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死亡紀事

首先要推薦一本奇書《現代學林點將錄》。此書的作者胡文輝，不是台灣報界名人胡文輝，而是廣東人，非學院中人，自讀自學，寫就此書，那厚積薄發的工夫，真是了不得。胡文輝先生所著《陳寅恪詩箋釋》，更是力作。我也有買，但N多年過去，還是沒讀幾頁。

對於「國學」或「中國學術」沒有興趣的人，此書讀來或許會有點無聊。但若稍有涉獵者，此書本文及註釋中可謂遍地珠璣，很好玩的。

這種作者，這種書，在未來怕是會越來越少了。

而本文所寫，主要就是摘錄本書的讀書筆記：

孫楷第是中國小說研究的先驅。小說在中國傳統中是不入流的玩意兒，沒有研究的必要，該下工夫的是經史。但自胡適在學術上加以提倡後，便把考據的工夫用到小說上了。孫楷第應當算是此種路線的領頭羊，以目錄學成其學術功績。

而研究目錄學的人，藏書是很重要的。孫楷第自不能例外。

孫氏藏書萬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鏡春園，“文革”時被迫搬離，不久又下放幹校，藏書無處可存，據說為家人賤價售予中国書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贖回藏書，而書店索價甚巨，力不能致；復向總理辦公廳去函求助，書店聞之，乃搶先將其書拆售。孫氏為此痛心疾首，直到臨终前，文研所所長劉再復前去探望，孫氏已不能言語，猶在手心寫一「書」字，以表白其終身恨事。

以上是本文，註釋之中，尚有一段：

梁思成當時被迫移居單間住房，部分建築類珍本寄存於清華建築系資料室， 以後大都損毁；其他圖書只得當作廢品售予收購站，共運輸四十五車次，價三十五元 （林洙《最后的岁月》,《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又，范祥雍藏書二萬餘册，包括善本、批校本、舊钞本，皆毁于一旦（《范祥雍自传》,《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四],上海文史研究馆 1993年编印）；謝興堯畏懼藏書成為“四舊”的罪證，乃暗中燒書，燒之不盡，復作為廢品賣盡，以七分錢一公斤計，共得八元（《我与书》,《堪隐斋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商鴻逵全家被逐出原住宅，藏書只得以两輛馬車送往廢品站（王曾瑜《缅怀邓广铭师》,《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楊寬藏書的精華近两千册為其長子盗賣，楊氏因此與之斷绝父子關係（《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湾大央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版,页 363-364）。至於其他被抄家者，更不在話下。

註釋裡的重點是：「至於其他被抄家者，更不在話下。」蓋沒有被抄家的人，藏書的下場都如此淒涼，就不必說那被抄家的人了。

寫這些，也許是故紙堆裡的一件往事。但還有一件近事可說。

我曾在台北重慶南路附近供職三年，每日中午出去吃飯，必順便逛書店。最常去的便是天龍書局，簡體書很多，又有書法字帖，價格便宜。三年下來，我費去的錢若沒有數十萬，應當也有十數萬。

總之，那時「民國風」正流行，各種民國大師的選集、專集，這家也出、那家也出，反正有沒有版權管他娘的。其中，周作人（即魯迅〈周樹人〉的弟弟）非常紅，他的文字滑稽犀利，很受歡迎，文集非常多，至少有十幾種同時在賣，各種版型、排版、封面設計，高矮胖瘦厚薄不一，可謂琳琅滿目。但我沒有買幾本，因為選擇太多，選文內容重覆，編輯品質良莠不齊。這種「古人」的書，也不怕絕版，故不急在一時。

後來，我在臉書上看到蔡登山教授的一篇發文，略謂：這是怎麼了，連周作人的書都不能出了嗎？

我留言發問，蔡教授惠覆：周作人的書在中國被禁了，全面下架。

於是某天我趕去天龍書局，想說買點周作人的書吧！居然全店只剩下兩種（封面很醜），加起來不到過五、六冊。我問店員：周作人的書怎麼都沒有了。店員回答：對啊！現在都沒有了，就剩下這幾本。

於是我就各買一本回來，也沒打算讀，就當作一個時代的記憶。

作為一個嗜讀者及書本屯積癖患者，我真的很討厭那樣的國家，那樣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