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人生

人天生为自己的世界搭建意义体系，一切事物最初都仅为我才被是起来。

人们最初意识到的异己存在物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对一块石头，它可以是硬物，是锤子，是饰品，是货币，是勋章，是荣耀，甚至是上天降下的启示；那第一个认识到上帝的人，一定从对石头的把玩和若有所思中看到了世界别样的可能性，例如点石成金的神明；于是他的石头已经是，并且只为他而是了；日月星辰的排列、四季的变迁、生命的动荡都在刹那间敞亮了，世界于是展现了它的全貌——这难道还够不真实，还不足以说明上帝的存在吗？自在的总已经是为他的，我们应看到根本没有所谓真正异己的自在。

不久，悲剧随之而来了，人们被迫投身到上帝的世界中。也许是不幸地被强加了，也许是自己从别人那拿来了，总之，人还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世界，就让上帝理所当然并如“其”所是的在那儿了；更可悲的是，由于没有真正异己的自在，他根本看不到那“从外面拿来”的过程，视上帝为自己拥有的，就像拥有自己的人生一般自然。

但勇敢的人类，从未停止过对上帝的质疑。只要他还愿意展开自己的世界，就总会觉得不舒服，那是内心最真切的挣扎。费尔巴哈对此解释道：我们被宗教异化了。

我们觉得宗教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我并不认为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宗教异化实在是必要的事情；但当今确实有一十分急迫的问题：我们是否因历史而有所警醒，而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另一种异化之中；即来自“客观世界”，这一诞生于朴素唯物主义和科学理性语言体系下的意义构架，的异化。

每当我要投身到自己的世界中时，竟发现那些还未展开的事物背后都站着一个谁，正准备边揪着我的耳朵，边指认道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不正与“告诉我上帝已经在那儿了”的行径别无二致吗？可毕竟我还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世界。周围的异己存在物原本只归属于自然，等着我去让它们在世界中真正地如其所是；如今它们却早已被“是”在那儿了。那儿似乎是每个人都认可的真实的客观世界，但其实根本就是别人的世界。“别人的”比自然状态下表面的异己还显得不切近本己，可我们把它拿来了，当成自己的世界；讽刺的是，我们像拥有自己的人生一般最本己地拥有着的，竟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才会如此自相矛盾地既相信客观事物绝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又相信能对那真正意义上的异己之物产生什么真切的认识。

这其中的不和谐已逐渐显现了。如今再出现在眼前的石头，已不那么是关涉我自己世界的东西了。甚至对于某人给这块石头贴上“100克”的标签这一行为也丝毫不令人觉得奇怪，毕竟他毫无要揭示自己世界的意义构架的意思，而只是说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客观世界中的客观事实。好像每个人都是在超出自身而抵达这个客观世界，在此面面相觑、夸夸其谈；好像倘若真有一天所有人都从中抽身了，那些客观事实仍不会改变似的。这本身已经够荒谬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克”作质量单位；为什么一克是这么重而不是那么重；为什么量化计算石头的质量比量化计算心灵的感受更有必要；为什么只有接触才能产生力；没有质量的力和能量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光子交换能产生电磁力……在如此多的疑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必然基于无穷的信仰才相信了事实的客观性；那么客观世界中所谓的事实的真理，便实际上都是断言式的教条。因此，“这块石头重100克”与“这块石头是荣誉的象征”是同等独断的描述；只不过当我说出后者时，明显强调的是最本己的世界的展开，我并不清楚这块石头于你而言是否也有此意义；前者却企图给这种独断赋予普遍的正当性。

在客观世界中，自由的信仰因此受到压抑；但必须澄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指摘的。信仰是保证共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只有在达成某种共识的情况下，公共的讨论才有可能进行。可这本身并不就意味着客观世界不是异化。像康德所说，人类始终为自然界立法；但人们意识不到的是，凭着自己最本己却又隐而不见的信仰，才终于好似发现了自然界蕴含着什么规律；如此独断地把它当做完全独立于主观精神的客观真理，还反过来用这一套真理体系诠释并统治人类全体，便是在名正言顺地陷入客观世界的宗教异化中。历史文化、公共语言、社会秩序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因这种异化才得以可能。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不再本己地领会着所谓客观的意义构建，而是混淆着，像理解实际上根本就是异己而在的上帝那样，假装自己本己地拥有着它。

即使客观世界已在越来越异己地展开着了，却还要庸庸碌碌地认为它就是最本己地属于我的，就该是最真切的生活得以发生的舞台，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吗？当考虑“学生”这个词时，首先被想到的就是“求知”和“求真”；我无论如何也分析不出这其中有“成绩”、“服从”、“学历”或“考前冲刺”的意味。倘若真有人会把“服从”视作比“爱学习”更重要，难道他真有充足的理由确证学生更应该是“服从者”而不是“爱学习者”吗；或者他从客观世界那儿得到了什么领悟，认为在异化中庸庸碌碌地失去本真（可他却总还在别人的赞美声中努力假装自己本己地拥有着自己的世界）就不证自明地该是所谓守本分吗？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同说“我是奉上帝的命……”一样不具说服力了。同样的，“国境线”、“政治实体”、“阶级”、“权力”，这些从来都不曾是过什么的东西，如今如此真切实在地是在那儿了；以至于最强健的登山者竟翻不过柏林围墙，一句挑唆竟能让互不相识的两人不共戴天。如果被问道为什么有阶级关系，为什么某人可以权倾朝野，那些无法对此有最本己领会的人所能做出的应答，也不过就是“奉上帝的命”而已；而这些荒谬的回答聚在一起，竟真使秩序井然的客观世界显现出来了；我们仿佛不得不只把亲子鉴定、结婚证、国籍证明看作实在的，而所有真切的感受：同处、感恩、共同记忆和感同身受的共情，则竟忽然虚无缥缈到根本无法确立起真正的亲人、爱人或同胞关系。

在这些司空见惯的境况中，我们麻木的是对本己和异己的模棱两可，好像现实果真已“是”这样了，再无法修改了；所以一旦考虑到要向着最本己的一面展开自己的世界，总会带着对无法忽视的异化的顾虑，产生一种无力感。而另一方面，若一边被异化着，一边假装是在本己地过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更是无法得到解脱；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混淆的平庸，又何尝不是一种在面对此在本身时因焦虑而逃向日常的沉沦呢？而此焦虑也正最本己地属于着自己。

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被教育要禁止本己地开放自己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在仿佛最实在的客观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社会上立足。而除了逃向平庸，我们别无他法；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假装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迫使自己坚信“那个自始至终关心着自己，筹划着未来的，正是我，不是别人”。可既然人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只有自己才能关心自己”的命运，就一定会在这异化中有所顾虑，一定会看穿所谓客观性根本代表不了真实；最真切的真实只有那被自己构建的世界。一心求死的人，通过如此极端、悲剧性、甚至在外人看来无比自私的行为，为的也不过是要任性地说明自己最起码地拥有自己的人生，无关乎任何别人，不可被剥夺。他们的洞见是敏锐的；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当从平庸中抽身，本己地面对自己时，一切曾被津津乐道的闲谈八卦、政治动乱、斗转星移都失去了意义；而死亡迟早要到来，作为人生之终点，同样最本己地属于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