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23: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在1986年《九十年代》200期座談會上,在美國修讀博士學位的楊小凱,講到在美國三年接觸到的台灣人和中國大陸人的不同,他說中國文化已經有了分支,特別在兩岸政治事件的共同情感與文化認知上,你和大陸人說高雄事件,他們沒一點感覺,他們可以在理性上了解,卻沒有感情因素。你跟台灣人講清查五一六運動,他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更不會有感情。
在政治事件上可能是的,但講到兩岸所受的中國文化基礎,和人情世故,卻有很大的同一性。至於兩岸關係,我在1988年首次訪台時,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向大陸開放的問題上,仍然一黨獨大的執政國民黨主張緩進,資源短缺的本土派民進黨反而主張急進些。
北京八九民運發生時,台灣人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對中國局勢高度關注,紛紛集會對北京民運作出聲援。六四屠城後,我在7月1日應邀去台灣演講,與一年前首訪時同一個場地,一年前聽眾擠爆會場,又因我在六四前後成為香港媒體紅人,主辦單位和我都以為仍然會有許多聽眾,誰料現場除了各媒體記者外,聽眾寥寥可數。尤其讓我意外的,是聽眾提問中,竟然有人說這次北京學運背後有外國勢力在組織策劃,否則那些學運領袖事後如何可以潛出大陸。這種沒有根據的陰謀論,在香港以至我後來在北美的演講中也沒有人提過。
柏楊後來對我說,這類說法,是統派一貫的「反帝」論調,他們不是不知道中共的統治是怎麼回事,而是不願意去批評中共政權,因為這會傷害他們的統派立場,而且會助長獨派的聲勢。
對於大部分台灣本省人來說,六四把他們嚇壞了,中共的野蠻程度超越了他們的想像,於是覺得中國發生的事再與台灣沒有關係。以後就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大陸怎麼變化不再關心。這是我的演講聽眾寥寥的原因。
我後來去美國,見到在聯合國工作的前保釣人士。台灣出來的外省籍人士,對六四屠殺義憤填膺,都積極參與抗議中共的集會,而台灣人郭松棻就對六四漠不關心。我想起他1974年去大陸前對中國的熱情,也想起那時一些推動台灣民主的黨外人士,曾透過我同中共聯絡,想中共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1988年民進黨一些人力主對大陸政策要更開放些。六四後,卻變得如此冷漠。如果從大中華民族主義觀念出發,誰才是民族主義的罪人,不是太明顯了嗎?
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太多敘說了。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
事實上,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只是民運的爆發點。如前文提到,真正的社會原因是1987年大家長的反自由化和違反黨所定機制把胡耀邦罷免,到了1988年,大家長硬闖物價關導致「官倒」橫行、物價飛漲,超越人民的承受能力。這些才是民運產生以及得到社會普遍響應的原因。
1989年1月,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鄧小平,指這一年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五四運動七十年,還是法國大革命200年,建議中國特赦魏京生和所有類似的政治犯,以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這封措辭溫和的建議信,獲得北京文化界33位知名人士響應,接著是中國科學界42位名人也以公開信支持。香港和海外則得到有數以千計的名人簽名回應。中國民主運動其實從1月就啟動了。在大家長主導下的中共政權對這些溫和訴求置之不理。於是,才在4月因胡耀邦去世而爆發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的抗爭行動。
從1月開始,北京的訊息可以說是瞬息萬變。4月民運開展,更是吸引了全球媒體聚焦。香港的電子新聞播報頻率越來越緊湊。《九十年代》編輯部日日夜夜關注事態發展。每月1日出版的《九十年代》六月號的專題是「北京學運」,到六四屠殺發生,又在15日增出了特集「屠城記事本末」。兩本都兩度加印均瞬即售罄,可見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感情投入程度。
我在那段時間,成為電子媒體爭相訪問的紅人。這不是我引為驕傲的事,而是我在電視熒幕前流淚和對中國的絕望時期。停在雜誌社門前的電視新聞台和廣播電台的車子,或來訪問,或接我去電視台接受訪問。而在多次電子媒體的評論中,我最被香港市民記得的一句話,就是在六四前,中共禁止了境外記者在街上採訪,停止外媒使用電視衛星傳播畫面,我說這是準備「關起門來打狗」,預言會有大鎮壓。另一句是六四後我說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黑社會主義」。許多中國和海外人士給雜誌撰文表達他們的感受,包括詩人顧城和楊煉。但讓我記憶了數十年的句子,卻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牆上的沒有署名的詩作。下文再介紹。
(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20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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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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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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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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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賓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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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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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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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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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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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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