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一种结构式困境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疑问——抑郁症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也许会让很多人联想到那些对抑郁症患者说“你压根没病，只是矫情”的人们，并因此而激动起来。但我当然指的并不是这种情况，我只是觉得抑郁症并不只是单纯是某个人患了病，如果有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往往说明他周围的环境与关系都有问题。

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关注重点在躯体化的症状本身，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却很少关注激发症状的关系与环境。

尤其在东亚，人们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他的性格有问题，他不够成熟，由此出发，社会又造出了很多做人方面的成熟标准与相关词汇。

比如这些年流行的钝感力、低敏感等等，都是告诉你如果控制自己的感觉，就会不得抑郁症，同时变得幸福成功。

这些念头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我总是隐隐觉得不对，但又很难有条理地表述出来，直到最近读了美国学者凯博文写的《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

书里提到了一点，在精神疾病方面的诊断与观念，中国与国外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神经衰弱”这个概念。

在华人圈，这个词被大众广泛认同和使用，对他们来说，神经衰弱意味着一种表象和症状模糊、多变的小毛病，包括睡眠障碍、忧虑与注意力不集中，他们相信这种病一般来说是由于神经系统、大脑和神体的虚弱引起的，但在现代西方与日本，医生会把这些症状诊断为“抑郁”、“焦虑”等等。

之所以中国喜欢把这些症状贴上“神经衰弱”的标签，可能是因为“在早些时候，神经衰弱患者的行为可能会被贴上道德或意识形态异常的标签，神经衰弱这一诊断的出现给相关个体的异常问题提供了一个能被社会接受的名字”。

这么说来，如今医生对患者的“抑郁症”诊断其实是一种进步。但大众还是习惯于聚焦于抑郁症所导致的躯体化症状，认为是“头疼，没睡好，想多了”造成了自己的问题，并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身体不适，而不是心理问题，更不用探究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书里举了一些案例，下面我列举几个：

案例一 钱小章，18岁，男性，高中学生。一年前在一次考试中意外地考砸了，从班里的高级学习小组掉到了低一级的小组。他的父母都是省里的高级干部，对这个最大的儿子期望很高。钱小章的考试失败让他的父母震怒，责备儿子在学校不够努力 ，并且严厉批评他考试成绩糟糕。父母告诉他如果不努力学习就根本没有前途。同时，小钱的同学嘲笑他。考试失败后，他变得抑郁，觉得绝望，认为自己无用，对以前喜欢的东西也失去了兴趣，甚至想到过死，受失眠困扰，每天早早醒来，还有头疼，头晕，无精打采，胃口不好，体重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但让人奇怪的是，即使小钱及其父母都认为他的病是精神问题，并且寻求治疗建议和精神性照顾，但是小钱描述疾病的习惯用语仍然是躯体化语言主导的，他和父母都认为身体不适比心理问题更为麻烦，他们为身体症状寻求药物治疗。更进一步说，小钱的解释模型是躯体—精神性的，因为他把压力和性格当作是影响大脑并造成器质性病理的因素，应该对他的情绪困扰和糟糕的学校成绩负责。

案例二 林晃，24岁，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他向医生抱怨说有一大堆不适：头疼、头晕、虚弱、没力气、失眠、作噩梦、记忆减退、脖子僵硬。他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虚弱和头晕，还有一阵阵的心悸。林所在工厂的医生认为林有心脏问题，但是林在湖南医学院反复做了几次心电图，结果都是正常的，林说自己有严重的身体障碍，工作导致这种障碍恶化，这种障碍又干扰了他履行工作职责的能力。林患有重性抑郁障碍和典型的恐惧障碍的所有症状，他有自杀的念头。

林曾经入伍参军，其部队驻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之后在父亲退休后退伍顶替了父亲的工作。他本不想离开部队，但是他父母急切地想退休，这样可以搬到工厂在另一城市所有的一处新房子里。由于害怕儿子无法留在部队，以后找不到工作，林父逼迫儿子顶替自己的工作，小林也从未喜欢过这项工作，也从来没有想从事这种工作。但林晃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种工作。他不想成为一个机械工人，当他讲到他以后的人生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林晃哭了。而且小林生活得很沮丧，离父母很远一个人独居，他担心自己无法在父母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他还担心在70年代初期被下放农村的姐姐不能获准回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小林在单位没有朋友，住在宿舍觉得很孤单。他有一个女朋友，但是由于工作地点交换不能经常见面。他们想结婚，但是小林的父母因为退休金很少经济因难无法帮助提供房子，家具或任何经济支持。小林单位的领导反对他们结婚，认为小林年纪还太小。他们还批评小林，说他工作表现太差，经常因病旷工。小林也不相信自己有当机械工作的技术，害怕别人因他的工作糟糕而嘲笑他。

小林告诉我们他觉得绝望和无助，不过他把这些感觉都归咎于自己的生理症状而不是社会处境。即便湖南医学院的门科门诊向他保证说他的心脏完全正常。他和父母依然害怕+6.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林晃拒绝对自己进行精神躯体问题的诊断，“我之所以悲伤和激动是由于生理疾病，这才是我的真正问题，我的心脏病。”

案例三 林珍，35岁，女性，医生。在当地一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毕业于武汉医学院，有慢性头疼的病史。1968年，林珍决定结束与一个医学院同学的刚刚萌芽的关系，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去为人民服务，抛弃个人利益。不到一年，她就觉得自己犯个一个错误。同时开始觉得头疼，心悸，失眠，易激动。她痛悔失去了男朋友，而后者在当时已经和另外一位同学订了婚。林医生因为头疼问题就诊了数次，每次的结果都是阴性。其后她的头疼问题持续了十年之久。当她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或者同事与领导批评她不负责任的时候，头疼症状就会恶化。在过去的数月里，头疼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因为遵照领导指示，她被调到另一家新的，较小的远郊诊所工作，而林医生从小在长沙长大，目前也在长沙生活，她非常不愿意被调走。在这十年间，她的头疼病都被诊断成神经衰弱综合症的一部分。在过去两个月，林医生 总是觉得没力气，失眠并且伴随着早醒，无法集中注意力，记忆记忆减退，对工作失去兴趣。在我们委婉的询问下，她承认自己觉得抑郁，但是她把这种感觉归咎于自己无法控制恶化的头疼问题，她觉得头疼才是自己真正的问题。

在上述三个案例里，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点，注意力集中在躯体性的症状上，都认为生理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并认为精神不适与抑郁感受是压力下的身体问题对大脑造成的后果。同时在每个案例里，病人的疾病体验都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第一个案例里，小钱因为学习成绩下降，受到家庭与学校的苛责。在第二个案例里，林晃被父亲强迫，去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单位，恋爱也不太顺利。而在第三个案例里，也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他们都属于权力的弱者。

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力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与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而放在微观情境下，可能是糟糕的家庭关系，家长制、重男轻女、丈夫对妻子自尊的践踏，或者体现在一种与上级之间的压迫性关系。

此外，书里还说到，这类精神疾病也可能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工具。

很多人以为自己生活不顺的原因在于这些躯体化症状，但可能正好相反，并非“头疼脑热”，“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导致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是生活本身就有一些问题，才导致出现了这些生理症状。

另外一方面，这类症状其实可能出于潜意识里想要与权威讨价还价的冲动。

虽然我国是一个对个体有着严密控制的父权制社会，无论是家庭、宗族、村庄与单位，都广泛存在着压迫性关系，但这种控制远未达到它希望达到的强度。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疾病。无论是夫妻、婆媳，还是君臣等上下关系里，人们都可以运用“疾病”与“糟糕的个人处境”来摆脱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