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ariti、 Freedom of expression 和 One Stop Crisis Center

Solidariti

国内一名艺术家 Sharon Chin 在知晓工会的事情后，做了系列的创作，然后在网络上进行拍卖。作品所得全数捐给工会。那天收到这些作品时激动万分，一来我真的很喜欢这系列的创作；二来 sharon 还附上一份感激工人的付出的信函。

数天前工会开会时，我们将这些作品和感谢函带去，然后要求其中一位工人P 读出感谢函的内容，让大家都能同时听到。

然而信末有一句 solidariti bersama pekerja（与工人站在一起），工人P读毕后问我们「apa itu solidariti, nama orang ker?」（什么是 solidariti？人名吗？）。其他工人也是看起来不明这字的意思，只好赶紧解释有 sokong perlawanan（支持抗争） 等等的意思。

那天和 Sharon 在上课时聊到关于「行话／术语」（jargon）的事情（sharon 也是我华语课的学生）。我俩都一致同意，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涵盖社运人士、知识分子、受高等教育等等），在经常使用这些行话／术语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如何用草根的语言，或非行话／术语，与草根阶级谈这些概念。

像 solidariti 好了（solidariti 是从英文 solidarity 国语化），常浸泡社运的人当然可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英文还不错的人也可以理解，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多少能理解这个字的意思。

但是，草根阶级很可能未曾听闻这个外来字，而我们除了用 solidariti 以外，难道没有其他词汇可以使用了吗？后来上网找了一轮，还真的没有，只能找到 sokong（支持） 和 perpaduan（合力／团结） 的意思。

Freedom Of Expression

这让我想起今年初前协助的一位女跨性别工人的案件。她因留长发工作，而被上司要求剪短，否则会出警告信。虽然这位工人工作时有戴头巾，确保长发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上司还是坚持要她剪短头发，不仅如此还禁止她带耳环、鼻环和 bindi （兴都教教徒额头上的一个圆点，通常是红色或黑色的）。

这位工人当然不服，质问为何需要剪头发和摘掉这些东西。上司只是丢来一句，女生穿这样的衣服，男生穿那样的衣服。男生不能留长发，不能戴这些装饰品等等。

听到工人的投诉我更是气炸了。见面的时候，讨论了几个工会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项包括发一封投诉信给国家人权委员会（SUHAKAM）。当提及这封投诉信的内容时，我说了 「awak ada hak pakai apa yang awak suka pakai, ini dalam perlembagaan ada, perlembagaan ini melindungi awak punya Freedom of Expression」。（你有权利穿你想要穿的衣服，这是宪法保障的权利，这是Freedom of Expression）

工人看着我，他不理解什么是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很常用在 LGBT 和女性权益上。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宪法保障所有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包括你要穿什么衣服都可以。

自己竟然犯下说「行话／术语」的错，只好赶紧好好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位工人最后还是一知半解。隔天我出席一名印裔党员的葬礼，赶紧问友人如何用淡米尔文说 Freedom Of Expression。但几个印裔友人围在一堆讨论，也讨论不出一个适合的字眼。后来才勉强用一个相近但不尽准确的句子来表达这个意思。我不懂淡米尔语，只好赶紧录音下来，好在之后可以发给这位工人。

行话和术语平民化之必要？

我这几年因为跑基层，很常会面对不小心说出行话／术语状况。像之前很流行的 kleptocracy （华语报章大多翻译成盗贼政治），我就发现好难向老百姓解释。虽然大家会理解成「像纳吉政府那样的就是盗贼政治啦」，但其实「贪官污吏」不是更好解释吗？虽然不是最精准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解释贪官污吏如何掏空国库。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提出 kleptocracy 不愿意好好解释这个字眼，因为一旦好好解释，老百姓（至少部分老百姓）也会联想到马哈迪担任第一任首相时的政府，也是 kleptocracy 啊，这样就不利于希盟政客用来推翻国阵啦！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要撇除所有行话／术语，只是我很常感受到行话／术语的背后隐藏的阶级。社运人士、知识分子或受高等教育的人士，在抛出行话／术语的同时，是不是需要更在意背后的阶级呢？

在面对不同的群众，尤其是谈一些概念的时候，是不是应要使用对方熟悉的语言和用词，而非只抛出行话／术语？虽然可以理解，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行话／术语，所以会不自觉的使用。但其实对于这个疑问／自问，我也没有一个答案，就当作对自己的质问与提醒吧。

One Stop Crisis Center

话说远了。回到工人P身上。

昨天我陪同工人P去医院看医生。工人P在行管令开始至今一直遭受雇主和上司的各种针对性的侮辱式骚扰。虽然工人P很不开心也感到很委屈，但还是默默的忍受。

前几天 上司突然通知他，隔天开始立即换到早班工作，理由是他很难与人相处，所以要安排他独自一人工作，且不准与其他工人见面，即使是休息时间。

这时工人已经几近忍无可忍。

然后，上司在未经同意下撬开他的储物柜 ，是压倒这位工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工人P爆发了。然后他的情绪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出现自杀的倾向。工会建议他去看医生，拿病假，让自己好好休息。

在听取工会的建议后，工人P先是前往政府诊所看病。见他的医生在聆听他的状况后，建议他先去报警，然后再带着报案书前往政府医院的 One Stop Crisis Center。

这位工人在诊所看完医生后跟我们说的时候，并没有说要去 One Stop Crisis Center，只说需要报案，然后再去看医生。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头雾水，怎么看个医生需要报警了？

后来接她上车后才知道，医生写了张小纸条给他，请他前往One Stop Crisis Center（下文简称OSCC）。

知道是 OSCC 后，我更是满头问号了。因为根据 OSCC 的标准程序，病人或受害者并不需要先报警，就可以直接前往OSCC。过后若需要报警的话，警察就需前往OSCC向病人或受害者进行报警的程序。

虽然满头问号，但还是先陪伴工人P去医院再说。

到了紧急部门，向护士出示诊所医生提供的referral并说明状况后，护士也是一样要求我们先去报警，然后他们才能处理。在花了将近半小时的据理力争后，护士才安排工人看医生。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先去报警省却这些烦恼？

首先OSCC的标准程序就是不需要先报警，这个标准程序是所有政府医院紧急部门里的医疗人员都应该要知道的。有些政府医院会要避免麻烦，才会要求病人或受害者先报警。我们没有必要依照错误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个标准程序的目的是要保护病人和受害者的。

第二，工人P正在被雇主针对，最好同时也是保护工人P的方法是，工会先去报警，工人P之后再报警。这样可以避免工人P在工作时面对更多的侮辱式骚扰。

工人P看完医生后，虽然真正的问题尚未解决，但至少工人P的情绪已稳定多了。

妇女部的白象计划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得知OSCC有多糟糕了，只是没想到这次是自己亲身体验而已。一想到受害者满身伤痕或终于鼓起勇气去OSCC，却遇到各种不依照标准程序或搞不清状况的医疗人员，心理就很难受。

其实 OSC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当初妇女部和妇女权益组织共同创设这个OSCC，目的是协助弱势群体在遭遇家暴、性侵或各种暴力伤害时，不必经历各种繁琐的程序，可以直接OSCC里一站式处理体检、心理辅导和报警等各种所需的程序。

妇女权益组织也时刻针对OSCC进行各种培训，例如医疗人员和警察要如何避免谴责受害者（victim blaming）等等。妇女部也拿出毅力在全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里成立OSCC，并致力拟定OSCC的标准程序。这个努力真的值得赞许。

然而OSCC和 15999 talian kasih 一样，都是当初立意良好（妇女部和妇女权益组织合作一起创设），后来却沦为白象计划。

医疗人员和警察缺乏培训（雪隆一带医院可能还可以，但非雪隆地区的医院，院方对于OSCC培训并不积极）；院方不积极（可能KPI不高）；妇女部也没有持续的、积极的推动，只会在需要面对CEDAW这些联合国人权体制的时候，不知羞耻的把OSCC拿出来当成绩，但实际上根本只是白象计划，没有真正的协助到需要的人。

如今政权极不稳定，慕尤丁安排议员接着议员担任官联公司的重要职位来稳定政权；马哈迪又说只要再拉拢XX部长或议员就可以换回希盟当政府；妇女部又有两个完全搞不懂女性和弱势群体权益的部长；贪官污吏横行；行管令期间警察暴力日趋严重（警察仿佛回到公民社会壮大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状况），OSCC和15999可能会有大力改革变好的一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