途。就像纳粹德国一样,一战余毒未清,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成为法西斯的“宇宙社会学”,对它推崇备至。国家主义到达顶峰,也同时走向了文明史的至暗时刻。

 

宇宙茫茫,十万年一瞬。

黑暗森林法则借着科幻的外壳,绕了一大圈,又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回到了晚清的原点。优胜劣汰,强权公理,真的可以为当下的世界做注解吗?

 梁启超有勇气自我批评,在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重后果后,果断扬弃,转而思考文明的本质。现在的我们既可以回溯人类迄今为止所有走过的路,又可以想象十万年后的宇宙法则。

我们的共同理想与五四的同龄人比如何?

我们的时代精神与五四的时代相比又如何?



注:本文未标明的段落引用均出自于许纪霖的文章《现代性的歧路 :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2010),还可以顺便读一读他的《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文章详细解释了当时各种思潮的演化。更近一步的朋友可以顺藤摸瓜到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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