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留侯，太史公

苏轼应科举而及第时，不到二十岁。

神赋文采，厚重家学，这些常人你我自然羡慕不来。但十七八岁，确实有十七八岁的一些浅陋。不是苏轼的浅陋，而是十七八岁的浅陋。

认真比对苏轼十七八岁时写的《留侯论》与司马迁的《留后世家》，与二十年后的苏尚书，与又是半百之后心归陶潜的苏东坡学士，才知道一生的情调，不是一日使然，而是真有人间积淀。

《留侯论》把张良的成功归结于”能忍“，所谓忍，就是”有忿怨而为大事不发“。《留侯论》后文中列举勾践假屈夫差，卧薪尝胆之事作补例阐释，也可为证：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留侯论》

当然，勾践并没有真正的臣服于夫差，只是为了复国与复仇，要把怨气吞下，来日一并施加于吴。这里其实展示的是，苏轼对张良的”恭敬于黄石老人“类似于勾践的忍，这是一种事业之下的技术。但，有一个疑问是，如果”能忍“就可有所成就，《淮阴侯列传》的悲剧结尾又怎么解释呢？

《留侯世家》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水平极高的一篇，也是苏轼写作《留侯论》的材料。它不仅是秦汉之际，刘项对垒的史诗中的一条”以留侯张良的主角“为补充的线索，一册文本。其间还自然刻画了张良其人的人格成长与事业所成的具体原因。黄石老人的部分发生在张良刺秦失败之后，参与逐鹿之前，前后张良的心性有非常大的变化，举例而言：

一，

...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 “秦兵尚彊，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原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啗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 “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留侯世家》（以下皆引用于此，故略出处）

二，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 “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药苦口利於病’，原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三，

良因说汉王曰： “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四，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 “昔汤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纣，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後，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後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原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 “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其以郦生语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後，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彊，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以上四段分别选取了楚汉之争中，张良以怀柔止损，制刘邦贪欲，烧栈道示弱的四项谋划，稍微归纳，其实都是在刘邦轻信的短期考虑之下，张良给予了更加深远的考虑，展示了更复杂的因果，从而对策精准。联系当时的情况，往往是刘邦贪慕短期的利益，导致种种非理性的考虑时，张良可以保持比刘邦或者其他重要的谋臣更加坚韧的理性，不为所扰。但我们回到《留侯世家》的文章开头：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

一切开始之前的张良，其实也无比冲动，”我家是韩国重臣；韩国为秦所灭“这两条原因足足成为少年张良散尽家财，冒死不计后果地追杀秦始皇（还因为情报不足失败了）。少年张良的行为动机极度简略，杀秦皇，但杀秦皇与恢复韩国有益处吗，若杀不成或杀成了今后要怎么打算，甚至要怎么确保能杀成，这些问题不是他当时考虑的，但确实也是当时于他极为重要的。

这些改变恰恰发生在黄石老人事件之后，这段叙述的功能其实昭然在此：这是张良从一个短视激愤，热血搏命的少年，成为日后奇谋留侯的磨砺。

他与刘邦谋划，若遇到刘邦不能说动的情形，就停止不说，而能说时，又悉陈其理，进退有度。这与少年东坡把”忍“当作一时的”具体技术“很不同，张良的故事中，他是考量清楚了因果以后，便知悉下一步的路径。他影响刘邦的方式，也是通过说明道理，让刘邦知道”非理性的意气盲动“，恰恰是引发灾难，事业败亡的开始。

张良以后的行为逻辑里，并没有”忍“的必要，因为道理清晰之下，没有疑惑所致的”忿忿之气“。

《史记》的深度其实还在更宏观的地方，秦汉之际的文本，除了留侯以外，还有高帝，吕后，项羽，留侯，萧曹二相国，淮阴侯韩信...诸多相关部分，尤其《萧相国世家》与《淮阴侯列传》中，我们看到定国柱石，全无野心的萧相国在最后也几陷牢狱，而军事奇才韩信也在郁愤与犹豫之中身死名裂...无论高帝还是吕后，这两名汉初执政都极度焦虑着他人的权力、智慧与野心，在察觉异动时并无情分，一定痛下杀手。而《项羽本纪》，也刻画了西楚霸王项羽在意气用事间，把事业断送的人生。在那样一个险象环生，秩序崩灭的时代，在战场与朝堂，能全身而退的是特例，而翩然优雅的只有留侯张良一人。把这些”个人“放置在宏伟的史诗谱系之下，文字间的人生异路，诉说着张良其人，不只是一个通晓权术的纵横家，而是在心性之道上有所升华。

在《史记》文本的最后，张良自诩为平民裂土，一生传奇，盖知满足，于是飘然谢世。尾声之中，刘邦奇妙的遇见了那块黄石...真是万种余韵。我们如果动用一些逻辑，张良与黄石公相遇的故事里，并没有第三个角色出现。黄石之后没有说话，那其事为人所知，只可能是张良自己的表白，多少年以后，刘邦见到那块石头，到底是有意成就子房的故事，还是被子房又折服一次，无人知晓。但除了司马迁，张良之于他一生的故事文本，也是一位匠心独具的作者。

回过头来，十六七岁的苏轼，也是张良刺秦那时的年纪。往后乌台诗案风波，新旧党争漩涡，黄惠千里贬谪，直到水调歌头，儋耳蛮花…乃至，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十几岁的苏轼，他的狡黠还不足以看到太史令司马迁的孤诣，也尚未领会留侯张良的匠心。《留侯论》的文笔当然好，但我也好奇，如果要后来的苏东坡再写一次，他会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