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森林法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大概是四年前，第一次读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废寝忘食地读了好几天，被壮阔的宇宙尺度迷得神魂颠倒。

 整个小说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宇宙社会学的两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上的：1. 生产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他笔下的宇宙法则比利维坦更加残酷无情：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尽全力隐藏在黑暗中保存自身，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无论好坏优劣，唯一能做的便是举枪杀之。因为他人是永恒的威胁者、掠夺者。只有先下手为强才能抵消未来潜在风险。

《三体》在获得雨果奖后，读者指数级增长。就像所有的虚构世界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一样，经常见到有文章用“黑暗森林法则”解释现实世界，督促每个人吊起脑袋，发愤图强，赶快干活，否则完蛋。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实力决定一切”，“996是福报”，“穷就不要生”，“你不够优秀是因为你不够努力”，“看到xxx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等等。

 黑暗森林法则强调的就是，没有文明，只有生存。一切无非就是一场“力”的竞赛，谁弱谁没理，强权即公理。只有强大的文明或个体，才能通过“自然选择”，弱势的就是劣势的，应当被淘汰。剥去科幻的外壳，黑暗森林中的生存竞争说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

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始于晚清。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儒家德与礼的秩序彻底崩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想象。

 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不仅要努力发展物质的生产，更要强调国家富强所需要的人的能力，即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他们试图将人全面自由竞争带来潜能的充分发挥，与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精神结合起来，视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挽救亡国的武器。

 他们以为，如果中国也像西方那样，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生存实力时，中国就会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进化论似乎指出了一个光明美好的前景，通过竞争和淘汰，推动进步，最终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

 青年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也是“黑暗森林法则”的积极认同者。他在《论强权》中这样写道：“世界之中, 只有强权, 别无他力, 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

 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这时的梁启超混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权利和权力。“权利(right)，是自然法通过人定法所保障的正当权益，是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权利与人的自由相关，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因而成为自然权利。而权力(power)，是指对其他人的主宰和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权力产生不了自由，只会带来宰制甚至奴役。”

 “在缺乏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中，权力和权利等同一体。一个人的权利只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下的结局，谁控制别人的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利，也就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

 《中国与达尔文》的作者浦嘉珉指出 :“达尔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 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的血腥的世界里, 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

 在《三体》的故事中，宇宙中的各个文明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不断对别的文明发动降维打击，甚至自己主动寻求降维维持生存。原本十维的宇宙逐渐坍缩，存活下来的文明也不断三维化，二维化…最终宇宙归零，走向大爆炸。

宇宙或许还能重启，地球呢？

回到人的尺度中，事情要具体微观的多。1914年一战爆发是一节惨痛的政治课，使得当时的人们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幻觉中醒来。

 最早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这样评价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梁启超和许多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们发现，曾被认为可以富国强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一战爆发的思想根源。西方有文明与野蛮两副面孔，而它们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帝国主义强权正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国家实力之上；国家主义也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物质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而狭隘的国家主义、物质主义带来后果的就是，竞争秩序下，一切都丧失了其内在价值，不论是知识还是德性，全都只有提高生存竞争能力的实用价值。人们亢奋于物质欲望，却又在道德和伦理上陷入虚无和悲观。

 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社会如何走向共和？国民在私人领域发财享乐，公共领域又是各种“强有力”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只要平衡各方势力，就能保持对主权的垄断。“强权即公理”的土壤中，最容易建立的就是专制权威政体。

五四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青年人们开始反思物质与强权，转而重视西方文明的另一面，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的现实中，公平自由的竞争根本不可能存在。还有一些学者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能够找出文化资源，来平衡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方向不一致，但这二者转变的原因是相同的：从追国家富强转向文明自觉，从对器的追求，转向道的反思。

 公理的内涵在五四时期和启蒙思想接轨了。冷酷的优胜劣汰被抛弃了。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

 仅追求富强是不够的。不思考人类普世价值，不思考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哪里，不思考这一文明如何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这种追求一定会走向歧途。就像纳粹德国一样，一战余毒未清，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成为法西斯的“宇宙社会学”，对它推崇备至。国家主义到达顶峰，也同时走向了文明史的至暗时刻。

宇宙茫茫，十万年一瞬。

黑暗森林法则借着科幻的外壳，绕了一大圈，又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回到了晚清的原点。优胜劣汰，强权公理，真的可以为当下的世界做注解吗？

 梁启超有勇气自我批评，在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重后果后，果断扬弃，转而思考文明的本质。现在的我们既可以回溯人类迄今为止所有走过的路，又可以想象十万年后的宇宙法则。

我们的共同理想与五四的同龄人比如何？

我们的时代精神与五四的时代相比又如何？

注：本文未标明的段落引用均出自于许纪霖的文章《现代性的歧路 :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2010)，还可以顺便读一读他的《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文章详细解释了当时各种思潮的演化。更近一步的朋友可以顺藤摸瓜到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