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正在让流行传染病加速传播

(感谢在写作中提供过大量帮助的1F5DE，LHB, Yiqi，LL四位同学)

2020年4月，英国环保组织碳简报（Carbon Brief）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里面对全球的碳排放量进行了统计和预估。根据这份报告，由于全球持续执行的封闭政策，2020年的碳排放量将会比2019年减少8%，是最近几年来全世界碳排量首次下行。在此之前，他们在2月份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由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疫情，交通出行大量减少，让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25%。不仅如此，由于交通出行的下降，国际能源署发现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能源需求比2019年同期下降3.8%，同样是多年来首次出现。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看到了这张现在传遍了全世界的照片。在照片上，一向由于交通繁忙，生产量巨大而被雾霾遮盖的喜马拉雅山脊在印度旁遮普邦终于重见天日。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地区，动物出现在了原本人流熙攘的城市之中。许多人看到这一令人又感动又心酸的场面，不禁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同一句话：“自然在恢复，我们是病毒（Nature is healing, we are the virus）。”

从这个世界宏观的角度上讲，纠结于一个地区的人是否因为雾霾的减少能够看到山脉是本末倒置的愚蠢举动。更加需要让人担忧的问题，在于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变暖加速的发展如何直接或者间接地一次次地造成了不同类型传染病的频繁出现。

如今，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表明全球变暖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但是科学家们也认为这是一种绝对不容小觑的模式。普遍来讲，人类文明扩张对于不同物种领地生态多样性的毁灭性打击最明显的一种形式，就是全球变暖会通过多种方式造成烈性传染病的爆发。

世卫组织认为，全世界现有的病原体有60%来源于动物（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是75%），而这其中有三分之一可以直接追溯到人类工业化对于这些动物原有领地的直接破坏。自从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速度所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世界超过20%，也就是超过一百万种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而森林更是被滥砍滥伐到只剩下15%还处于"未受损伤"的状态。研究人员将新出现的传染现象整整30%归因于他们所称的“土地使用变化”，即建设农场，工厂和城市所造成的水土改变。人类开始越来越通过建设新的领地来进入从古至今属于多种病毒传播动物所处的区域，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多种病毒的爆发。

作为给人类带来过最多劫难的两种动物病毒载体，从蝙蝠和蚊子的身上，我们都能够观察到在疫情出现前人类产生的痕迹。

2016年的埃博拉出血热，作为自从1976年该病毒在刚果被发现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爆发，导致了超过11000人失去生命，也是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流行之前造成最大范围恐慌和磨难的一次疫情。从一开始，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就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出现并肆虐的本因。

科学界普遍认为，非洲果蝠很有可能是这种病毒的自然保毒宿主。蝙蝠身上携带的，绝非只是埃博拉病毒。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社会冲击的SARS病毒和在2015年造成多地恐慌的MERS病毒，都是蝙蝠所携带病毒跨物种传播造成的恐怖结果。虽然没有直接定论，但是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公共医学机构普遍认为这一次新冠疫情的病毒SARS-CoV-2，同样来源于蝙蝠。

作为自然的保毒宿主，在他们身上携带这种病毒的同时，他们不会因此发病。在原始丛林中，由于飞行所消耗的能量，蝙蝠们需要摄取水果和昆虫来补充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蝙蝠不经意间成为了热带最为重要的传花授粉者之一，让500种不同的植物能够繁茂生长。不仅如此，蝙蝠其实是消灭人类传染病史上最为致死的昆虫--蚊子的最大利器：在觅食的阶段，蝙蝠们往往会消耗与其体重相当的蚊子。在享用完水果和昆虫组成的“大餐”之后，他们的排泄物会成为最为实用的肥料，无数个世纪以来为农业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巨大的帮助。

然而人类一刻都不停息的扩张，没有给蝙蝠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根据联合国2014年的数据，从1920年代到2014年，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失去了96%的丛林，而几内亚在1990到2014的短短24年间就失去了20%的丛林。蝙蝠的栖息地随着人类的诸多活动（伐木、采矿、刀耕火种、修公路、搭铁路）不断被破坏，而人类侵入这些栖息地则进一步增加了病毒跨媒介传染的可能性。

在疫情爆发初期，曾经有人就蝙蝠本身就人类审美而言可怖的形象，几段在网络上流传的食用蝙蝠的视频，以及医学团队得出的“病毒很有可能来源于蝙蝠”的预测，做出过“是否人类要扑杀蝙蝠”的推测。事实上，扑杀蝙蝠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加巨大的生态灾难--人类将会缺少最为重要的自然授粉者和肥料之一，并且由于生态链的破坏，蚊子的数量将会激增，给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的攻克带来更加巨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一篇2019年的《自然-通讯》期刊论文指出，根据如今全球变暖持续发展的规模观察，在几年后，埃博拉病毒所影响的范围将会扩大15%，给中西部非洲带来更加难以对抗的灾难。

蚊子传播疾病的情况也和蝙蝠的境遇存在着相似之处：一篇持续13年研究亚马逊雨林中按蚊疟疾现象的论文显示，每当丛林砍伐的数量增加10%，疟疾患者的数量就会增加3.27%，相当于每年平均增加10000例。论文还认为，疟疾患者数量增加，可以直接归因于人类开始将自己生活的地区越来越向这些按蚊平时生活的领地活动，而砍伐树木所造成了昆虫和鸟类栖息地丧失更是导致按蚊的天敌成指数地减少。世卫组织2018年曾经预测，有4200万巴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和1090万委内瑞拉人（相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存在着感染疟疾的风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有的科学研究结论明确表明，1999年西尼罗河病毒和2013年登革热症状在纽约市出现人传人的案例和这些病毒原本的传播媒介--鸟类在纽约市区的急剧减少有着因果性的直接联系。当这些病毒原本的传播媒介不再存在，生活的区域逐渐被人类占领之后，接下来会发生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栖息地环境由城市化带来的生境破碎化和气候上在降水和气温改变带来的宿主和媒介生物的数量产生的变化，媒介生物会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逐渐增加，进一步导致病原扩大和扩散，并且宿主的数量也因为增加而导致病原进一步扩大。在西尼罗河病毒的案例中，人类和马是终末宿主，索性并未造成过于严重的疫情。

到了2050年，如果全球工业化扩张和全球变暖温度上升的速度按照2019年设立的模型持续，研究人员预计，全世界存在疟疾感染危险的人数将会增加5亿，相当于如今疟疾感染人数（每年2.16亿）的两倍还多。

而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直观影响--冰川融化所带来的结果，则是所谓“僵尸病毒”的复苏。

2014年，在一次对于西伯利亚永久冻土的科考中，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的团队发现了一种隐藏在地下30余米晚更新世沉积层的阔口罐病毒样本。虽然现在这种已经在冰层中存活了三万年的病毒仅仅会感染变形虫，而不具备感染人类的能力，但是这些深藏在冻土苔原，由于冰封而无法出现的病毒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会让人类再次对抗一场已经胜利的战争：这份研究同时显示，在已经被人类攻克的天花病毒的某种古老样本也存在于这些开始逐渐融化的冻土苔原之中。

随着人类对于能源需求的增长，冻土苔原的境地变成了极为可怕的恶性循环：挖掘钻井，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冰川融化，进一步让能源公司获取原油资源。虽然现有的“僵尸病毒”暂时无法感染人类，但是它恐怖的存活性意味着能源公司钻探石油在冻土苔原地区带来的侵害除了海平面上升的直观威胁之外，还会产生人类绝没有抗体和疫苗对抗的“僵尸病毒”的复生，而这种危险可谓是“未知的未知”。

如今，随着新冠疫情的肆虐，人类也在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改变和适应一个将会被致命病毒长期伴随的社会；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担忧。对于今年碳排放量将会减少8%的预估就是人类社会重新适应新型冠状病毒的征兆。从长远上来讲，因为一场疫情而造成的碳排放量下降可能只是杯水车薪：英国气象局预测，如果想要达成《巴黎协定》中气温较工业化之前上升少于1.5摄氏度的目标，从现在到2050年，每一年的碳排放量都要减少7.6%。而这样规模的减产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则是绝大部分政治决策者从未有过准备方案的。

随着政府职能和规模的逐渐扩大，逐渐意识到全球变暖可能会造成的大流行危机可能是对于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变最关键的一道预警。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疫情是不幸的，但是社会按下重启键的潜在机遇，给这个世界的决策者们和消费者们一次将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连根拔起的机会。仅仅用视频会议代替出行，或者是个人用低碳出行代替汽车的解决方式，都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大流行危机意味着政府应当在决策中将“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和华尔街和能源巨头们讨论再一次提供紧急纾困资金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这场疫情所影响最为严重的公众群体，这些真正的受害者。从自身来讲难以通过开空头支票来达成目标的国家机构们，必须想出如何让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从寄生到共生而互惠的迅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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