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专业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

一场危机到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开始竟对其迅猛之势毫无察觉。从2012年到2020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简称ASU）英语专业的学生人数从953人下降到578人，记录显示从语言、文学与历史专业毕业的人数大约减少了一半，女性研究专业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源。“像我这样攻读英语专业的学生很难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大三学生梅格·马西亚斯（Meg Macias）这样说道。采访的那天下午，校园远处天边的轮廓逐渐变得柔和。那是一个深秋，在通往黄昏的时间隧道中，夕阳像薄纸上的火焰一样跳跃闪动。“他们总是知道有人希望他们可以做别的事情。”

ASU坐落在坦佩市（Tempe，亚利桑那州城市）的中心，共有八万多名学生居住其中，被认为是民主所承诺的公众高等教育的灯塔。它的本科生录取率为88%，其中近一半有少数族裔背景，三分之一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州内学费平均只有4000美元，同时ASU线下的（on site）师生比例比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还要高，在教学研究方面的花费也比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花费更多。对于对英语文学感兴趣的学生来说，ASU似乎是一个幸运的地方。该大学英语系终身教授共有71人，包括11名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hakespeare scholars），其中大部分是有色人种。2021年，ASU的英语系教授获得了两个普利策奖，比美国任何大学的英语系都多。

在校园里，我遇到了许多可能被学习英语文学的优点所打动，但总会被其他追求拉扯过去的学生。Luiza Monti，一名大四学生，作为凤凰城（Phoenix）一所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优秀毕业生（研究生）来上大学。她在一次暑期交流活动中爱上了意大利，并对意大利语言和文学着迷，但她正在学习商业（Business）——指的是商业（语言和文化）这样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其中包括意大利语课程。“这是一个保障性的东西，”蒙蒂告诉我，她戴着由她母亲（巴西移民）创办的珠宝企业的耳环，“有一个重点是谁将会雇用你。”

另一位高年级学生贾斯汀·科瓦奇（Justin Kovach）一直喜欢写作。他把一千多页的《堂吉诃德》读完了，并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同时，他也寻找更多的大书来保持这种感觉。他说：“我喜欢那些长篇大论、语言华丽的硬核经典作品。”尽管他并不主修英语或者其他文学相关的专业。他从在匹兹堡大学读书开始，就在计算机、数学和天体物理学之间游走，但这些专业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成就感。“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逃避工作。”他承认了这件事。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才是最适合他的道路，最终，他选择了数据科学（data science）的学位。

科瓦奇毕业时将背负约3万美元的债务，这影响了他对学位的选择。几十年来，教育成本一直超过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一种理论认为这种债务压力，再加上中产阶级的日益不稳定，促使像他这样的学生会倾向于选择获得硬技能（hard-skill majors）的专业。（平均而言，英语专业的学生比其他领域的学生背负的债务要少，但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偿还债务）。

ASU在英语专业方面学生数量的下降并不反常。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人文指标项目的联合主任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的说法，从2012年到2020年，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主校区的人文专业毕业生人数下降了46%，塔夫茨大学（Tufts）失去了人文专业方面近50%的生源，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失去了42%。圣母大学（Notre Dame）最后毕业的人数只有开始时的一半，而太阳城阿尔巴尼大学（SUNY Albany）几乎损失了3/4。瓦萨和贝茨（Vassar and Bates）这两所标准的文理学院的人文学科专业人数减少了近一半。2018年，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角分校（Wisconsin at Stevens point）曾短暂出于招生考虑取消13个专业，其中包括英语、历史和哲学。

在过去十年中，在大学阶段学习英语和历史的人数已经下降了整整1/3。汤森发现，美国的人文学科入学率总体上下降了17%。无独有偶，这一趋势反映了全球的情况。在世界经合组织的报告中有五分之四的国家在过去十年中人文学科的入学率下降。这并没有给美国学者带来安慰，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拥有大学学历的这一代人却接受了在人类历史上比以前任何一代大学生都少的教育，将可能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花点时间想象一下大学，你可能会得出两种想象中的一种。也许你看到的是接受通识教育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既可以逃离外部更广泛的世界的压力，也能看到草坪上满是读书的人。这是英语专业学生的理想化图像的据点，他们敏感于对周身的一切，身着毛衣，从《微暗的火》（Pale Fire，纳博科夫著作）到《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鲍德温著作），为欣赏风景而攀登《尤利西斯》的高峰。这种教育的目标不是直接的职业培训，而是心灵的培养，这被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讽刺为是“如果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会发生某些好事”的信念。这种模式就像与针灸（acupuncture）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样，尽管我们已经尝试但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机制找到合理解释，但它们依然产生了有益的效果。

或者你还可能认为大学是研究的殖民地，充满了实验室、会议以及为专家听众写的同行评议的论文。这是一个极具活力、知识喷涌（a place that thumps with the energy of a thousand gophers turning over knowledge）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找寻到小规模、低风险的喜剧——《幸运儿吉姆》（Lucky Jim，金斯利·艾米斯著作）和《灵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剧情片），这里也是解构主义、量子电动力学和价值理论（deconstruction,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and value theory）的采石场。它产生的新知识和理解方式在其他地方是没有机会出现的。

1963年，加州系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收集在其著作《大学的用途》中。他认为，大学的用途存在两种范式，前者主要受牛津和剑桥等英国学校的启发，后者主要受19世纪伟大的德国大学的启发，美国与这两种范式均不对应。相反，美国人创造了综合性大学，某种学科的大杂烩。综合大学融合了赠地大学的传统，在建立时着眼于工业时代技能设置的需求。它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东西，既有各种职业相关的专业，比如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农业学校，也有古老的通识教育。克尔写道：“大学对许多不同的人来说有这么多东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与自己交战。”

综合大学的确有一个长期的工程，那就是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大学项目。19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开始朝着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择优录取的方向迈进，大幅增加给优秀学生的奖学金。1944年《大兵法案》签署后，200多万退伍军人进入高校，这是有史以来入学人数（男性入学人数）最快的飞跃。从1940年到1970年，接受至少四年大学教育的美国公众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三倍，增强了大学对于民主的意义（university’s democratic imperative）。这些年，学生们纷纷要求进行课程改革，目的是使大学与本科生的利益更加一致。高等教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很多人在其上都花费了诸多时间。

几十年来，人文学科的学生在每个班级的平均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徘徊在15%左右，并且在经济繁荣时期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下降（如果你主修商业等领域是为了致富，相反，那会使你变穷）。 然而，过去十年的入学人数违背了这一趋势，当经济形势好转时，人文学科的入学率仍在下降，当市场摇摆不定时，招生人数跌得更厉害。如今，这个过山车正在经历自由落体。与此同时，美国在STEM领域授予大学学位的比例逐渐飙升。少数对人文核心课程有要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在2002年到2020年期间，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从10%下降到5%，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队伍却在逐渐壮大。

“直到四年前，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可逆转的情况，只是那些向学生介绍人文学科的人做得不够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詹姆斯·夏皮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如此说，他已经把他那灰白的金发愁成了一个波浪形的高峰。他曾参与制作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照片就摆在他密密麻麻的书架中。“但我不再相信了，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世界运行的方式。夏皮罗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一部看起来很糟的iPhone。“你在和一个只拥有一年智能手机的人说话，因为我一直拒绝使用它。”他这么说道，他发现这没有意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技术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他继续说，“它是如何改变我的？在2000年之前，我可能每月读五本小说。如果我现在每月读一本，那就是很多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小说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我可能在阅读一百个网站，也可能在听播客。”他不屑地晃了晃iPhone，“现在去看一场剧，经历一个小时的闪光屏幕，因为那些喜欢把自己当成有文化的人根本不能停下来！”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套入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19世纪艾略特的一本小说，讲述了在虚幻小镇Middlemarch发生的故事）”，就像试图将一架747飞机降落在一个小的农村简易机场一样不合时宜。

另一个原因是钱。夏皮罗放下电话，瞪了一眼。他说：“一分钱一分货！”然后拿起桌上的一份部门备忘录。他用一支钝铅笔在纸背面潦草地画了一个坐标轴，上面有一个倒置的抛物线。“我所说的问题是费钱！（I' m taking about the big fire hose）”

在我的注视下，他把图表的起点标为1958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的那一年，当时《国防教育法》为教育的拨款超过10亿美元。

“我们不讨论精英大学——我们谈论的是资金流向50个州，一直到现在。那是人文科学辉煌时代的开始，”他继续说。在抛物线急剧下降的一端，他潦草地写下了2007年，即经济危机的开始。“资金减少了，”他说，“对人文科学的财政支持在国家、州和大学层面都消失了。”

夏皮罗抚平了他的图表，看了一会儿，然后用铅笔尖在曲线上来回划动。

“这也是民主的衰落图，”他说，抬起头并与我对视。“你可以把它叠加在货币图表上，就像某种重写，它们是一样的（趋势）。”

在秋天学生进行期中考试的时候，我来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与哈佛大学的精英孩子们（golden children）度过了一段时间。据报道，去年，该学院的录取率为3.19%，这些站在金字塔尖的学生可以避开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会降低人文学科入学率的因素。哈佛大学的财政援助计划是按需全额发放的，而且没有贷款，让接受援助的学生有机会无债毕业。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保证了学生基本的就业能力，即使是主修翻筋斗的哈佛毕业生也能找到某种工作来支付账单。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一所各种专业的入学率均保持不变的学校。

但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7%的哈佛大学新生准备主修人文学科，低于2012年的20%，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近30%。据报道，从2005年到2020年期间，哈佛大学英语专业的人数减少了约3/4。在2020年，在一个拥有7000多人的学院里，英语专业的人数不到60人——哲学和外国文学也少了很多（由于行政建制的原因，哈佛不把历史算作人文学科，但这一趋势依然存在）。“我觉得我们在泰坦尼克号上。”英语系的一位资深教授告诉我。

学生们并不相信英语系被吹嘘的地位。“我不会对我的英语或电影专业的朋友说这些，但我认为这些专业是个笑话，”大三学生伊莎贝尔·梅塔告诉我。“我想，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相反，她追求的是社会研究——PPE（philosophy，political & economics，政经哲专业），其受欢迎程度在最近几年已经爆炸性增长（政策被学生们认为能带来紧迫的变化)。但交谈让她感到厌烦（“学生们总是说同样的三件事，”她报告说，“我不想整天和这些同学在一起抨击资本主义。”），所以她终究不安地落在了英语系。“我有一种扭曲的身份感，我学习的东西与这里很多人认为的该学到的核心内容相去甚远，但我并没有脱离这些文化力量。”她告诉我。

英语教授们发现现在的转变特别令人费解。在大多数人看来，对语言、身份、历史学和其他长期以来在研讨会上关注的问题进行公开思考的兴趣正处于高峰期。

“年轻人非常、非常关注表征（representation）的伦理，文化互动的伦理——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想了很多！”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教育院长、英语教授阿曼达·克莱宝（Amanda Claybaugh）去年秋天告诉我。她被认为是面向“现在”（orientation toward the present）的几位教师之一，以至于许多学生在“过去”失去了方向。“上次我教《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霍桑著作）时，我发现我的学生在理解句子时真的很吃力，比如说他们在识别主语和动词的时候很费劲，”她说，“学生们的能力是不同的，而且19世纪已经是很久前了。”

2021年加入英语系的初级教授塔拉·K·梅农(Tara K. Menon)将这一转变与学生来到大学时认为未开化的过去已经没什么可教了的感觉联系起来。在这点上哈佛与其他大学是一样的，即那些可以被视为接近正统思想的课程，如人文10（Humanities 10），一个紧张的、只适用于申请的课程，已经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因为教学大纲中的黑人艺术家太少，或者拥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有一个真正的误解，即你可以进来说，‘我想读后殖民时期的文本——那是我想研究的东西——我对研究死去的白人男子的作品没有兴趣，”梅农说。“我的回答是，在我所做的第一个大型讲座中，如果你想了解阿伦达蒂·罗伊，或萨尔曼·拉什迪，或扎迪·史密斯，你必须阅读狄更斯。因为大英帝国的悲剧之一，”她微笑着说，“就是所有这些作家（指殖民地作家）都读过所有这些书（指的是经典作品）。”

然而，对于刚到美国的家庭来说，文学研究并不总是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一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位2021年从哈佛毕业的学生，她的学位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辅修语言学。和贾斯汀·科瓦奇一样，她形容自己是一个热衷于文学的学生，但从未考虑过深入学习。

“我的父母是低收入者和移民，他们告诉我找到一个能让我找到工作的专业非常重要-——‘你不会为了编织篮子而去哈佛’是他们会说的事情之一。”她告诉我。她是家庭中第一代上大学的人，也是精英学校不遗余力招收的那种学生。“所以，当我来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程，好像是你大一能选的最难的课程。它整合了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那门课满足了很多能够进行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的要求，所以我完成了那个，为了我的父母。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有良好的教育。”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上了中国电影和文学的课程，也上了烹饪的课。作为第一代大学生，我的问题是我总是把人文视为一个激情项目（passion project）。你必须是富裕的，才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哦，我可以追求这个，因为我有钱做我想做的事情’。如果你能做到就再好不过了。”“我认为人文学科必须以爱好为基础。”她说。

在一个雾蒙蒙的下午，一位名叫亨利·海莫（Henry·Haimo）的哈佛大三学生带我在邓斯特大街（Dunster Street）上散步，经过了哈佛大学的红砖上等宿舍。海默具有经典的常春藤盟友的风格：眼镜、纽扣衫和一条被毁坏的短裤。他在学习过哲学后决定主修历史，“现在每个研究领域都不可思议地强调‘道德’，”，AI加伦理学、生物学加伦理学，他解释道，“而有效的利他主义”——一种要求获得财富并根据优化和效率的原则传播财富的做法——“是校园里的一个巨大趋势，渗入了所有的东西，可能已经导致哲学系有大量拥趸者了。”

我问海默，在哈佛是否有一种主导的黑话（vernacular）(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人们经常谈论事物被 “物化”【reified】了），海默告诉我是统计学的语言。现在哈佛的主要课程之一是统计学入门，每学期招收约700名学生，比2005年的90名有所增加。“即使我是在人文学科，并给出我对某事的印象，有人可能会指出我，‘嗯，谁是你的样本？你是如何收集你的数据的？’”他说，“我的意思是，统计学无处不在，它是任何好的批判性分析事物的一部分。”

我突然觉得一下子就明白了海默的意思。在社交媒体上，以及在发送数据可视化的媒体上，统计数据现在无处不在，是我们交流知识的语言。如今，严谨性的量化理念（idea）甚至成为很多认为人文学科有特殊价值的论点的基础。上学年，历史专业的斯宾塞·格拉斯曼（Spencer Glassman）在学生报刊的专栏中认为，哈佛的人文学科“需要更加严格”，因为它们没有设定可与“任何完成统计110或物理16的学生必须知道的有形事物”相媲美的标准。他告诉我：“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以A或A-的成绩离开，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所有STEM领域的人都认为人文学科是个笑话。"

另一位学生给我发了一个病毒式的TikTok帖子，其中一个穿着短裤的年轻女子在她的宿舍里跳起了洒水舞，同时播放着“Twerkulator ”这首歌，屏幕上闪烁着有关STEM的口号。“我喜欢学习科学，还是它只是助长了我的上帝情结？”一个人写道。“我很聪明，还是我只是在小学的阅读水平很高？”另一些与人文学科有关的帖子则有不同的氛围。“我想一边听着古典音乐，一边戴着眼镜读哲学。”一位使用TikTok的哈佛大学学生对人文学科充满热情。

海默和我转身回到哈佛广场。“我认为人文学科的问题是你会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发展，而这是非常可怕的，”他说，“从一个学期到另一个学期，你写的论文比其他的好。这和解决这个经济学问题，或者给这个东西编码，或者做政策分析是不一样的。”这一直是事实，但学生们现在对写得更好或比以前更深入思考的长期价值认识不足。去年夏天，海默在HistoryMakers工作，这是一个建立美国黑人口述历史档案的组织。他说：“当我在申请时，我一直在想，我有什么资格做这份工作？当然，我可以研究，我可以写东西，”他向前俯身检查过往车辆，“但这些技能很难展示，而且坦率地说，这似乎不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

助理教授布兰迪·亚当斯（Brandi Adams）的英语206《文学研究导论》课程在ASU的一栋生物大楼里上课，“它看起来像一个壁橱的门。”她在告诉我教室方向时如是说道。一天早上，当我溜进去时，亚当斯像盐和胡椒一般的头发梳成一个高高的发髻，半透明镜框的眼镜逐渐从她的鼻子上滑下来，她正在询问她的学生有关课程大纲的问题。

“我们读了《贝奥武夫》（Beowulf，古英语史诗）’、费尔南·弗洛雷斯的《松露猪之泪》（Tears of the Trufflepig，2019年出版小说）、菲利普·马辛格的《罗马演员》（The Roman Actor，1626首次演出），还读了莎士比亚、托马斯·怀特、特伦斯·海斯和比利·柯林斯的十四行诗。”

“我们读了《劝导》（Persuasion，简·奥斯汀著作）、《冒充白人》（Passing，拉森著作），也读了维多利亚·张（Victoria Chang）的诗歌《达西先生》（Mr. Darcy）和《爱德华·霍普的夜间办公室》（Edward Hopper’s Office at Night），还读了丽塔·费尔斯基的《文学的用途》（Uses of Literature，2008年出版），还观看了前两部作品的Netflix改编作品。”她看着房间里的九个学生，两个在线上，出现在一个AV系统（Audio Visual system）上。“这让我有机会思考我们做了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想我可能会删除‘劝说’。你怎么看？保留它还是抛弃它？”

“我认为可以（I say ditch）。”一个学生说。

“我应该用另一部简·奥斯汀的小说代替吗？”亚当斯问道。

“我喜欢《傲慢与偏见》。”一个学生说。

“所以大家都认为我选错了？”亚当斯问道，耸了耸肩，“《劝导》已经消失了。”

她的做法反映了ASU为满足学生的兴趣而做出的诸多努力。

“与其说让由老师告诉你一些事情为什么可能是相关的（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可能与你的生活经验没有任何联系），我认为让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是很重要的，”杰弗里·科恩（Jeffery Cohen）这样告诉我。他拥有能说服人心的嗓音（buttered-voice），自2018年以来就一直担任A.S.U.的人文科学院长。就任后，他请营销公司Fervor帮助他们更好地推销人文学科，这家公司对826名学生进行了市场调查。

“看到他们的反应真是令我大开眼界，”科恩说，“一般来说，他们喜欢人文学科，对它们的评价比其他课程高。然而，他们不清楚什么是人文学科——222人认为生物学属于人文学科。”

学生们也不知道人文学科的就业情况，因此科恩决定开一门名为“如何通过人文学科成就事业”的课程。“学生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是选择一个著名的人文学科专业，”他说道，“由于许多人是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并且可能承受者家庭的期望和负担。如果他们知道像约翰·拉真德（John Legend）这样的人学习文学并取得了非常伟大的事业，他们就会说‘真好’！”他的办公室保存着一份不断增长的名人名单，并在学生报名参加课程期间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推送。

在一个量化的社会中，利益最大化——即从你的投入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大学倾向于那些可被量化的改变行动资助金，人文学科职前教育的变化本身就能体现出这一点。2019年，埃默里大学的两位院长迈克尔·A·埃利奥特和道格拉斯·A·希克斯（Michael A. Elliott and Douglas A. Hicks）从梅隆基金会获得了125万美元的资助，以创建他们所谓的人文路径计划（Humanity Pathway program），它专注于就职前准备。(“教师要学会在他们的教学大纲中融入一些元素，使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学的东西将帮助他们找到潜在的雇主。”共同指导该计划的德国研究教授Peter Höyng告诉我) 这个项目安排了校友线上见面会来帮助学生们找到职业方向。几乎在第一时间，项目的共同创建者就被提拔到更大的职位：去年，埃利奥特成为阿默斯特学院的院长，希克斯现在是戴维森的院长。

“在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主要文学理论家的杂志故事，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社会中心。”埃利奥特在他的新办公室告诉我，“现在，这些焦点将是关于从事人工智能或自然语言处理的人。”学生们已经注意到焦点的变化。“他们喜欢成为充满活力的辩论和讨论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在黑人研究方面入学率很高的原因之一。”艾略特说。

在ASU，英语系一直在考虑是否要继续称自己为英语系。“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这门学科，不一定是为了学习文学课程，”研究奥斯汀的教授德沃尼·卢瑟（Devoney Looser）告诉我。学生们对创意写作、媒体研究或者其他方面感到好奇。在离系里的大楼几百码远的地方，有一个商业大楼，它只有两间教室，两翼有水磨石地板、天桥、喷泉和墙上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愿景：我们改造世界”。很难避免将学校和商业大楼进行比较。“‘品牌’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英语教授通常不是一个拥抱市场的群体，”卢瑟说，“但这是一个我们可能可以重新想象自己的时刻。”

ASU的一些人文学科已经建立了松散的联系，追随一种“松散”的趋势，打破学科系别之间的壁垒，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学习。“理想的部分是，我们能不能接触到那些可能无论如何都不能获得任何高等教育的人呢？世俗的部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零碎的东西统一化？” 历史学教授凯瑟琳·奥唐纳（Catherine O'Donnell）说。“每个人都将被吊在这根稻草上，因为，当我们把高等教育工具化后，学生们会质疑学士学位系统的这种捆绑，大学教育‘值得’吗？人文学科学位‘值得’吗？人文学科将成为河马上的小鸟（be the little bird on the hippo，即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人文学科是考虑了其他教育目标之后平衡的产物（an afterthought trying to balance on other educational goals）。

对许多学生来说，人文学科已经成为这只小鸟了。ASU的大四学生Tiffany Harmanian是医学预科生，主修神经科学（“我来自一个医生家庭，我是中东人。”），辅修英语，并成立了一个名为医学人文协会的学生组织。在成长的过程中，她生活在小说和诗歌中。但她从没有想到在学习医学的同时主修英语。“喜欢人文学科的人可能甚至不需要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去学校学习，”她说。她不明白学习《荒原》和成为一名诗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另外，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渴望能够在年轻时赚钱，在年轻时退休。”她补充道。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很大程度上这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学生称他们为‘影响者’（influencers）的想法有关，”哈曼尼安说，为了我能听懂，她慢慢地说，“我21岁了，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加密货币，有从事银行和交易的代理人。与其为了15美元的最低工资朝九晚五地工作，你可以更加尊重你的时间。”她和她的同龄人成长在充斥着“为权力工作”（working for the Man）的谎言的时代，所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前进着。“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更进步了。”她告诉我。

在美国，多年来，高级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高级文化的概念——在冷战金库（Cold War coffers）的帮助下一直高高在上。在50年代和60年代，由中央情报局（CIA）支持的文化自由协会是知名的反共组织，资助了支持自身价值观的文学和思想杂志。其他投资则不那么直接，从40代开始，美国政府就举办了美国艺术展，后来国务院还资助了爵士乐海外巡演，毕竟苏联从不这样（they don't swing in Sovetsk）。

很难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与日益普及的大学教育的影响分开。当然，也没必要分开。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大学内的世界和大学外的世界的作品是同样被重视的。能够欣赏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的唱片，米勒（Miller）的戏剧，或品钦（Pynchon）小说的狂放不羁是普遍被认为应该的。“经典”（Canon）的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mirage），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流传下来的名单。但掌握具有挑战性的艺术知识的想法是有影响力的，到20世纪中叶，已被确定为一个向上实现阶层流动的方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让·克洛德·帕塞隆（Jean-Claude Passeron）创造了“文化资本”一词，以定义继承或获得的文化知识，使相关主体在社会的某个领域更容易实现流动和进步。到了60年代的美国，这一概念得以被广泛认知。1962年，尼高斯和梅（Nichols and May），两位有抱负的大学幽默表演者，与玛丽莲·梦露一起为肯尼迪总统演出。1964年，《我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一部通过文化资本实现阶层跃迁的大密度台词的音乐剧——收入是音乐电影《A Hard Day’s Night》的数倍。

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政府的投资适得其反。过去60年中的大多数反对制度的运动，比如从越战的抗议到重新调整警察薪资（defund-the-police efforts）的努力，都在校园里得到了放大。部分是因为像文学和历史这样的学科教导学生进行关注当下、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和批判性分析，他们的目的是揭开丑恶（pull up the rug）以背后的事情。如果学生毕业并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寻求改变时，他们会带着这些实践。如果他们是年轻人，他们的语言仍然是大学式的，这些实践正向地反馈给教授和学生，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青年运动成长的方式。

一些学者观察到，今天的课堂上，批判似乎比对理解的长期追求更能获得认可。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不是老人、白人或男性——注意到，对学生来说，批评有问"的东西比努力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更有公众价值。他们发现，似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文字游戏（naming concerns）比好奇它们背后的原因更具价值。这种粗浅表面（clay-pigeon）的探究方式让她觉得是对所有批评和艺术的贬低。

不过也有人认为，人文学科的文化资本流失已经被其学术研究的方式加速了。一种理论是，批评实践已经变得过于专业化。曾经，在大学里，你可能通过仔细研究《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形式、参考文献、风格和作者天才般的个人标志（special marks of authorial genius，这是弗拉基米·纳博科夫著名的教授这部小说的方式），以及通过地铁上的读者体验增强对这本书的理解。但现在，你可能会写一篇关于论文，讲的是作者如何通过对景观的描述，构建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既包括构建，也包括巧妙地破坏了帝国父权制。这与大多数人的阅读方式有什么关系？亚当斯的ASU课上学习了Rita Felski的《文学的用途》一书，但作者本人认为，学术已经变得自欺欺人，对动人的文学情感表达（moving literature encounters）不屑一顾。“回过头来看，过去三十年的许多宏大理论，现在看起来就像启蒙运动传统的最后一搏，那些被说服的王牌哲学家认为理性思考的王国将免除他们在混乱、平凡、容易出错的世界中的可耻平凡。”她写道。“当代的批评家们以他们的权力为傲，认为他们有能力让人清醒（disenchant）。”至少，这种厌恶已经传到了学生那里。当我（指作者）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不久以前——文学生活似乎只是奥林匹斯的一个低级山脊。从少数样本来看，我可以报告说，观念的转变是明显的。在哈佛和ASU，一些学生眉头紧皱地询问我的前景，我是否会有好的发展。

有人说，把敬畏之心带回来，学生就会跟上来。“在我的部门，作者是非常活跃的！”罗伯特·法根（Robert Faggen）是研究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学者，也是克莱蒙特·麦肯纳（Claremont McKenna）的长期文学教授，他告诉我，那里的招生人数是没问题的（在最近人文学科的入学率下降趋势中，有一些机构是异常的，最突出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非常关注事物的美，关注美学，并最终关注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我认为学生们对来自真理和美感的刺激有一种饥渴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研究真善美的道路必须继续坚持，不能够倒退。许多学者担心如果没有像对五十年前人文学科的国家支持，将是一个挑战。“我对奥巴马的最大不满是，他们嘴里的每一句话都是STEM，STEM，STEM，STEM，然后就是艺术，中间没有任何东西，”Ayanna Thompson，一位研究莎士比亚学者，指导亚利桑那州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和RaceB4Race会议系列，“我们既没有从特朗普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从拜登那里听到任何消息。”

一天下午，我走过查尔斯河，经过哈佛商学院，来到西部大道。两年前，大学在这里开设了一个占地54万平方英尺的科学和工程综合大楼，据说耗资10亿美元。就在入口处，一个巨大的彩绘墙上写着“我们的研究：应对社会挑战”。标语牌暗示着该建筑群可以像诺亚方舟一样在百年不遇的风暴中维持关键的研究活动。我敲了敲墙上的一个巨大的触摸屏，一个键盘出现了，提供了方向。我看到艺术团体Breakfast所创作的的数字三联画（digital triptych），数以百计的磁片在镜面光的亮片中追踪着我的轮廓。

这座新建筑是哈佛大学工程系（Engineering）、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部门的所在地。理论上来说，它是在1997年构思的，当时大学宣布在波士顿的Allston社区购买了52英亩的土地，但直到2001年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成为校长后，才公开了对这块土地的设想。

萨默斯想象着“下一个硅谷意味着什么，可以带来什么”，并强调了生物医学研究的产业机会。在《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Ivory Tower，1982年书籍）中，哈佛大学70和80年代的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曾警告说商业行为对于学术研究的质量，甚至对大学本身的知识完整性将构成危险。在当时，这样的疑虑占了上风。1980年，当基因转录先驱马克·帕塔什尼（Mark Ptashne）被说服既当教授的又成立一家生物工程公司时，引起了舆论哗然。萨默斯的任命与次年ASU.对技术政策专家迈克尔·克罗（Michael Crow）的总统任命一样，标志着新的对全球私营部门业务的开放。2004年，哈佛大学聘请了一位“首席技术发展官”来帮助研究的商业化，2010年，习近平让他唯一的孩子从中国的大学退学，并让她进入哈佛大学——这一姿态肯定了哈佛在技术工业方面的政治中立态度，就像瑞士在国际政治中的边缘地位一样（a gesture that affirmed the university’s arrival as a hub of Swiss disinterest on the byways of industrial diplomacy）。2012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edX，并销售网课。哈佛大学将其科学和工程综合大楼宣传为“在这代人中建造的最重要的新建筑”。

这些是我走过该建筑群的八层楼和开放的走廊时得到的印象。这些走廊围绕着中央拱顶进行排列，材料和色调让人联想到《2001太空漫游》中的空间站。地面上有鲜红色的Fritz Hansen天鹅椅，由教室、最先进的礼堂和一个名为Makerspace的小玩意工作室搭配而成。沿着一些透明材质的楼梯往上走，桌子上摆放着乒乓球和桌上足球，以及一个由橙色的Knoll womb椅子组成的狭小空间。再往上一层，几辆Peloton自行车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窗口，俯瞰着艺术家Sophy Tuttle的生物科学壁画。我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穿着牛仔裤骑上自行车，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自己今天已经走了很多路了。一位自豪的院长告诉《哈佛杂志》，在大楼的走廊里闲逛需要六英里。

在顶楼，我学生和一个穿着连帽衫的教授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论丰田公司的工作安排。我参观了综合楼的图书馆，里面摆满了诸如《元宇宙: 以及它将如何彻底改变一切》的书。在图书馆的其他地方，有小隔间的桌椅旁边挂着黄色的窗帘，随时可以用来保护隐私，就像按摩院的隔板一样。公共空间里有光滑的玻璃白板，实验室也是玻璃墙，让像我这样的路人看到了披着仿生服装的假人躯干，以及“机器人蜜蜂群”的原型。我跟着一群STEM领域的学生来到宽敞的花园，当绵绵细雨开始飘落时，我坐上了一辆零排放的班车回到了哈佛广场，车上播放着Talking Heads的歌曲“Wild Wild Life”。在学校里，我就对科学感兴趣，但我主修的是人文学科，从那时起，我没有一刻真正后悔过。但在这个新的建筑群里呆了半个小时后，如果可以再做一次选择的话，我想选工程师这个有趣、生动的人生道路。

学生是了解学校变化的。1996年，当大学开放了一栋翻新的人文楼时，人文学科的入学率正在上升。现在，新的投资对学生来说很明确。“哈佛在工程学院上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某天晚上在宿舍吃饭时，一位机械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说。这是Pforzheimer楼的咖喱之夜，十几个学生吃完饭后在一张长桌上聊天。马克·扎克伯格刚刚为人工智能和自然智能研究机构又捐了5亿美元，还增加了新的教授职位。哈佛的钱——还有其他很多大学的钱——都或多或少地投入到STEM中。根据《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进行的年度调查，在计划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20级学生中，有超过60%的人要进入科技、金融或咨询行业。

“我认为，大型科技和咨询公司在校园里的存在是人们认为你在人文学科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综合生物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哈娜在餐桌上插话道。“谷歌、Facebook、德勤、BCG...”她气急败坏地耸了耸肩，“他们只是以一种真正无孔不入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校园！” 她在大一的时候就早早被咨询公司所“骚扰”。

人文学科想要与其他学科的拼命竞争，只让它更加屈从于其他学科的逻辑，哈娜补充道。“我很想选修民俗学和神话学课程，”她说，“但系里的人只是推销它，说‘哦，好吧，你知道，咨询只是‘讲故事’——学习了民俗与神话之后去做咨询会更好！’”

对一些人来说，如果不能与主流的变化对抗，让大学变得更开放，并且更好地融入这一变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一天早上，在一座名为大学堂的银行灰色行政大楼里，哈佛大学艺术和人文学院院长罗宾·凯尔西（Robin Kelsey），一位有着整齐的银色头发的艺术史学家告诉我，他的希望是“分解各系的工作”，以配合学生对学校外面世界的兴趣。“我们的部门结构形成于1890年至1968年间。”他说。从那之后，学校里的各部门没有任何变化，即使世界发生了大的变化。窗外，双灯柱上挂着哈佛在科学界校友的横幅画像。“影响（impact）。”一个说。“创新。”另一个说。

一些人认为人文学科的招生问题实际上只是统计问题，学生并没有离开这里，只是从另一个门进来。人文学科的相邻学科未必被统计在内，但其中一些领域正在蓬勃发展。哈佛大学的科学史系在过去的五年里，专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在派对上背诵卡瓦菲（Cavafy）诗歌的人可能会逐渐消失，但学生们仍然在获得他们的营养。毕竟，生物伦理学中也有很多伦理学的内容。

与ASU的工作相呼应，凯尔西认为人文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是未来的趋势（这种混合也有金钱上的好处：比如像凯尔西和科恩这样的人文学科院长很少有机会获得大笔捐款，所以将他们部门的工作归入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可以帮助获得资金）。 与其根据教授如何组织自己来决定专业，为什么不把专业与当前引起共鸣的话题相匹配，比如气候变化和种族正义。我非常疑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经常改变我们的目标——毕竟今天的头条新闻所关注的问题与15年前的不同。但凯尔西坚持认为，有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我希望看到拿出更好的平台来研究环境人文、移民和种族，以及医学人文。”他说。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一直有可以模仿的通力合作。一天下午，我拜访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Schnapp），他参与了凯尔西的分解工作。施纳普是一个剃着光头的人，穿着修长的灰色范迪克，左耳上有两个小环。他让我坐在办公室里的一张圆桌上，上面摆满了工业设计的文物。“我一直认为，我们所继承的人文学科的模式是可以扩展和创新的。”他说。在他身后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他多年来在西海岸参加摩托车比赛的几个奖杯。

施纳普是研究但丁的学者，作为一名年轻的教授，他曾帮助领导达特茅斯但丁项目。这是一个庞大的文本数据库，也是所谓数字人文科学的早期胜利。他从1985年到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创立了斯坦福人文实验室，部分是为了将计算技术用于文学和历史研究。当哈佛大学把他带到东方时，他创立了一个名为metaLAB的项目——一个他认为忠实于其学术渊源的项目。“中世纪的文学文化不是我们在十九世纪印刷业盛行时所理解的‘文学’，相反是更加多元的。”施纳普说。

为了说明他的意思，他拿起一本色彩鲜艳的平装书，这是他与人合写的，名为《电子信息时代的书》（The Electric Information Age Book）。“这是一本关于实验性平装书历史的书，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他说着并翻开了它，露出了几页狂野的字体和图片。他与人合写的另一卷书《与图书馆和图书馆家具的未来有关的小短文》（little microessays connected to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and library furnishings），是制作成一副扑克牌出版的。“‘制作’可以意味着写书，但也可以是其他形式，比如建立注入了人文科学价值的软件平台。”他说，并翻开了最下面的卡片。

为了资助metaLAB，施纳普不得不“左右逢源”，以调整项目和他所谓的“研究激励”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工作中的技术成分起到了作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EH）之间完全没有同等规模。”他说，它们之间完全不能等同，“我的一个朋友喜欢用这个类比，NEH的总预算仅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预算相同。”

1980年，平均而言，国家补助占公立大学收入的79%，到2019年，这一数字为55%。但比如像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州长就在施加新的压力，要求削减资金。面对这些资金短缺，公立大学有两个选择。要么减少学术活动，并面对这种减少导致的后果，要么他们可以奔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游戏。

由于亚利桑那州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削减了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资金，ASU走的是市场路线。它投资自己的在线教育，并因为学校试图给远程上课的学生提供可信的计入实验室时间而获得了声誉（该方案是由Ara Austin设计的强化训练营系统。他是一名助理教授，在一次交通事故后在网上学习了大学课程，并发现这些课程都无法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帮助）。由于在线上和线下获得的文凭都是一样的，额外的学费加上捐赠者的资金，使ASU充满了活力。2007年，该大学的运营预算有28%来自国家，去年，只有9%，预算为46亿美元。“我们正在以完全的企业模式运作。”校长Michael Crow宣布。换句话说：许多美国最伟大的公立大学也越来越像私人企业一样运作。

ASU远程学习热潮的一个额外的效果是其人文学科数量的改善。从纸面上看，ASU的英语专业学生人数增加了，即使实际课堂上的学生人数减少了。几位教授坚持认为，他们真的没有感觉到对线上或课堂学生的偏好，但他们确实注意到线上和线下相比所出现的人口统计的差异。

“这些都是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人，有的一直是家庭主妇，有的在工作。他们喜欢人文学习，并对通识教育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ASU的英语教授Ayanna Thompson告诉我。部分原因可能与代际有关，鉴于年纪大的学生可以代表老一辈人的观点。但这也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该大学与星巴克有合作关系，星巴克支付其咖啡师在网上获得学士学位（这是咖啡公司的招聘工具，也是学校的收入来源），而一个一直生活在磨练中的人最想学习的东西不一定是线性代数。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我的英语专业。但与我交谈的人中有90%的人的意见都是负面的，这真的让我很不爽！”麦肯纳·尼尔森（McKenna Nelson）说。他在南加州的一家星巴克工作时远程注册了ASU。“我认为生活不应该全部围绕着金钱，我更想快乐地去工作。”她说(她想教书)。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的人（future biz）都表示赞同。他们指出，一个关于市场心态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它只知道现在被判断为具有未来价值的东西。职业研究表明，具有沟通和分析能力的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最终往往会从事领导工作。在这种程度上，受过人文教育的价值很可能依然在技术和文化变革的风暴中继续保持。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可以为你写代码的语音助手，你说，‘嘿，Alexa，给我建一个卖鞋的网站’，”MIT机械工程教授Sanjay Sarma在电话里告诉我（随即，他把听筒拉开，回绝了房间里的一个设备：“闭嘴，Alexa! 不！不！”），“这已经在发生了，这是代码友好（low-codes）的。”对于ChatGPT及其复制一些构图任务的能力，人们已经有了很多抱怨。但是，ChatGPT不可能像指导和管理一个组织那样构思《达洛维夫人》（伍尔芙作品）。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收集和整理信息，设计实验和流程，制作描述性的文字和平庸的工艺品，以及编写基本的代码，而这些都是最有可能进入渐渐入侵日常的工作。

“我认为未来是属于人文学科的。”Sarma说。

在灵感或绝望的驱使下，哈佛大学英语系已经开始发放印有“正在阅读”等口号的手提袋。（“他们正在努力。”一位高年级学生告诉我)该系已经设立了校友小组，并接受了变革，从今年起，在哈佛大学获得英语学位的人可以不参加专门的诗歌课程。在创意写作方面有大量的课程——“创客经济”（maker economy）的时代，人们认为，学生们想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作品——当然包括对新媒体的探索。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是按行业条纹和徽章划分的最高级别的人文学科教授之一，他说他开始认为文学专业的学生在书本以外的地方也有前途。

“碰巧我们确实对当代艺术形式有一种非常深入的认识，可以与文学研究相媲美。”他说。我们坐在他堆满纸张的办公室里。“那就是影视作品。《窃听风云》、《绝命毒师》、《切尔诺贝利》——现在有几十部了！”他向后摇晃，把脚搁在办公桌的边缘。“这是个神奇的发明。”

格林布拉特弹开了一个绿色的傻子腻子蛋（green egg of Silly Putty），开始使劲地揉捏。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陷入了思考。

“还有《风骚律师》。”他补充道。

他想到莎士比亚在1612年阅读《堂吉诃德》时，对小说这种新的叙事形式感到惊叹。今天对《风骚律师》也是如此，他想知道文学系是否应该在影视作品上多做文章。

然而，在与我交谈的自得其乐（blissful）的英语学生中，有很多人对权力地位高于它们的成年人说的目标无动于衷，这让我感到惊讶。大三学生阿什利·金(Ashley Kim)曾是一名打算攻读经济学的学生，有在课堂上睡觉的问题。当她从塔拉·梅农(Tara Menon)上午9点的城市小说课程中不断出现快乐和敏感时，她改学了英语。“人们不仅仅只会为了找工作而努力学习。”

杰弗里·关（Jeffrey Kwan）是就在金旁边教室上课的一个物理数学专业学生，每学期上一门英语课。“我从英语中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教授会告诉你他们对工作的看法，而不是你必须学习的技能。”他说。但他永远不会主修这个专业，他告诉我，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我总是试着弄清楚什么时候把自己插入讨论中。”

金同意了这一点。“当我第一次加入英语系时，我感到被看到了。但我也感到，也许我不属于这里。”她说。她在新泽西州的一所开放公立学校（magnet public school）上学，在知道如何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兴趣方面，她觉得自己比那些热情洋溢的私立学校的孩子们落后一步。

这种分类一开始往往是看不见的。“这些人绝对在人文学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来自韦斯特郡的高年级学生丽贝卡·卡登海德（Rebecca Cadenhead）告诉我，“这个群体的人通常来自东北部，是中上阶层的白人，老实说，有特定的方式。”这种方式有相同的时尚元素：厚实的鞋（Doc Martens，Blundstones）、宽松的长裤（主要是Carhartt）和复古毛衣。“在人文学科中有许多有色人种和许多低收入者，但总的来说这种氛围的人居多，而且我们都互相认识。”

卡登海德一开始学的是应用数学，她在高中时就被要求学理工科，但最后还是学了哲学，因为担心哲学系没有那么多非白人思想家而增加了非裔美国人研究。然而，她担心自己的道路在同僚之间仍然难以辨认，同时在她看来对于有色人种的学生来说，因为学习人文学科而被判定为学术水平较低的压力是成倍增加的。“有时我担心，当人们遇到我时，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在这里是因为平权行动。”她说，“这里的很多有色人种至少最初都倾向于自然科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会被认为更聪明。”

听到学生和教师讨论他们对事物新秩序的适应性，让我想起了查理·卓别林和一个服务员在旋转门中无休止地追逐对方的片段。没人怀疑高等教育必须向开放和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大学正在以一种不完美但具有前瞻性的方式，实现这个梦想。1985年，20%的哈佛大学学生被认定为少数族裔成员（当时的记录），现在，这一比例超过了50%。在进入大学的学生中，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人数已上升到近20%。国际入学率也在攀升，在ASU你可以成为阿拉巴马州农村的一名咖啡师，以低廉的价格兼职接受一流的教育。对经历多样性的理解是丰富学术研究的方式，而对多样性学术研究的理解则成为让社会精神富足的方式，这一切是人文学科工作的产物，与我交谈过的哈佛和ASU的教授们都对他们学校的民主功绩感到自豪。

唯一有点尴尬的是，这一领域的开放使教育激励措施远离了人文领域。大学最需要的学生是那些最可能要求立即将他们的学位变现的人，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最需要大学承诺的社会经济提升。

在战后公共教育经费激增的时期，人文学科的学生顺理成章地接着读研究生，然后在教学和写作中获得稳定的、有价值的职业。或者可以离开学院，从事社会明显重视的艺术和文学职业，这些至少有足够的报酬来维持一个适度的中产阶级生活。今天，人文学科的学术职业路径是臭名昭著的混乱。招收的博士比之后需要的工作岗位多，利用他们进行教学，然后在几年后再把他们送走，给他们披上博士袍，毫无前途（2020年，博士学位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新博士毕业时找到了工作——任何工作——而且即使有精英背书，这种可能性也在消失。从2012年开始读普林斯顿大学英语博士项目的15个人中，只有两个人进入了终身职位的轨道）。尽管公共资助和大学开放的两条线曾经愉快地平行增长，在扩大获取途径的同时强化了人文文化资本的价值，但这些曲线现在已经重叠矛盾了。

此外，低收入群体或第一代大学生最有可能被STEM领域所吸引。如果他们来到一个人文学科，他们可能会像金一样感觉到，出身背景已经使他们远离了这一切。这里有一个数据很可能使最有说服力的。虽然学士、硕士和博士生的人文学科入学率都在下降，但在寻求两年制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中却在增加。而且，高中生选修先修课（A.P. courses）的人数也在增加。事实上，现在的高中生每年参加人文课程先修考试的人数比STEM课程考试多20%以上。换句话说，人文学科人数的下降并不是大学本身造成的，而是学生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发生的。

人文科学指标的联合主任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将这种下降归因于教育轨道加速（acceleration tracks）——另一个旨在帮助低入学率学生的工具。聪明的人文学科的孩子们正在学习先修课，或在社区大学学习英语或历史。因此，当他们进入四年制大学时，他们因为之前学习过而达到了人文学科的知识要求，所以不去听这些课程（通常是导论课）。但在这些课程中，学生往往才真正爱上了这个领域。这样一来，大学最想招收的学生也被预先分流，远离了人文学科。对于国际学生来说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哈佛大学新生Sazi Bongwe在新冠期间与高中的三个朋友合办了一本名为《Ukuzibuza》的杂志。到达剑桥后，他不得不考虑，针对国际学生的F1签证只允许毕业后在美国停留一年——除非是STEM学科专业，一年变成了三年。Bongwe来哈佛时想学的是人文专业，但是，像我采访过的几个国际学生一样，他担心这个选择会很幼稚。

“我是不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四年后，我的收入会比和我一起上学的人少很多？”他问道。对于来自经济状况不好国家的学生来说，那里的美元的价值很高，他们来到哈佛或ASU这样的地方，承载着他们当地的希望——道德和财务方面的考虑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在之前，这些压力被对人文学科文化的投资而抵消。现在，大学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和他们的短期目标。一天下午，我在哈佛广场遇到了索尔·格利斯特（Saul Glist），一个学历史和文学的大高个。格利斯特之所以被吸引到人文专业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学生，而更像是一个年轻的思想者。他告诉我，如果不是不断看到有关人文学科危机的统计数据，他永远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大学在投资什么的问题，”格利斯特说，“当你告诉参观的学生，‘这是我们闪亮的新建筑，是我们不断扩大的校园的明珠’，却没有对人文学科进行明显的投资，这就形成了一种叙事。”他认为大学都很乐意接受人文学科入学率急剧下降，因为这一事实创造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本来应该由大学负责的责任却因其不断追求追求增长和收入这一事实而被不断推卸。

有些人已经辞职了。“亲英（Anglophilia）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英语教授告诉我，“想想拉丁语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你既要背诵台词，也要你在牛津和伊顿的朋友们争相打趣。”小说的伟大时代曾为一个隐居的、高度区域化的读者群服务，但这也已经改变了。“我不认为阅读小说是现在对人性的多样性或人们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有广泛体验的唯一途径。”他说。

但格利斯特抵制削弱的叙述。“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人文学科在我们50年或100年后的社会中是否有任何作用，”他感叹道，“而是我们想要对人文学科进行什么样的投资，以及我们能想象到什么样的理想未来？"

不久前，学习数据科学的ASU大四学生贾斯汀·科瓦奇决定申请文学研究生。“如果能真正专门研究英国文学，那将非常酷。”一天下午他告诉我，“我想过创意写作，但我想我更愿意做文学研究。”

在ASU的人文学科已经有了一些真正改善的早期迹象。经历了近十年的持续下降之后，校园里的学习人文的人数略有增加。杰弗里·科恩很高兴看到他的营销活动开始取得成果。“我确实想知道这是否是因为学生在疫情期间更多地学习了人文。”为了确定，一个新的跨学科专业将在秋季开始——文化、技术和环境（CTE）。“那是年轻人一直在思考的三件事。”他解释道。

Suzzanne Bigelow是Brandi Adams在英语206班的学生之一，一天下课后她和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来解释她的工作。她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开始了大学生活，并获得了排球奖学金，但她感到迷茫。“我在做西班牙裔奖学金的申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十年后的自己在哪里？”她说。“而我，呃，我不知道。”

去年，她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重新开始。“我未来的梦想职业是成为一名小说家，”然后她补充说，“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最喜欢的小说是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的《分崩离析》（Things Fall Apart），但最近她在读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这激发了她尝试自己的作品。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觉得，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毕格罗告诉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而我是谁？只是ASU某个英语专业的学生而已。”她狡猾地看着我，然后瞥了一眼，“但我一直在自己多练习。而且我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