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野球史,就是原住民族史。
台灣棒球運動興起從1920年代興起,當時台灣的野球運動一直被視為邊陲,從那些訪島巡迴的球隊(1917起六大學訪台),事實上仍處在一種指導者的角色,這種透過運動的交流,展現的對比關係其實是深化內地人的優劣差異,反而更強調殖民的落差。
例如,就連當時最好成績的台北一中(純日人),在日人眼裡也只是「四流球隊」。台灣人在1922年日本頒布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前唯一的參賽記錄,是兩位1919年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台灣人學生,在隔離教育下台灣人在1920以前的台灣野球史毫無立錐之地。1925年能高團赴日打享名號後的年代,的確是台灣殖民教育政策的轉折,台灣教育令廢差別教育讓「台灣人與日本人共學」,同時也是促使台灣人能大量接觸野球運動的開始。
過往,當我們提到首位台灣職棒選手時,常會舉出吳波(吳昌征)、王貞治、譚信民等先輩球員。但其實早在1936、1939年能高團球員伊藤次郎(Do'o Lo'oh)與岡村俊昭就已分別加入了日本職業野球聯盟,1936年加入的伊藤次郎還比1937年加入的吳波(吳昌征)更早上了一年, 是台灣職業棒球員真正的第一人。
「能高團」為原住民族棒球運動的緣起,也是迄今盛行的原因,不論業餘職業原住民族棒球運動大量參與的人口,從歷年的統計都處於高佔比,平均近五成由此可看到僅佔台灣人口2.3%的原住民族,對於棒球運動的高度的參與率,原住民族選手的重要性幾乎等同於「台灣棒球史」。
原住民族歷史的確容易在主流史觀下被遺忘,甚至忽略。而棒球是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不僅史觀必須回歸本土,原住民球員在歷史上走過的足跡所創的功勳,更應該被彰顯在歷史裏頭。
日本殖民時期就有伊藤次郎與岡村俊昭之外等首批台灣人職業球員,爾後的日本職棒成績顯赫的大概就屬郭源治,以及中生代的外野金手套陽岱鋼,職棒的「陽家班」更是令球迷稱頌。所有棒球選手最想挑戰的大聯盟殿堂,迄今為止,台灣登上大聯盟的球員有 13 位,例如平埔族群的陳金鋒,以及曹錦輝、王維中與林子偉等人。 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棒球一路走來,原住民球員絕對是最關鍵的角色。
日殖時期棒球大事記
1897年 棒球引進台灣:駐台的日本行庫職員非正式的棒球活動。 1906年 台灣出現第一支正式的棒球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 1917年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首度來台與台北棒球隊比賽。 1919年「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2名台灣人學生留下第一次參賽紀錄。 1921年 全臺灣野球戰,美國職棒首次訪台 1923年 全台灣人組成的野球團,「能高團」正式成立。 1925年 能高團赴日本比賽,出賽九場,獲得六勝二敗一和的成績。平安中學來台挖角 1928年 嘉義農林學校(嘉農)成立棒球隊。 1929年 嘉農參加甲子園地區預賽。 1931年 嘉農奪甲子園台灣代表權,獲亞軍榮銜。 1936年 日本野球連盟成立,前能高團球員伊藤次郎加盟日本職棒東京參議員隊。成為首位台灣職業球員。 1937年 前嘉農球員吳波(吳昌征)加入日本職棒東京巨人隊。 1939年 前能高團球員葉天送加入日本職棒南海隊。
台灣的棒球史一直留有有特定史觀的描述甚至疏漏,直到近年參與田調研究包括球員後裔的努力,例如台灣最早的職棒選手其實是原住民球員,例如在1936、1939年能高團球員伊藤次郎(Do'o Lo'oh)與岡村俊昭就已分別加入了日本職業野球聯盟。伊藤次郎、岡村俊昭等人是首批「台灣人」的職業棒球員,甚至當年日本社會廣泛的討論「伊藤次郎」是否可加入國家野球代表團爭議,由此可見當時對於台灣原住民球員在日本社會的風潮。
原住民族球員高度參與,除了社會經濟、歷史性,也和整體功勳主義種種因素,建構起社群的支持系統。從勞動選擇、階級流動機會的族群整體來看,投入特定單項從業,多因為生活環境使然,包含經濟與教育資本不足等弱勢因素,促使將原住民族從業選擇推向競技場,以謀求社會地會經濟階級的翻轉。
台灣的體育體育是國家控制的菁式模式,目標被設定在奪牌,而非運動環境,鼓勵窄門菁英,基礎的教育與機會選擇卻空洞,特別把運動選手參與者設立專門班級,或設立體育系所,讓選手分配較多的訓練時間而不是相關的知識近,這也是台灣的特殊的教育現象。以原住民族為例,在社會支持與階級流動的推波助瀾下,原住民族有大量的運動投入人口,也因此受環境與制度甚深;尤以棒球產業窄門這麼小, 原住民族卻有這麼多人口投入, 等同是在自己族群內重覆競爭的淘汰人口,迫使族群就業更集中化,過度投入強化了就業集中,形成內部淘汰的層疊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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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2009年統計,在 15 支 (曾打進八強的) 青棒球隊中,原住民球員占 23%;在 16 支大學甲組和成棒球隊中, 原住民球員占 30%;職棒球隊中,原住民球員占 42% (林伯修、朱自敏,2009)。若照「中華成棒代表隊國際賽事統計」以2001至2009年九年為例,原住民選手比例平均就佔46%,第一屆世界棒球經典賽原住民球員就高達57%。旅外職業球員佔總數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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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的天賦刻板形象,更多可能是來自於「層疊效應」過度投入的惡性篩選!以原住民族為例,原住民族有大量的運動人口,在社會支持與寄望階級流動的推波助瀾下,大量投入特定單項運動形成層疊效應,投入人口不僅要經歷謀職選擇過度集中,且需在同社群競爭(原打原),還要經過功勳效益的篩選,若在球員的培養過程並未進入競技生涯的頂端者,因職業選擇的缺乏,反而無法順利轉業,同時被篩選下來的投入人口不僅無法成為整體運動的基礎,甚至在台灣社會往下墜落。這種高參與、高出線的表象背後,現實是更大量被菁英賽局淘汰的參與人口,和單一目的價值下教育的孩子。數千個原住民孩子投入窄門,進去了100個,那剩下的呢?
對原住民球員升學謀職路徑的統計研究,在窄門的篩選因素下,原住民球員轉職選擇通常會導向另一個集中型就業的選項,選擇轉業高勞動產業與職業軍人為最高,能留在棒球產業的選擇機會偏低,這也是台灣運動推廣過度國族主義、菁英化忽視參與者個體權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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