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備份：【理大兩年】記下群眾傷痕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讓將來的人理解2019年的人在做甚麼。」

撰文: 特約記者陳零 | 發佈日期: 21.11.21

2020年11月21日，香港市民都守在屏幕前，集氣期待《佔領立法會》成為第5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得主。雖然該次願望落空，但2021年5月6日，該片與《理大圍城》獲頒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華人紀錄片」獎。

此後，《佔領立法會》像是暫且卸下歷史任務，但《理大圍城》卻風波不斷——由電檢風波至涉嫌違反《國安法》、發行商影意志突遭藝發局停止資助，有如被無形紅線捆綁，放大了莫名其妙的恐懼。

然而，讀過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其中三位導演的拍攝初心，就知道他們也是身處時代洪流，擔起擅長的崗位、記錄歷史。反倒是，兩部紀錄片帶出的命題更值得反思。

牆上留下的信息

三位導演阿梓、阿銘和阿浩在雨傘運動時期已相識，但儘管2019年的社會運動延展多月，三人還是「單打獨鬥，各自隨意拍攝」。

「Be water」（如水）是這場運動的形態，他們三人亦「如水」般流動。譬如，阿銘在11月13日曾到中大，但示威者已轉場至理大；阿梓則先到了城大，發現校園被封，猶如監獄，才轉到理大。

進入理大後，無人意料到，是一場困獸鬥。「我帶不夠電（攝錄機），四處問行家借，他們說：『咁嘅時勢仲借電俾你，你乜料呀？邊間㗎？』」阿梓說，雖然錯失不少畫面，但覺得隨心而行最好。

自11月17日晚，警方封鎖，理大一片混亂。阿銘坦言，作為個體，視野有限，想拍就拍：「（抗爭者）靠在牆上寫字，互通信息；自己就靠直覺，邊走邊拍。」他鏡頭下記錄的是「痕跡」——牆上留下的信息、地上留下的工具和物件。「他們都戴着防具，甚少直接拍他們，反而着意拍攝周遭的環境。」

阿梓則偏愛拍攝討論：「即使拍不到畫面，也會錄音；其間有很多場討論，但敏感時刻又不會舉起攝影機，所以就全程錄音，他們稍為鬆懈則拍些still（定鏡）。」影片中部分討論的片段以空鏡處理，因為沒有拍到畫面：「討論的意義有很多，過程中，可以知道每個人獨特的性格、語氣、態度，雖有分歧，但都是能夠理解的，可以知道他們怎麼會『撞埋一齊』（走在一起 ）。除此之外，就是情緒。討論當中有很多情緒，而紀錄現場的這些情緒，對我而言，是理解運動很重要的一環。」

圍城兩天，抗爭者以不同方法離開校園，也有的困於校園内。「後來無心機拍，睡醒就四處走走，找找吃的，也想找人聊聊，純粹是表達『你還好嗎』的意圖。」阿梓就在Core Z碰上難忘的情景：「兩個中學生坐在一角，看來年紀很小，沒有說話，神情呆滯，就走過去問他們發生甚麼事。」

二人望了阿梓一眼，沒有太大反應：「我再問他們怎麼像『就嚟死咁樣』，他們才問可否拍下他們望着的那輛（警）車。」原來，他們一位女性同伴抵不住受困的痛苦，毅然跨出欄杆，想經過火車軌離開，卻給突然衝出來的防暴拘捕。「他們因為『淆底』（害怕），不敢陪她衝，看着她被按在地下，然後押上車，很擔心也很內疚，問我『她會否被強姦』。」阿梓形容二人似乎在受驚後說話斷斷續續：「不知是怎樣的狀態，我又不知道應否說話。」那個時刻，三個不知所措的人，沒有再說話，令阿梓難以忘記：「三個都解決不了當前的問題，之後是怎樣卻沒有印象，就只停留在那個moment（時刻）。」

創傷是難以磨滅的陰影

阿銘與拍攝團隊不時出現的討論：「剛才見到甚麼甚麼，但拍不下去；又或者，拍不拍、怎樣拍、為甚麼要拍？不如做其他事情。」他堅持拍攝：「作為紀錄片人，眼見理大事件影響之大，在現場可以做的，就是拍攝。」他既然無法成為抗爭者的一分子：「就做好自己的角色。」他自言，無法與「五大訴求、爭取真普選」這些口號產生情感上的連結：「但在理大，感覺是可以connect（連繫）的。」

持續的恐懼，圍困校園，有想過離開嗎？「老實說，帶着記者身份的自己，沒有資格談恐懼，而且心底相信警察不會攻進來開槍，反而是這種蔓延的恐懼讓人擔心，在傳警方會隨時攻入以及會一直包圍下去。」不僅是不能離開，他們恐懼有很多的原因：「理大一役有太多的畫面令人揪心，目睹同伴被拘捕的創傷陰影、差點給防暴推倒的一刻、逃走時被強光照射……每個痛苦的一瞬間，都是很長遠、很大的影響。」

阿銘說，其間只是默默拍攝，需要時給予安慰：「後來沒再拍攝，就跟他們聊聊，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新聞記者，不是在拍live（新聞直播），都表現友善，夠膽跟我們說話。」阿梓坦承，中段曾想過離開：「片中有一幕離開理大身處停車場，回頭見到理大被重重包圍，自己在停車場想了良久：『已經圍緊，係咪要而家走呢』。」最終，她還是回到校園，繼續拍攝。

在理大畢業的阿浩，自言心情更複雜：「後期想進也進不了校園，目睹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自己很無奈。」他說需要面對自己的脆弱：「回想起當時，覺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卻沒有做的遺憾，對自己影響很大。」他形容，近期想法才比較積極、正面：「想着如果有下一次，如何作更好的準備。」

連結要有理解的基礎

完成拍攝後，剪接時想要理性梳理，但阿梓形容自己看素材時「狂喊」：「拍攝時會叫自己抽離，因為會難堪、內疚，睇片才是真正進入現場……是在沒有攝錄機形式下，將自己放在現場，反應就出來了。邊哭邊看，看看停停，原本想梳理的東西只是剪片的素材，其實要梳理的有更多，只是之前不察覺。產生的感受比在現場深很多，細緻很多，就嘗試剪出來、順便梳理自己的情緒。」當刻她亦沒有足夠信心完成剪接。

影片第一次公開放映，他們都糾結於對錯的問題上。「沒有出席分享會，但有在現場聽，當時自己整個人在發震，心跳加速，我們很confused（迷惘），不知道這樣做（拍攝成紀錄片）對不對。」步出戲院，阿梓哭了出來。

阿銘回想當初團隊的糾結，是其時社會運動仍未算完結：「只是相隔三個月，大家覺得運動未完，覺得會再續，未ready（準備）作總結。」第一次公開放映後，一直在修改，直到2020年10月才完成最後版本：「過程中，慢慢找回我們想說的是甚麼。」

最後的版本，影片以一個樓梯的長鏡頭作結：「當時覺得這個鏡頭可以用來總結運動中的一些感受，至少跟自己產生一個很大的connection。」決定以此作結，而影片亦由此開始，定出之前的鋪述。

阿銘補充：「有很強烈的感覺，是校長（校長走入校園嘗試解說，被抗爭者喝罵）那幕完結後，大家那種既焦躁又不知所措的狀態，自己也很惘然，就想把這種心情傳達給觀眾。」

阿梓認為，要真正理解這場社會運動，必須要親身去到示威現場：「 就算這條片只攝錄到現場很少很少的部分，只是講述了整場運動其中一個局部。」她覺得，不在現場的人很容易對運動的策略有意見，但未必可以理解到決策的背後經歷了甚麼：「為甚麼群眾會有這樣的行為、選擇呢？身處現場去觀察和聆聽是最直接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種連結。假如大家要繼續行下去，建立連結和理解，是要我們所有人一起做的。」

阿浩的看法是，在整場社會運動中，總有人行得前、有人行得慢：「（紀錄片）中間訊息傳遞的作用，是讓那些比較慢、未跟上的人去理解，甚至跟上來同步。」他覺得這個共同感受是重要的：「讓後來的人知道2019年的人做過甚麼、他們當時的想法，因為之後的人未曾經歷過，這樣可以拉近大家的理解和距離。」

沒有香港人能與2019年的心情斷裂，要完全切割，只有離開香港才能做到 。

後記

《理大圍城》雖然失落台灣金馬獎提名，但在2020年11月獲得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的「最佳剪接獎」，後於2021年3月舉行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獲頒「最佳電影獎」。其後，在香港作公開放映受阻，但今年10月，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榮獲「羅伯及法蘭西斯佛萊厄提獎」國際大獎，是香港首次獲頒此獎項，亦是該電影節最高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