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佔領曲阜時的逸聞

第三節  登中尉與尤祥少年的友情

田島旅團司令部通信班長登東洋夫中尉的回憶中，還記錄了以下個人友情的美談 ：

​我所在的部隊從1938年1月開始，至同年3月末約三個月間，在孔廟所在的聖地曲阜駐留。駐地司令官為田島旅團長、我的任務除作為旅團通信班長的本務外，還負責擔當住民對策。其基本方針，忠實于田島閣下作出的以下訓示：“中國民眾並無罪過，我軍不僅要保證他們的生活安全，還要尊重他們的信仰，竭盡全力保護好孔廟的古跡”。 我們的司令部設營在孔廟附近前縣長的宅邸中，司令部借用了邸宅的東側一半，隔著中庭，有回廊與西側相連。這裡居住著一對老夫妻、其兒子夫妻，孫兒兩人和使役人等，與我們和睦相處。年歲最小的孫兒名叫尤祥，是一位伶俐可愛的，年齡八歲的少年。他教我學中國語，我也指導他學日語。他把我稱“哥哥”，沒事總是跟著我轉，和我在一起玩耍。 旅團長視察前線時，我調來半小隊護衛兵乘卡車同行，小型乘用車中有旅團長、次級副官和我同乘，也帶上了一直鬧著要同行的尤祥少年。視察目的是南方16公里遠的前線。約行走了一半，到達小雪村時突然遭到敵軍的奇襲，一行完全被敵包圍。在戰鬥中我負重傷，尤祥少年也行跡不明。得悉後，聽說其祖父母、父母的悲傷用話語難盡，也牽動、紛擾著在野戰病院床位中呻吟的我的心。不久，我被送回國內療養，之後再也沒能和少年相會，但一直惦念著在戰亂、內亂的大陸生活的尤祥和其一家的安否。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夜晚，11时顷，突然响起了电话铃，此时间来电话者，定有急事。我急忙抓起話筒，電話對方傳來的是生硬的日語，夾雜著中文，問“登哥哥在不在？”從話聲中我立即判明對方就是尤祥少年。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其下榻的飯店。尤祥正站在大堂入口急切地等待著我的到來。不用說，少年早已成長為巍然的五尺男子，但幼年時代的面容還可一眼辨別。二人感泣淚橫，相擁至久。我與他之間，此時並沒有任何異國人的意識，感覺。真像見到的是生死離別的親弟弟。聽說分手後，少年在戰亂中一家離散，最後兄弟二人離開大陸逃脫到臺灣，今天在臺灣過著安穩，幸福的生活。與少年在戰鬥中離別後多年一直埋在心底的悔過，因此突然的再會，頓時煙消雲散[1]。（圖為登中尉與尤祥少年[2]）

尤祥是如何打聽到登中尉下落的? 回憶文章中沒有解釋，但留下了幾個線索。即1957年時才知道田島榮次郎去世之信息。看下節可得知，此時居住臺灣的孔子第77代嫡孫孔德成訪問日本，百方打聽曾保護曲阜孔家古跡的田島將軍和登中尉的下落，欲以致謝。此時孔德成才知道，田島已於1952年去世。但有幸在東京與田島夫人和登東洋夫相會。考慮借此機會，在臺灣生活的尤祥通過媒體對孔德成訪日的報導，探聽到了“登中尉”的下落。不久，專程赴日實現了和“登哥哥”的再會。從時間推測應是在孔德成訪日後不久，尤祥30歲前後的事。

以上是前節敘述的田島遭難事件當時，同乗車的少年尤祥的故事。此類奇遇，美談，只有在戰後和解的今天才有公開傳頌的價值。不管戰爭中的敵我對立，兩個月間結成的人間友情，記憶，能越過戰火和國家，民族間的壁壘延續至今。

尤祥為何家子弟？前記孔令煜於2月8日設宴的邀請書中，除七名日軍指揮官（部隊長）外，還有兩位中國客人的氏名，“尤澍岑”和“吳蕰山”[3]。 吳蕰山，字廷玉，是個暴發戶，並不是傳統的名士，曾任曹縣縣長。是佔領下在曲阜的頭面人物，任曲阜縣維持會會長，在國內的抗日宣傳中是一位有名的 “漢奸”。此處出現的另一位“尤（尢）澍岑”推測既是尤祥的祖父。 按登東洋夫的記錄，尤祥家人曾當過縣長。但筆者查過地方誌資料，縣長和主要官僚名單中並不見有尤姓人。尤澍岑之名出現在孔家的祭祀關係的場合，可確定為是孔教會的元老。與孔繁裕，孔令熙等被稱為“或盛朝遺老，或當代鴻儒”的“公卿”[4]。應是一位知識人的長者。尤家的住址，在曲阜“三省街（今轆轤把街）”[5]，駐曲阜田島部隊司令部設在尤家東院，尤祥少年推測是主人尤澍岑的孫兒。曲阜地方誌中記載的各時代名人中，還有一位在熱河赤峰等地任官的尤（尢）文田[6]，也是中華孔教總會會員[7]，但是否是尤家人尚不明。

2月13日的事件後不久，田島榮次郎升任中將調離崗位，登中尉也被後送歸國。3月14日，部隊南下作戰離開曲阜，所以當時的步兵第三十三旅團關係者並不知到尤祥的下落。為此，很長時間，登東洋夫一直受到良心譴責，後悔不該將孩子帶上車。按前節敘述的川軍排長潘近仁回憶，戰鬥中出現的這位“特別俘虜”“遊倫”少年，之後被送到川軍司令部保護，在聽取口供之後被安全送回曲阜。

尤祥與登東洋夫在東京再會後，兩人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田島栄治郎傳記》刊行的1990年，在登東洋夫的約稿下，尤祥寄來了如下一節文章。

我家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山東省曲阜縣，此地為孔子的故鄉，保持有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教育水準高，民眾性情純樸。中華民國26年（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日軍進駐曲阜，登東洋夫中尉將我家的東院設為司令官田島先生的駐地。我當時還只是少年，兩人相識後經常被田島先生招待，一起進晚餐。在此我初次品嘗到日本科理的味道，感到十分新鮮。田島先生精通漢學，擅長書法，有一派溫和的儒者風格、可稱文武兼備。這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於民國38年（1949年）遷居臺灣，同46年（1957年）接到田島先生去世訃報，不勝惋惜。回首過去，有隔世之感。今接到登東洋夫先生的信件，得知田島先生的後人為其作傳，書籍即將刊行之件，特此將我與田島先生的機遇一筆啟上。往事歷歷、欷泣難耐、致以衷心的敬意。

                             中華民國79年4月　尤瑞周（祥）。[8]

據登的記錄，與少年相會的1938年當時，尤祥8歲，在寫信的1990年4月，應已是還曆之年了。以上為逾越侵略和奴役的國家間、政治間對立持續了半世紀的人間友情的一幕。也許經過抗戰教育的國內人會說尤祥是小漢奸，但筆者認為，對8歲的少年來說，這種指責並不妥當。這應是一種區別于國家行為（侵略擴張）的人性美德，禮教美德的隱現。

 第四節  孔德成與田島夫人的會見

山東省淪陷之際，被蔣介石強行帶到武漢避難的孔子第77代嫡孫、18歲的孔德成也同樣，被迫離開故鄉時充滿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月5日與夫人孫林君一到武漢，立即發表了“抗日聲明”，云：“此次倭寇侵我，摧殘文化，殘暴已極，吾人應自強不息，團結一致，誓死抗敵”[10]。之後孔德成赴重慶，又留學美國，抗戰結束前未能有機會回故居祭祖。一直擔心著故鄉古跡的保存。日本敗戰後1947年、時隔十年返回曲阜時，看到孔廟、孔陵形如原狀，被保護維持得完好無傷時，感慨、感激之情油然而起。日本業已敗戰，成為和平國家。此時的孔德成，相反萌發出一種對日本軍尊孔政策感謝的心情。

從叔父孔令煜等留守人員的話中得知，保護事業是進駐曲阜的田島榮次郎部隊長的政策，同時也打聽到了擔當“宣撫工作”的登中尉的名字。此時孔德成產生的一個意願即“若有機會赴日本，一定向田島將軍道謝”。孔德成和田島榮次郎並沒有過任何面識，但1957年10月，受日本道德科學研究所和廣池學園的邀請初次赴日時[11]，將與田島先生，登中尉見面致謝的內容也列入了行程。田島已於五年前去世，在登東洋夫的斡旋、陪同下，10月30日晚，在東京都內的藤飯店，和田島夫人實現了會見。並通過田島夫人對“細心保護孔家靈廟”的故人致謝（新聞記事）。有關兩者會面，登東洋夫有如下記載。 

大概是昭和32年秋，舊友的每日新聞記者，向我當時工作的役所打來了一個電話。說“臺灣的孔德成台大教授來日訪問，正在打聽你的下落，稱一定要見面問候”。我推測定是有關孔廟之件。田島將軍早已作古，所以和田島夫人聯絡，陪同她到麻布的藤飯店訪問了孔教授。教授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鄭重地對田島將軍保全孔廟的恩德進行了衷心的讚揚，致謝。孔子嫡系第77代孫孔德成氏、當時還只是一個18歲的青年，被蔣介石軍強行帶到重慶，一直思念著故鄉。戰後才得返回故鄉曲阜。據孔氏的所言，歸鄉之際最擔心的就是孔廟的保存狀態和損傷程度。見到古跡被保護得完好無缺如同從前狀態時，十分的感激，興奮。向當地的住民打聽，詢問，得知有田島將軍的嚴命，命令全部隊員細心守護廟宇，並且對住民也十分親切友好，住民對當時的日軍政策也十分感謝。從話語中也打聽到了“登中尉”的名字，當時產生的一個願望就是若一朝有機會訪日，一定要對田島將軍等人見面致禮（後略）[12]。

1957年來日時，孔德成37歲。時光流逝，33年後的1990年，《田島榮次郎傳記》刊行之時，70歲的孔德成又寄來如下書信： （日語譯文）

中華民國27年、日中戰爭之際，日本駐中國山東省曲阜司令官田島榮次郎先生作為交戰國的將軍、在中國儒家思想發祥地的孔子故鄉，對孔林、孔廟、孔府努力進行了保全維護。民國46年（1957年），我初次訪日之時，希望能和田島先生見面致謝，不幸得知先生已去世。但能榮幸地與其夫人會面。對半世紀前田島先生的所作所為，我至今仍感謝不盡。在先生後人為其立傳，書籍刊行之際，謹敬數語，以表示由衷的感慨之意[13]。

以上的幾個美談，與國內的抗日，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內容有隔世之感。筆者提起此佳話的目的也絕不是為了美化日軍佔領，更不認為此種美談能取代其侵略的罪惡。只是作為曾經也存在過的歷史的一個斷片揭示於世。民族仇恨的教育，遮掩揚棄的宣傳並不能取代有事實證據的歷史。借此，筆者還意在啟發一個將國家，個人區分而論的道理。即戰爭是國家間的行為，個人的戰爭犯罪，也應先追究發動戰爭的國家的責任，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作為一個人間，不管在哪一種國度都同樣，有血有淚，有同情和憐憫之情，標誌著人之本性的善良。文化也同樣沒有國境，優秀的文化有傳播於世界的普遍性。這種善良的人間，只有在國家的教育，教唆下，才會變為兇殘的戰爭機器。將普通的人間改造為軍國主義的“國民”，殺人的“鬼子”的責任，絕不在個人、民族性[14]，而是在 “靖國”、“忠君愛國”幌子之下進行思想教育的結果。戰爭起源於專制制度和國家的貪欲，這是一個絕不能忘卻的歷史教訓。

[1]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56-157頁、照片也来自同书插图。

[2] 田嶋茂编『田嶋栄次郎追悼録』、私家版、156頁。

[3] 前出「曲阜淪陥后代理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取悦日冦邀宴知単」，孔府档案8914、曲阜、孔子府档案館。

[4] 陈梅湖《诗集》，非卖品，2014年，215页。

[5] 《曲阜文史》第三辑，1984年8月，6页。

[6] 李经野等篡修《山东省曲阜县志，一》，民国23年，580页。

[7]第二档案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568页。

[8]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63頁。

[9] 1935年，孔德成15岁时被中华民国政府赋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世袭职。此为奉职时照片。引用于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一书。

[10] 《武汉日报》，1938年1月6日。

[11] 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162页。

[12]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58頁。

[13] 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録』、161頁。

[14] 在中国国内、由于长时间抗战的小说、电影剧本、文学作品大量泛滥的结果、将侵略战争的责任推诿于日本人的好战、残忍、侵略“民族性”的认识最近在国内广泛流行。被怨恨对象从侵略国家转为个人（日本鬼子），民族性。此种偏颇的历史认识掩盖了国家的战争责任，成为今日民族和解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