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的崛起：『十元購買的冊子，大多是溫家寶救災的照片與事蹟。彷彿這場災難由他一人獨撐。』

我對災難初期的「樂觀」氣氛印象深刻，但這種開放空間不過曇花一瞬，一個月不到就收了起來。中外媒體不久之後都被趕出災區，民間人士只好獨立追查、拍攝紀錄片，試圖釐清災害為何這麼嚴重、為什麼死亡的大多是孩子，孩子又為何死在學校裡？因為資訊不透明、現場不開放，原本對中國肯定的聲音，也立刻轉為負面質疑。

災後一年，負責採編兩岸新聞的我，面對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氣氛──傳統媒體煽情依舊、歌功頌德，但社群媒體上滾動的卻是控訴哭嚎與不解：這不是天災，是人禍。

然而，這些質疑的聲音，很快就被強權抹去­，包含冉雲飛、譚作人這些公民記者在內，還有艾未未等文化人都因調查與網路書寫，遭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許多NGO也在這年受到不當管控與限制、打壓甚至拘捕。而天災依然發生，青海玉樹地震、甘肅舟曲土石流大災、雲南魯甸地震接連發生，卻已不見川震那時的種種活絡。資訊被封鎖，災難處理關起門來做。媒體記者採訪趨於表面，如果要再往深裡挖，就得隱瞞身分。所謂公民社會的崛起、震出來的新中國，彷若是一場醉人的美夢，再沒人提起。

然而，對四川在地團體來說，這個省的開放性始終沒有改變。揮別高圭茲與郭虹夫婦後，郭虹甚至給了我一封信，請我有機會再來四川，重新檢視災區的改變；尤其是讓她興奮的各種社會變革，像是包含社會性別、可持續性與反歧視等內涵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均等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

這天晚上，他們夫妻倆對我分享很多，儘管我認為「公民社會」只是表面，但他們的正向回饋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絕望得太快。高圭茲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一個電話，讓我隔天去北川找「中國心」的「高隊」──高隊本名高思發，自從創辦「中國心」這個組織後，人人都暱稱他為高隊。他說，「中國心」就是一個從草根發展起來的成功典型。

隔日，我起了個大早，從成都出發，到綿陽轉車前往北川。綿陽也是災區，如今是個開發不斷進駐的城市，大型房地產廣告成了我這一路的風景；從綿陽到北川走的是「遼寧大道」，是災後闢建的六線道大馬路，沿途成排頂著羌族紋飾的樓房卻是空屋，毫無人跡，生活氣味要進了郊區才出現──但我仍忍不住注意到這翠綠山間的田園風情內竟有一座為了觀光而花上幾億打造的羌城，與突兀的「遼寧產業合作園區」。

終點站是北川遊客中心前的停車場，旁邊是販售觀光產品的街市。我撥了通電話給高隊，他說正忙著開會，讓我先逛逛舊縣城。

「舊縣城在哪裡？」我有些疑惑：北川還有新舊兩個縣城？手機有雜訊，但明顯察覺他愣住了，「妳進遊客中心登記，有巴士讓妳進舊縣城。」

我後來才知，途中經過那排羌族紋飾樓房位在永昌，是北川新縣城，大多數人若往終點擂鼓鎮來，多是為了參觀慘遭覆滅的北川舊城。那些熱鬧的街市不為當地人而設，是為了我這種觀光客而生。

十分鐘後，我搭上了一輛白底綠邊、車身寫著「感恩祖國，祝福人民」的觀光巴士。川震發生後，這樣的口號像拋彩帶一樣，從四川往各地發散出去，當整個國家差不多都遺忘這悲劇時，彩帶還掛在川西高原的居民身上。

但這只是簡單的見面禮而已。車子發動後，車上電視螢幕開始播映影片，旁白抑揚頓挫又煽情地介紹北川的地震遭遇，一連串的數字滾了出來後，接著一段結語：「這是中國人戰勝大自然的巨大勝利！」我皺起眉，各種不以為然：一座城，死了十一萬人，究竟誰贏過了誰？就在我心裡發著牢騷的時候，窗外又是一個標語閃過：「從悲壯走向豪邁，是我們的責任」。

整車恐怕只有我這麼憤世嫉俗，其他人要不是噙著淚，要不就是對著窗外傾頹屋樓喊著：「好可怕啊。」他們的情緒反應與這個空間共振著，我像是被排擠一樣，怎麼也無法融入被設定的情境裡。

車子在倒塌民宅前的道路上顛簸，順著堰塞湖而過，最後停在寫著「深切緬懷五一二特大地震遇難同胞」的白底黃邊牌樓前。下了車，我安靜地走著，就怕在那扭曲變形的樓房群前、在這不成形的縣城裡，驚動那些壓埋在地底的亡魂。

這些原本四四方方、有窗有格的屋房，被大自然力量甩動後，像是手捏陶土那樣，成了獨一無二的作品；有的歪斜對稱，有的磚塌半邊，低樓層被壓縮得只露出眉眼，還有頂樓招牌被震出微笑曲線。土堆成山，成排的政府大樓辦公單位也在破壞之列，殉職的公務員遺照一張張貼於門外，供人悼念。

我在北川中學坡下的小攤子買了束太陽菊後，沿著坡道往上，坡道盡頭是一大片瓦石土堆。原本青春洋溢的校園，如今成了個大墳場，只有一面隨風飄動的五星旗，替這灰白死沉的畫面染上一點紅色。巍巍青山遠遠掉在焦距之外，和灰色的天空融成背景，而「媽媽好想你」這幾個大字則掛在前方土堆上，成為視覺中心。

我將太陽菊放在土堆前方祈求亡靈安息，之後便轉身下坡，與一對父子錯身而過。只聽得父親對孩子說：「這些哥哥姐姐去世的時候，跟你一樣大呢。」而理著平頭的孩子就只是點點頭。

十字路口中央有一穿著藏藍色大衣的老人，不知在發放什麼，我立刻快步向前探視。老人家的手臂上掛著袋子，見我往他這兒走，立刻將手上的紙冊往我眼前送，問我要不要買──紙冊上是中國總理溫家寶災後在北川堰塞湖前遠望的照片。

在這場災難中，溫家寶一直是鏡頭追逐的焦點，被稱為「平民總理」的他，據說自一九八八年以來，都會親自到訪災難發生地。二十年後，川震發生時，他正在河南視察，在飛回北京的飛機上聽到災情便立刻命令班機折返，直接飛往成都。當這個六十六歲的國家領導人連夜趕到災區後，既無長篇大論也沒有召開會議，就只是流下眼淚，替災民打氣，並宣示全國動員。他的嚴格冷酷，只對著解放軍：「是人民養你的，你們自己看著辦。」

這樣煽情的言語和行動，透過媒體傳遍全中國。一個跟隨溫家寶的記者發出這樣的記錄：

「年過花甲的總理已經哭得不成樣子了。」

「如果你現在看到老爺子的樣子，你馬上就會哭的。」

「老爺子（溫家寶）摔倒了……手臂受傷出血，他把要給他包紮的醫務人員推開了……他對電話大喊，我不管你們怎麼樣，我只要這十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他把電話摔了，頭一次看見老爺子這麼厲害。」

這並非中國媒體的一廂情願，《經濟學人》的第一篇川震報導就以溫家寶的安撫作為開頭：「不要哭，不要哭，這是災難，而你活下來了。」記者藉著溫家寶對孤兒的柔情，描述中共領導人以何等姿態面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天災。

中共的迅速反應，博得各國領袖讚揚，西方各大媒體更對中國政府的行動與開放性，表達一致肯定。路透社記者盧偉奇（John Ruwitch）在分析稿中寫道：「中國面對三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自然災害，最初反應是快速的、規模龐大、史無前例的。中國政府的動作與緬甸軍政府應對本月的熱帶風暴，以及美國政府對卡崔那颶風的遲緩反應形成鮮明對比。」他引述各界的讚嘆與意見，「中國中央領導層感知災難規模、發動大規模救援工作的能力，令中國贏得史無前例的支持和同情。」

然而，這樣的讚揚也退得很快。災後一年，中外媒體滿是質疑：為什麼這麼多孩子死亡？救災的錢哪裡去了呢？但這些問題無法傳到中國每個角落，溫家寶的承諾如同泡影。異議分子在網路上戲稱溫家寶是「影帝」，每顆在鏡頭前流的淚，都只是演戲。

「好。多少錢？」我說。

「十塊錢。」

「老人家你幾歲了？」我一邊掏錢一邊問。

似乎些微重聽的他，在我重複兩次問題後，大聲說：「九十二歲啦！」我清楚看見他嘴裡只有兩顆牙。

「你住這裡嗎？」我右手食指朝地下比，幾乎是用吼的。

「我從很遠的地方來。」他往後頭比了比，「這裡不能住人啊。」

「地震你怕不怕？」

「我這麼老了，都不曉得什麼是怕了。」我必須努力辨識，才能聽懂他的鄉音，「我不怕，可是，其他人可憐啊。」

很多人看我們談話也湊過來，對著老人說：「我給你錢，你不要賣了，趕緊回去。」老人繼續說著：「這是偉大的溫總理，快來看看啊。」

這個不到十頁的冊子，大多是溫家寶救災的照片與事蹟。彷彿這場災難由他一人獨撐，一人獨抗。我在等著回程巴士時，隨意翻翻，覺得無趣。抬頭一看，又是個標語：

「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

【摘自阿潑《日常的中斷》第二部『大地呻吟』《公民社會的崛起》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