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竞争与利益绑定

早些年，看过理想国的文本，里面有一段奇怪的论述先在回想起来还是记忆尤新。

里面从一个城邦的功能入手，开始着手谈论由哪些人担任相应的职能比较合适，因为父母是最好的老师，或者说父母可以在一个人成年之前提供足够多的影响，以使得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加丰富的经验。因此，士兵的孩子当士兵，铁匠的孩子当铁匠，政客的孩子当政客，比较符合城邦的需要。这种在现代明显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在当时竟然被拍手叫好，看到此处我遍带着异域的眼光略过罢了，不再深究。

为什么会回想起这一段内容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实验室中也需要类似的职务，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职务有着不同的理解，也有着不同的热情。显然在中国基层甚至到乡县级别，大家对公共职务的热情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为了钱或为了权。当然，钱财和权利在历史上的所有政府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调控角色。但我们显然不能说，中国这样的现状是正常的。什么样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呢，我觉的就像人类的遗传机制一样，自我修正，好的基因留下，坏的就慢慢擦除。也许我个人并没有办法从宏观的角度直接去调整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困难且漫长的，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实验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还是值得的。

1. 之前读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其中提到了一次历史事件，贵族们为了集中强化手中的权利，废除了公务员的工资，社会中一下子少了很多和人民有着利益相关的群体，突然间变得混乱不堪，贵族们渐渐做出了恐怖式的思想迫害。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或者为了能够激励一些人即使是为了钱愿意去担任这些公职，一些工资还是必要的，如果取消，反而可能会变成上述历史事件的重演。我想，跟人民利益相关的职位，应当从人民中选举，如果减小了公职人员的补贴，人民的利益就会在执政层出现断裂。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己的利益受损，自己便有很强的动机去维护，人民公仆这种事情我是不相信的，一个人除非把自己绑定到了道德层面，很难让大家因为人民疾苦就牺牲自己。只有自己的利益在群众之中，才会最大程度的去维护群众。

2. 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物品的共享和使用往往会导致卫生变差，不同的人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对当下的卫生条件有着不同的忍耐度。忍耐度低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要求我们安装摄像头调查是谁滥用公共物品，还要求制定相应的制度对不清洗的人进行惩罚，最近又提出了让值日生进行追责的机制。而那些忍耐度相对较高的人，更看重个人隐私，他们觉得摄像头是一种隐私侵犯，是不可行的，不合理的， 好在我们的住客对民主制度还是尊重的，即使是相差不大的投票，也会尊重投票结果并支持票数高的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利益分割。如果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觉得卫生比个人隐私更重要，便会支持摄像头，相反就会做出另外一种支持。就卫生监督员担任一事，显然让更看重卫生的人担任的话，他的热情是源自于他自己的，这样便有了利益绑定，我就会在背后默默推动这一进程。

3. 潜在风险是有的， 处在全球化退潮的进程中，或者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处于下滑的时期，人们的观点就会出现很大的分歧，也是这是社会达尔文理论提供的真实机制，但这种分歧往往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我们应该置之不管吗，还是应该达成和解，或者干脆来个深入彻底的改革，让其中一派活下来，这就是中庸，鸽派，鹰派的区别。我目前还不清楚，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断定哪一种模式更好，也许这些都应该是自然决定的，但是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会在各个群体中出现，我们的实验室也是如此，当观点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公投结果吗，我们应该让大家分裂吗。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把目光投向了阿罗，维特根斯坦那些哲学和逻辑学家身上，从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考是更深入的，但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法。甚至会搞出一些悖论出来让大家头疼(阿罗不可能定理在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发生的)。这个问题我可能还要想很久，但是上面两个，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