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钢琴到王志安，“天朝子民”的思想钢印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于澄暄
原文发布时间｜02/13/2024

近段时间内，发生了两起争议，都与中国大陆人的身份有关。

一起发生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英国钢琴家、Youtube Up主Brendan Kavanagh与几位持中国国旗的华人发生了“怒吼”冲突。事件过程本文不做详细叙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当时的视频。

事实上，对出现在伦敦车站的“红围巾小组”来说，不希望拍贺年惊喜视频的事情被提前公布，本可以成为个人对钢琴家的合理请求，但从当时的视频，以及后来当事华人的回应可以看出，当事者一直试图将现场个人沟通的失败升级为“民族受辱”。这似乎是无意识的一种现场反应（一些人总是习惯认为自己就代表中国），也颇为应和了中国国内的舆论氛围。而当视频疯传引发争议之后，其中一位当事人Liu Mengying一再发出视频澄清，内容涉及钢琴家“种族歧视”、“性/性别骚扰”、“音乐辱华”等。称自己是捍卫女性尊严和保护国旗，并劝诫墙内网友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可惜同胞中支持者寥寥。

而此时，反倒是那位深谙“流量为王”的钢琴家，四处接受采访，誓言“捍卫言论自由”。这下子，“低级红”再次引战全球，那段视频累计观看数就超过千万，这还没算上被各种自媒体分发传播的数量。而伦敦钢琴则持续成为海外华人进行多元政治表达的一道景观，在中国一直被屏蔽的“愿荣光归香港”，以及维尼熊，这下都在钢琴前站稳了C位，成为新的Meme。

回头来看这个事件，多少都和这些年中国人面对与世界交流的时候，不经意带出的“中国特色”有关：明明是个人诉求，又处处牵扯“中国”的大概念；明明是在公共场合的表达，却以“敏感”、“中国法律”为由不能公开。再加上“中国电视台”这样的说法，在欧美民主社会的人眼里，逻辑不仅十分拧巴，还暗合了一些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钢琴家反应显然过度（这跟他是流量主有关），但其实这跟如今欧美社会的氛围也分不开——一些“爱国者”表现出来理直气壮的“中国逻辑”，常常让这些社会的人心生反感。

与伦敦钢琴事件前后脚发生的另一件事，则是同为Youtube博主的大陆流亡媒体人王志安引发的争议。王志安在台湾“贺珑夜夜秀”节目上模仿身障人士的言行，引发台湾社会普遍批评，继而引发王因签证违法被罚，最终引爆两岸社交媒体争议。王志安事件更为复杂，引发的争议涉及新闻专业的评价，台湾执政党是否干预行政中立，以及台湾的签证法规与新闻交流管理等。

但真正让台湾各政党一致认为王志安有错的，还是他轻佻模仿身障律师陈俊翰，并将陈俊翰主动参政来提升障碍群体能见度的行为，说成是民进党“利用残疾人作秀”。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得知自己被台湾禁止入境后，在口不择言的X平台激战中，王志安表示，等他有了美国护照或者日本护照，看台湾敢不敢禁止他入境。

在这里，笔者只谈个人在两件事中看到的共同点，那就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天朝子民”的精神症候群。

界限模糊的集体身份

“天朝子民”一词，或可用来形容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结构下生成的一些人格特征；它们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中。

那位叫做“Mengying”的长发女子在澄清视频中，抱歉自己“没有给大家长脸”，以及强调“人”“己”之别，其实多少就是天朝子民的一种写照。在中国，人们长期受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总是认为，身为中国人，必然有一种集体身份和荣誉感。尤其是在海外，个人即使遇到的只是茶杯里的风波，都可以上升到集体身份，而这种身份一经调用，便要背负着殖民时代留下的耻辱，以及一洗耻辱的决心，很容易“苦大仇深”并且“一致对外”——同时，也意味着豁免了个人为自己的言行反躬自省、承担后果的责任。而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崛起，则哺育了一些人的骄傲，“正能量”与“热泪盈眶”成为爱国主题的标配。

然而，简中世界对“钢琴门”华人小群体的抨击，表明“同胞”也不是铁板一块，普通人并不希望被他们代表。一些人在海外扮演出来的爱国热情，其实也是对另外一些中国人真实意愿的扭曲和羞辱。被网友披露出来的相关人士的背景表明，这几位都多多少少跟中国政府的“大外宣”有关。如今看来，让目的性极强的“粉红人生赢家”改变很难，因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两头通吃的利益，但明明有流亡者身份的王志安，为什么在一次又一次的争议中，也展现出天朝子民的底色？

权利的贫困和身份等级红利

在笔者看来，“天朝子民”的概念，首当其冲的特点，就是对不平等的习以为常。事实上，中国人始终并不拥有联合国定义的完整公民权，因为《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迟迟“未获得人大批准”。由此看来，“天朝子民”其实也可视为臣民文化的一种产物。

伦敦“钢琴门”事件中，钢琴家虽然是个倒腾流量的老手，但正如网友“海边的西塞罗”所言，他的逻辑始终如一——他的拍摄是法律所允许的，无论是面对警察还是其他人，他都如此应对；而红围巾华人群体则不断地为自己的诉求寻找身份背书：“中国电视台”、“中国法律”以及英国公民身份。 这其实反映了不同社会的规则系统，以及人们的日常互动所遵循的逻辑——前者相信法律平等稳定地保证每个人的权利，而后者则相信权利是按照身份等级来分配的。

不得不说，中国的制度设计是极为精巧的，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身份等级鸿沟极大、机会与资源主要按与体制的关系分配的社会。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等级区隔：城/乡、性别、健全/残障、公务员/事业编/没编制……甚至在同样的单位，做着同样的工作，就因为身份不同，待遇福利千差万别。这也导致人们高度依赖自己的等级身份，对自己在社会中所享有的身份特权并不敏感，也就谈不上尊重与包容边缘群体的习惯。

以此观之，王志安对残障人士的戏谑，在中国大陆，谈不上是多大的冒犯。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中无障碍设施的缺乏，也习惯了公共场所很少见到残障人士。在中国，通常那些能够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体面就业或合理便利（如导盲犬）的残障人士，都会被媒体高调报道，他们也通常来自大城市和中上层。残障人士能见度最高的时刻，确实如王志安所列举的，通常是在春晚和“艺术人生”这样的央视节目中——被当作某种成功或者社会正能量的代表。

中国大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多地以一种“慈善取向”而非“权利取向”被描述，也就是说，仿佛这些群体的福利是“主流人群”中的善人或者政策的恩赐，而不被视为国家有责任保障的平等权利。因此，残障人士的主体性，尤其是其主动争取平等权利的行动并不被强调和鼓励。譬如，在中国的公民权利运动风起云涌时，朱明建、王金雷等残障人士都曾经通过起诉公共交通系统违反无障碍设施条例，来改善残障人士出行环境 。但如今，当初支持残障人士自力维权的机构“益仁平”以及人权律师都受到严厉打压。在这样的环境中，央视春晚这样民族主义的仪式性平台，经常出现大量歧视性节目，包括残障歧视，也就不足为怪。王谈笑间自然模仿残障人的姿态，是出自这样环境中的一种积习。

笔者个人生活经验中，不少人对普通的劳动者缺乏平等对待的尊重。日常交流中，人们也更可能对对方的头衔更有兴趣，而不是对人本身有兴趣。一些移居欧美社会的中国大陆人，对多元包容的价值往往误解颇深，并不愿学习。

奉旨参政与政治冷感

某种意义上，王志安认为台湾选举“利用残疾人造势”，不算是他特别针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因为“人只是政治的工具”可以说是他一贯的立场，他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并不仅限于残障人士。

譬如，当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的抗议发生之后，王曾经在推特和袁莉的“不明白播客”一再表示，彭只是普通人，不是什么抗争暴政的英雄，“不要随意将他的行为过分政治化”。他无视彭载舟明确且动员力无远弗届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诉求，其实是基于一种在中国大陆的主流环境中基本设定的观念：人不应该主动参与政治，因为（无论正面还是反面），人都只是政治的工具。

从正面来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参政，那就应该是“奉旨行事”，是被“上面”指派和承认的，譬如，即便只存在于区县一级的“直选”人大代表，通常都是政府和体制内单位指派的，独立参选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从反面典型来说，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些希望在公共领域努力的人，譬如人权律师和活动家，以及记者和作家，如果关心公共利益，参与政治，就被矮化为“国外反华势力的棋子”（王就是如此看彭载舟的）。

在这样不鼓励甚至严格限制人们参与政治的环境中，人们会认为自己不是政治进程的参与者，而是权力机构的臣民。 因此，王志安会认为台湾投票率高是民主不成熟的表现，并认为诉诸于情感动员的选举造势，跟央视宣传本质上没有区别。习惯于臣民型政治文化氛围的他，可能真的看不懂人们主动参与政治的意义是什么。

同样，这样的想法不仅仅只有王志安有。在海外华人中，除了一小群政治异见人士和人权工作者，最常出面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的，往往是积极配合中国政府议程的人，类似“钢琴门”事件的华人小群体。华人中的大多数仍然在政治上是沉默的（尽管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国内政治制度与人权状况并不满意），这跟华人在移入国经济上的活跃与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积极奉旨参政与消极逃避政治，母国的威权政治文化，竟然在自由多元的社会完整复制。

天朝主义世界观

王志安曾经被人批评，永远站在建制的一边。作为一个长期以自己的央视新闻经验为荣，并自诩为专业正统的媒体人，他似乎忽视了自己内化了太多体制驯化的价值。尽管他其实并没有拥有过央视的正式编制，在体制内也是边缘人，如今更是成为流亡者，也难以撼动既有的认知。

王关于有了美日护照，台湾不敢不让他入境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玩笑。但是体现了他潜意识中的政治观念：日美皆是强国，台湾作为一治权独立的地区，没有独立于美国日本之外的意志。而公民的尊严，完全取决于国家国力在世界的排行，成为美日公民，就意味着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横着走”。

但是作为有着同一种“出厂设定”的国人，多多少少都受到教育系统和宣传中天朝主义的影响，我们长期的骄傲都是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哺育的。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从中获利最多的，是有着体制红利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人们潜意识中总是不自觉中跟伴随着这一主流论调共振。来自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自认为能拯救全世界旅游市场的中国游客，自然而然地取笑他国的基础设施落后，政府能力不足，把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视为衡量所有事物的尺度，而全然忽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沙丘之上。有时候，我们难免忘记，一国国力之所以可以排山倒海，正可能因为可以对国民任意妄为。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中感觉到的不是自己的渺小，而是寄生在压迫自己的暴力机器之上、与母体共荣的洪荒之力。

威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氛围，言论与结社自由的被束缚，长期洗脑留下的知识空白与逻辑黑洞，确实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伤害。 “天朝子民”的印记，并不仅仅出现在话题中心的人们身上，它可能出现在所有人身上。今日的我们遇到了一个动荡不安、大流散的时代，对于中国人尤其如此。人在异乡，流离寻岸，重新寻找立足之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此之外，从日常开始学习，理解更加自由、多元和包容的社会中的规则与文化价值，进行反思和自我改造，也是必要的。毕竟，异乡的安身立命或诗意栖居，需要每一个人的理解、参与和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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