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發現 香港文化中心

自1989年開幕，香港文化中心作為城市地標的評價一直好壞參半，位於維港海傍卻幾乎封閉的建築型態或外牆粉紅「廁所磚」均讓人詬病。可是（或許直到西九場館陸續投入服務）文化中心無可否認是香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文化場所，也是無論是否藝術愛好者的公眾和遊客經常使用的公共空間。當比較深入的討論被一般負面評價覆蓋，很容易便簡單否定文化中心的重要性。值著西九文化區發展引起大眾對於文化建設的關注，現在正適合回顧一下7/80年代文化中心的故事以作參考，嘗試略過表面型態美醜去探討一下文化建設作為建築與公共機構的概念。

香港文化中心的構思早於60年代大會堂年建成不久後已經開始，並於1974年公布第一版概念設計及整體規劃。7/80年代是香港城市和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從早期殖民地港口演變成國際金融城市，慢慢形成獨特的身分文化認同。建於這個時期的文化中心的設計過程提供了今天香港文化環境的種種線索，其中的歷史情境也有助我們展望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

香港文化中心是第一座由華人建築師設計的大型公共文化建築。整個項目的構思至設計執行由身為政府首席建築師的李銘根（Jose Lei）和當時多為港大畢業生的年青本地建築師團隊擔當，標誌著香港高級公務員的本土化過渡。雖然香港建築師協會主席及議員John Prescott於早期一直倡議如此大型公共項目應該進行國際競圖招標，可是市政局作為決策者最終沒有接納其意見並決定由政府建築師執行。這與市政局1973年財政和行政獨立的制度改革有著直接關係。時任市政局主席沙利士對於大型公共建設雄心勃勃，而文化中心項目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因而市政局也以時間與效率為理由，讓項目由政府內部建築師執行得以保持較高的控制度。雖然在公民社會和立法會層面也有不少討論，但也可以看出市政局當時具備一定的自主性，以市政局主席為首推動並掌管公共文化項目。

文化中心的建築概念及設計過程同時代表著其後二十多年直到回歸前香港公共文化建築的發展方向。早期殖民地政府的建築辦事處（Architectural Office）一直由英國建築師擔任主管，亦將不少英國及歐洲戰後現代建築的理念通過香港的公共建築實踐。 以低成本的務實設計為原則，60年代的香港公共建築（如大會堂）多數以功能性為主的現代風格見稱。到了70年代中後期，雖然經濟實用仍然是考慮要點之一，可是香港文化中心的設計還增加了構建文化地標的願景。當時的討論經常以悉尼歌劇院為例，以造型獨特的建築作為對外推廣的城市標誌。這種注重建築象徵性的態度大概也受到當時流行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影響，也符合香港經濟蓬勃發展而充滿自信，需要對外展示的傾向。

另一方面，戰後許多西方國家（包括英國）推行福利主義政策，而文化發展是社會重建的核心政策之一，產生“文化中心”這種公營文化機構的概念。綜合劇場/展廳/活動室等不同場所的“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res）以構建公民社會的宗旨，並體現在其建築空間及功能策劃，通過文化活動教育市民並培養社區歸屬感。香港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有沒有相對應的文化政策？香港文化中心是不是巡這個思路發展？回顧自戰後香港公共文化建築的發展，在二十世紀末政府興建了多個區域大會堂/文娛中心和劇院等文化設施。它們的功能規劃以及設計標準大多以香港文化中心為指標。因此香港文化中心的重要性不止於其自身建築特色，更是建築署及康文署等政府部門對於其後多個公共建築設計的標竿及樣版。公共項目最終呈現的建築空間及型態，其實很大程度上反映政策與體制對前期規劃的影響，而“設計任務書”（the brief）也不單只是羅列功能與面積需求的文件，更代表未來管理場館的文化機構的願景和目標。以香港文化中心為例，設計及建造過程當中一直有包括了政務官員/議員和公眾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和討論，這些不同的立場和其中的張力直接影響了其後的文化政策和發展方向。

所以香港文化中心的重要性在於其建設時間與香港城市轉變的重疊，也奠定了本地公營文化機構發展的基礎。從1974年首次公開概念規劃至1989年11月開幕慶典，十多年的建設過程以及其中的起伏成為了香港文化及城市發展的寫照。接下來幾篇文章將詳細探討這個文化地標的設計和建設過程，是以分析本地文化建築與公共空間的特色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