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39: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李怡,今天中午休息時間要不要一起去看《黃土地》?」張敏儀打電話來問。這大概是1984年間的事。其後幾十年來往,我們還常常講起這樁溜出去看電影的事。《黃土地》是文革後第一代導演陳凱歌揭露中國貧窮面貌的影片,在香港上映不太賣座。我和敏儀都說過想看,但兩人都忙。於是有了這個利用中午時間去看電影的事。
那時,正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熱火期間,敏儀1983年從香港電台借調到政府新聞處任助理處長,協助傳媒採訪及了解情況。因《七十年代》對香港前途最關心,於是這時候我們之間交談較多。儘管我們早已相識。
現在的人,大概很難想像一個政府高官和一個媒體人相約看電影的事。或者會被傳二人有什麼緋聞。實際上我們只是氣味相投的朋友。除了看《黃土地》,我們還一起看過雲門舞集在香港首演《薪傳》,她邊看邊拭淚。
她的上司、新聞處長曹廣榮也是我的朋友,常常打電話聯絡或約飯局。記得曹有一次打電話問我「lame duck」翻譯作「跛腳鴨」是否適當?有沒有更能夠表達其意的譯法。大概因為面對九七,港英對這個詞特別敏感。
這是八、九十年代的官民關係。那時候的政府部門,都是為了服務市民,高官也就是服務市民的高級公務員,不會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我們想訪問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請新聞處幫我們約訪。友誼會有些方便,但沒有特權。比如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定在下午三點公布。張敏儀答應讓我早兩小時去新聞處一個房間看全文,但要等規定公佈的時間到了,我才可以走出房間。走出房間後,見到另一位我認識的朋友也走出另一個房間。遵守規則的方便,是讓我早一點知道內容,好寫稿或回應媒體訪問。
張敏儀後來升任新聞處長,1986年調回香港電台任廣播處長。她年輕貌美,被稱作「最美麗的處長」。當了廣播處長之後,儘管我常接受香港電台的訪談,但都是具體負責人跟我聯絡,我與張之間就沒有直接的工作聯繫了。不過,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張敏儀為人直率,有脾氣,不高興時會罵人。但罵完了大家還是朋友。年輕時她開車是出了名的糟,坐過的朋友,把她的車稱作「天堂一號」。我坐過一次「天堂一號」,她居然把車開到對面的行車道上。我提醒她,她才趕緊換過來。
她工作熱誠和投入,做什麼就愛什麼。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堪稱敬業樂業的典範。她在新聞處時,對香港前途談判的過程一直緊跟,閱讀和觀看幾乎所有媒體。她有自己的堅持,也不吝和我們分享看法,但不是為一定的政治取向吹風。可以做到的事,她一定努力促成。做不到的,她直接說不行。
在廣播處,她開創了《城市論壇》《議事論事》這些節目,開拓了言論自由的公眾空間。港英政府高層和議員們,對香港電台新聞節目的獨立採訪報導一直有意見,設立《城市論壇》遭警務處長反對,說會引起暴動。但張敏儀頂住所有壓力,堅持言論自由。曾有高官對張敏儀說,你要管住你的記者;她的回答是:我管不到我的記者;傳媒的前線工作是最重要的,無論記者還是編導,主管必須給他們自由,如果未做之前就設下許多框架,就甚麼都做不了啦。
1994年,《明報》記者席揚在北京被捕,法院裁定竊取國家機密罪,判徒刑12年。這是香港記者在中國被判刑的首例,在香港引起極大震動。但《明報》對此不置一詞。當時我記得有一天在黃永玉家中,《明報》老闆查良鏞和張敏儀均在場,張直接問查先生,為什麼《明報》不為此表態。查說,我們已經向大陸私下表達關心了。張仍然窮追不捨地問:為什麼不公開表達意見?
張也常常因對我寫的文章有意見而向我當面質問。我有時向她解釋,有時就說,等時間證明吧。我們爭論過不少,卻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
她每天看報紙和雜誌的閱讀量,使我這個愛閱讀的人都吃驚,因為幾乎所有報紙的專欄文章她都看過,常表達一些我沒讀過的文章的意見。她又愛看電影和電視劇,許多電影電視劇都是她介紹我去看的。
她關心朋友。2003年12月30日晚上,她和我在同一飯局用餐,她接到電話,立即離去。後來我才知道有人來電告訴她,梅艷芳進入彌留狀態,她立即趕去醫院。她出道時的「師父」林樂培已經九十多歲了,張敏儀每年都一定不會忘記去和他過生日。
2008年,妻子麗儀罹癌住院,張敏儀多次去看她,麗儀也很高興。在喪禮上,她一直留守,幫我招呼朋友。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
(原文發佈於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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