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中：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地理和去民族国家化的叙事

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地理和去民族国家化的叙事

[日]姜尚中/著,王立秋/译

本文译自Kang Sangjung, “The Imaginary Geography of a Nation andDenationalized Narrative”, trans. Trent Maxey, in Richard F. Calichman, ContemporaryJapanese Though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1-83.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地缘政治的眩晕以及对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

自何时起，“各种自慰式的史观(masturbatory views of history)”——以“自由主义史观(liberal view of history)”为代表——占领了书店的书架？它们在海湾战争时期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这种“自由主义的历史”的主要支持者，就在他的《改革现代历史教育》(Kingendaishi kyoiku no kaikaku, 1996)和《羞耻的现代史》 (Ojoku no kingendaishi, 1996)的开头，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影响。

比方说：“许多相信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主义的日本人，能够使自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和平主义之中。”或者再一次地：“海湾战争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它表明，宪法第九条中包含的‘和平主义’的理想——‘和平教育’就是建立在这一理想的基础之上——在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前失败了。”简言之，根据藤冈的回忆，海湾战争是一个暴露日本“战后民主”的缺陷的轰动事件。

那么，“战后民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藤冈列出了以下五条：

1. 坚信民主与（国家）权力水油不容。

2. 国家行政机构中缺乏有决断能力的领袖。

3. 满足于接受仅从“孤立的和平主义”的角度来定义的和平以及作为结果，忽视了与民族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

4. 由个体权利的放大与民族国家的国民义务(national duty)的极小化引起的不平衡扭曲。

5. 盲目信仰一种忽视自由主义的“民主”。

这些，是藤冈拒斥的“战后民主”的缺陷的代表。

在我们反转这种有缺陷的“战后民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藤冈想说的只是这个：日本应该把国家的利维坦从“战后民主”，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和平宪法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因此而允许民族国家成为冷战后以国家意志的清晰决断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参与者。

要做到这点，需要什么？也许，就像藤冈列出的“战后民主”的第四个缺陷中暗示的那样，需要的，是对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进行“改造”。

为什么这一要求是重要的？借用司马辽太郎(Shiba Ryotaro)——藤冈本人极为钦佩司马辽太郎——的话来说，如果现代国家是由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或人民(people)之间的等式构成的话，那么这一等式就表征了“这一种国家，其中，民族或人民把自己认同为国家，其中，人民视彼此为同质的（存在）。”[1]因此，对这样一种人民来说，主动地认同于国家，并以这样的方式改造自己，使自己“心甘情愿地为民族国家而战”，是必要的。

对藤冈来说，这种国家的一个具象，在司马描绘日俄战争的小说，《坂上的云》(Saka no ue no kumo, Clouds above the hill)的一个片段中得到了表达，这个片段，是藤冈对“司马史观”的忠诚的动力来源。在提到在面对俄国战舰时抢修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上将旗舰敷岛号(Shikishima)的工人们的英勇努力的时候，藤冈写道，“除战场前线的士兵外，在这次危机中，普通造船厂工人也拼命地为民族国家而奋斗。战后的日本人，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这种‘国家’的观念，他们不能再认可过去的那种精神。”[2]在海湾战争的创伤之后，藤冈希望恢复的，正是这种国家的观念。

然而，根据藤冈，战后日本对经济价值的一边倒，导致了这种精神的衰落，以至于它（日本），忘记了国家的观念，甚至忽视了公共领域本身。驱使这种“国家在精神上的解体”，（后来）变成那种扭曲的、自虐式的史观——这种史观“羞辱、污蔑、贬损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和种族”——的，确切来说正是这种精神控制。具体而言，这代表了“东京审判加共产国际史观(Tokyo Tribunal cum Comintern view of history)”。

确实，藤冈看起来从一种不受所有教条和成见限制的，对历史的重新考察的角度，来定义“自由主义史观”之“自由主义”。事实上，他试图平衡并批判各种版本的，林房雄(Hayashi Fusao)式的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后者被认为是那种“东京审判加共产国际史观”的相反的极端。然而，对在Kingendaishi kyoiku no kaikaku后出版的Ojoku no kingendaishi略加审视，藤冈对后一种史观（即东京审判加共产国际史观）的极端轻蔑，就一览无遗了。这样一种史观是否存在以及确切来说它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本质上，它指的是所有阻碍作为日本人的人民的自我形成，并否认对（日本人）自己的民族历史的骄傲的所有“反-日的”史观。

显然，藤冈自海湾战争开始就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的历史记忆问题的辩论的最现实的那些点上。这明显反映在如下陈述中：“人民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史教育”，而“现代史的主要英雄，则是这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及他们生产的国家。现代史首先是关于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国家的叙事。”

柏格森把不能被外化到信息设备(information devices)中的记忆称作“纯粹的记忆”，回忆和承认的能力。如果确切来说，对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这种回忆性的记忆的话，那么，历史记忆，也就依赖于这种回忆和承认的能力了。和惯习化的记忆（可被外化的记忆）不一样，纯粹的记忆表征了一种首先是在“此时此刻”的现实性中成为可能的创造（再-创造）活动。尽管从地位来看是一种由连续的陈词滥调组成的话语，但“自由主义史观”却成功地拓大了辩论的反响，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关于历史记忆的最现实的问题。换言之，它必然迫使我们每一个人去重新肯定“此时此地”的意义。这一过程伴随着在战后时期的话语空间中重新确定自己的立场的危险，在那里，透视的安排崩溃了。对这种危险的意识可被称作“地缘政治的眩晕”，但这种现象绝不为日本所特有。

从更具全球性的角度来说，地缘政治的眩晕与地缘政治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美国的霸权下建立的——在冷战后的戏剧性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去疆界化”以及作为此国际体系之特征的社会空间的三合一（主权国家、领土统一和共同的身份认同）初步失衡不无关系。出于这个原因，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也就有了机会。

一位地缘政治学者已经就此扭结关系做了如下表述：

冷战的地缘政治秩序的内爆赤裸裸地把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破碎程度推向前景，并使作为社会空间的同一性(sociospatial identities)的“西方”、“欧洲”和“美国”陷入危机，也因此而引起了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眩晕的经验。但一切去疆界化，都为某种用旧有的（现已）破裂的世界秩序的信仰、习俗、实践来进行的，对秩序的重新疆界化创造了条件。眩晕的经验引出的，关于国家、领土和共同体的新想象，又被投射到一种在全球性的流动中重新稳定化和疆界化认同/同一性的努力中去了。[3

在美国，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话语，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如在亨廷顿的近作，《美国国家利益遭到的侵蚀》(‘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4]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不过是一个计划针对威胁美国传统国家利益和认同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的，全球性的“重新疆界化”的计划罢了。美国又要通过煽动文化本质主义的对抗，来定义国家的统一和共同的认同了。

在日本，代表这种重新疆界化的计划的，是创造一种记录人民的过去的“官方历史”的努力。“官方历史”是历史教科书革新委员会(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 of History Textbooks)诉求中的一个关键词，而藤冈则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年轻一代的作家和散文家，也反映出这样的欲望：他们想把如今等同于国家的记忆的，人民或民族的记忆，从过去的废墟中拯救出来，并用“官方历史”的桂冠来修饰它。这点是显然的，即谋求“官方历史”的欲望力图通过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划线，来重新定义人民。用一种极端的表达来说，这意味着一场历史记忆上的“内战”的开始。

我要再次确认这点，即，在战争五十年后，日本的话语空间已经恶化到出现这种令人寒心的景观的程度了。然而，这绝非偶然。相反，必须把它理解为对战后时期出现的一些苗头的发展。

开端之谜以及对帝国的遗忘

美国日本学学者，卡萝尔·格卢克(Carol Gluck)指出，日本的“战后”再现了一种多种不同的战后的混合[5]，关于战后最著名的叙事乃是“作为神话史的战后”和“作为战前之逆转的战后”。

“作为神话的战后”是关于一种绝对的不连续性，一个“零时”的神话，这个“零时”标记了战时和战后之间的，确切来说从1945年8月15日，随天皇在广播宣布投降而开始的某种断裂。这种“八月革命理论”宣布了一种解放，把日本从战前的、反封建的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所有的精神支持——是这一切，把日本引向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解放出来。战后因此而被思虑为一种“反-过去”，其中，此类战前的现象遭到逆转。

从共产主义扩展到左翼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战后”，在继承这种类型的战后叙事的同时，开始承担民主（化）改革以及和平主义的观念与运动的重负。“中产阶级的战后”——起初同情这种战后，但显然，随高速经济增长的到来而与之分道扬镳——包裹了这个民族的广大的多数。这意味着一种由同质性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构成的民主。在物质和社会财富上的平等目标，事实上加速了“私”生活的解放，并把那个臃肿到没脖子、也没底的单一的“灯笼型社会”的形象给固定了下来。这种对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大规模的投入，借丸山真男的话来说，恰恰表征了战后版的，现代日本的困境——即，民族主义与一种非政治的情感解放之间的两极分化。藤冈所哀叹的，日本精神退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观念遭到了遗忘）的原因，即这种对经济价值的一边倒，与这点是大体对应的。

然而，这场以独白式的(monologic)美国主义为方向的运动，并没有跨越边界（在边界外并没有发生）。通过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谈判的过滤，它（对日本）的渗透是通过与“日本现象”混合完成的。反过来说，“日本现象”是受美国主义影响而被重新发现的，它因此也拓宽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事业。中产阶级的战后用这种作为一个独白式的形象的，日本人民=民族/国家的表征，来定义新的性别角色并使异质性的少数，特别是那些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人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民族主义，在失去它战前的“民族国家政体”的核心之后，瓦解并回流到它古老的社会居所，失去了它对国家的直接向心力，却保持了种族同质性的观念。

使这种中产阶级的战后——换言之，“作为冷战的战后”——成为可能的，是当时的国际境况。通过选择在美国下的“从属的独立”，日本把自己放到一个“墙内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去。尽管事实上，在这些墙外，激烈的斗争和内战一直在这个区域反复展开，但是从朝鲜战争到越战结束，（日本）战后的中产阶级却得以享受“私”生活的繁荣。这种安排把日本标记为一个经济强国，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美国，1945年远东战争的如此明显的‘赢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可以被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是长期来看的最大的‘输家’。”[6]然而日本的“从属的独立”与以“私”生活为中心的和平与繁荣之间的扭曲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冷战的结束与日本战后的第五个周年纪念的重合，以及对这点的认识，即作为目标的现代性不是一种妄想而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现实，同时把这种扭曲催逼到它的破裂点上。同时，第一种类型的战后的神话本质也展露无遗。

美国的“十五年战争”史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讨论过对日本战后的恢复有所帮助的，来自帝国的积极的遗产，然而，在日本却出现了一种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修正主义的”解读（山之內靖[Yamanouchi Yasushi]的解读），这种解读在世界史的同时代性的基础上，澄清了战时动员体制的被迫“现代化”与战后体制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

这些讨论指出，现代战争，特别是世界战争及战时体系，强制性地带来了系统的变革，而无论战争的目的或意识形态为何。联系这点和围绕现代日本与亚洲的，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到一战和二战的战时和战后体制的历史，历史学家三谷太一郎(Mitani Taichiro)做了如下评论：

“战争是革命的延伸”的论题看起来具有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现代战争的普遍性。日本也许也不例外。在现代日本史上，战争在许多意义上都对战前体制造成革命性的影响，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都如此。从国内层面来看，这些影响是以民主化和军事化（以及相反的，去军事化）的形式出现的；而从国际层面来看，它们则以殖民化（以及相反的，去殖民化）和国际化的形式出现。[7]

在这方面，司马辽太郎的那种对大多数人来说颇有吸引力的史观——这种史观认为，从1905年（俄日战争）到1945年（投降）的“恶的季节(season of evil)”，是现代日本诞下的“恶魔之子”——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通过各种战时和战后的体制，把现代日本的道路，重新编辑为一段令人舒适的，民族国家的历史。[8]

对司马辽太郎来说，改变了明治国家形貌的那四十年，不过是“明治宪法下的法律体制不小心怀上的恶魔之子”。在这个意义上上说，“战后”意指的，是对那段疯狂的历史的翻转，和对明治国家的健康而透明的民族主义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司马辽太郎作为“国民作家”的史观，代表了战后最流行的那种历史叙事。他把战后的开端神话，分解为容易理解的碎片。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天皇和人民和民族，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而“战后”，也变得和盟军关于和平政府的故事对应起来，这个和平的政府，是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通过“复兴和教育日本人民的民主倾向”建立起来的。[9]

同时，这个故事，也完美契合天皇所谓的人间宣言（这个宣言是天皇在1946年早期，在麦克阿瑟的宪法草案公布前发布的）。这个宣言，就像是配合GHQ描述的盟军的故事线一样，从1868年的“五条御誓文”开始，并以以下方式，宣告了1945年混合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由互相之信赖和敬爱所结成，而非单依神话和传说而生；也不是基于‘认为天皇是现世神、同时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从而延及支配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的概念。”[10]

因此，日本的第三次开国也即“战后”，也就变成了一段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段历史完成了明治国家未完成的第二次开国。结果，对殖民统治的开端、和“大东亚战争”的记忆，被删得一干二净。那场战争也被重新命名为“太平洋战争”，一个“机巧的道德等式”也建立起来了，其中，偷袭珍珠港和投核弹这两个事件相互抵消了。这种历史叙事——它强调过去的一些部分，而把过去的其他部分模糊在背景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种对“（殖民）帝国的惊人的失忆”。这段被遗忘的记忆一直冻结在冷战里，在战后的五十年里一直为日本人民所抛弃。

显然，开端——战后时期的开端，和日本现代性的民族史的开端——的神话，对那种把战时和战后体制同时考虑进去的视角，那种将破坏他们的叙事的视角视而不见。就像明确反映在在宣战和终战两个诏书使用的语言，“亿兆黎民上下一心”、“亿兆赤子”中那样，在不动员近三分之一个亿的，由其他被殖民族群构成的“帝国臣民”的情况下，战时体制是不可能哪怕片刻地运作下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民族史，是赤裸裸地，通过排除这些外族，和以往这段排除的历史，来维持自己的。

就日本而言，与去军事化相比，去殖民化在国内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换言之，去殖民化特有的问题，被消解为一般的，去军事化的问题了。而且，去殖民化的过程，和冷战是重叠的。在占领政策变化后，对日本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建，是出于应对冷战的需要。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日本的前殖民地、和之前被日本占领的领土的去殖民化。根据冷战的战略需要，去殖民化被冻结到这样的程度：它不会妨碍日本在冷战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今，随着冷战的终结，我们也应该理解这点，即，日本的未完成的去殖民化过程（也即，去殖民化过程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11]

三谷提出的这个难题，直接指向了在被冻结的战争记忆中形成的那些裂缝。

那么，能够回应这个难题的历史叙事，会是什么？

 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地理和去殖民化的叙事

 现在，我手头有这样一套出版于1997年的，三卷本的《战时在日朝鲜人档案》(Senjika zainichi Chosenjin shiryoshu)。它包含一个在日朝鲜人组织的印刷媒体的记录，该媒体从1935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运营到1943年10月“大东亚战争”的高峰期。[12]这个媒体只在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满洲国”和中国部分地区的主要城市发行。除主要的官方媒体，即，日本的《首尔新闻》和朝鲜的《每日新闻》外，长期以来，日本是很少允许韩文印刷媒体在朝鲜半岛发行的。为与官方把朝鲜人打造为帝国臣民的政策保持一致，该报也经常报道关于和谐会的活动的故事，并刊发总督府发布的战时动员政策统治，因此，它的“亲日”立场也就路人皆知了。显然，这份报纸并不代表战时朝鲜人民的声音。

尽管这份报纸在某些部分支持帝国化，但要从其他部分读出在日朝鲜人受挫的族群意识和痛苦，也并非不可能。比如说，以下对部分入伍为帝国士兵的朝鲜青年之印象（1939年11月25日）的记录便是如此。报纸在“半岛志愿兵对日本本土的印象”和“把生于帝国的快乐牢记于心”这两个题目之间，插入了这样一个解释：

这是三百名朝鲜志愿兵新兵对日本本土之印象的动人记录，这个月的六号，他们跨越重洋，来到帝国的首都。这些是爱国主义的红字，它们仓促地记录了我们充满活力的半岛青年的情感，卡其色的军装包裹的，是他们的一片红心。

“充满活力的半岛青年”的记录如下：

我们来日本本土的目的，与学校组织的旅行截然不同。我们的目的，是朝拜伊势神宫，和从远方朝拜皇居。我们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日本人民呈现我们自己，并实现日韩之间的，更强力的统一。我们为受崇拜的神国日本，为它的持续繁荣祈祷，并更加坚定地，确认我们回报天皇平等投注于吾身的仁爱目光的渴望。在我们的训练中心，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向东方朝拜，并复述我们作为帝国臣民的誓言——就像我们站在天皇面前一样——以此来强化我们身为臣民的信念……在二重桥的敬拜中，我们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当然，没有殖民地强力的、压迫的现实，成为“日本人”的热切渴望，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殖民地的“半岛人”成为甚至更好的“帝国臣民”的渴望，不只基于单纯的压迫，也基于自愿的动机。

不过，实际上，在《东亚新闻》(Toa shinbun)上，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访谈（在这些访谈中，“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坦承自己对非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的歧视态度）和这样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已经变成帝国好臣民的半岛人”因为这些日本人的歧视性的语言而感到“困惑”和极为失望）。在那里，你既可以看到一种以“日本人”的身份死去的决心，也可以看到日常的歧视，这样的歧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朝鲜人。在他们力图通过变得比“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更“日本”来克服这个矛盾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模仿的欲望暴露出来了，就像在朝鲜志愿兵的单方面的爱那里那样。尽管《东亚新闻》的语气，是鼓励帝国化政策的，但实际上，它也表达出“甚至决策者也不会说的激进、和激烈的看法”。

当然，在这里，这样的可能性也出现了：“半岛人”可能是比那些“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更爱国的“日本人”。然而，这种可能性却遭到了持续的背叛，“日本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只能把“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理想化。并非“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的“半岛人”只能在追求成为“日本人”那个不可企及的理想的过程中，重复一个无限的，ekstasis的过程。族群歧视的现实是如此地公然和不容否认，以至于“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呀绝不会相信，“半岛人”可能成为“日本人”，这意味着，恰恰是这些“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就他们身为“日本人”的身份而言，变成了“日本本土的日本主义”的囚徒。[13]无疑，因为这个其实，那种引出成为“日本人”之决心的不可企及的ekstatic渴望，也变得更加强烈了。

在这个向成为“日本人”的绝望的一跃，在“半岛人”一方，变成他们自己的自治渴望之际，战时的帝国完成了它的整合。不过，按理想的方式来看，这个“日本人”概念中总是存在断裂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也暴露了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日本的内部”的，只是一条任意的边界。因为任何一种把“日本人”等同于“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的“日本本土的日本民族主义”都会使帝国的整合失败。因此，战后的单一族群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帝国的民族国家的理想一样，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此而论，1938年文教省发布的《小学地理第一册》(Jinjoshogaku chirisho I)，也是对“日本”人民的想象的地理的最平实的叙述，在第一章开篇就提到了“大日本帝国”，接着，它说：“我们大日本帝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方，由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组成。”至于人民，它提供了以下解释：

人民数量近乎一亿。尽管大多属大和民族，但朝鲜也有约两千三百万朝鲜人，台湾也有约五百万华人和约十万土著。北海道还有少数阿伊努人，库页岛也有一些其他土著。大概有一百万大和民族迁移到了其他国家。

就地区而言，“本州分关东、奥羽、中部、近畿和中国五个地方。除此之外还包括四国、九州、北海道、台湾和朝鲜地区。”国家共分为十一个地区。

这个作为“人民的”帝国圣像的地理空间，既支撑者前文提到的，“日本本土给半岛志愿兵留下的印象”，也支撑着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的“日本人民”的想象的地理。“半岛人”通过朝伊势神宫和皇居朝拜而实现的向“日本本土”的同化是国家仪式，这些仪式把这些“日本的”圣像深深地铭写在他们的身体上。当通过这些仪式，一个渴望“重生”为“日本人”的臣民从“半岛人”中出现的时候，这套支撑帝国整合的心理装置也就成功地，把它内部的分化时刻投射了出去。

不过，即便只是原则问题，这也是这样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作为“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也即，“日本人民”）的历史与记忆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内部的裂痕，也必然被显露出来了。因此，战争的历史，是一系列危险时刻的继起，在这些时刻中，“民族”的关键点也得以暴露。

毫无疑问，“战后”的开端，在把人民的混合构成，暴力地收缩为一种“基于日本本土的日本主义”的同时，又使之返回到先于殖民帝国的那种构成。上文提到的“天皇的人间宣言”代表着国家关于这一收缩的宣言。如果说，就像司马辽太郎的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四十年的“恶的季节”是民族国家历史的“恶魔之子”的话，那么，在“战争结束”时被抛弃，被认为是他者——被认为不过是“半岛人”而已——的“日本人”，就一定是被遗忘的“恶魔之子”了。在那种对“民族”的暴力的遗忘和“在领土化”面前，这些“恶魔之子”的记忆失去了它的位置，并因此而被迫持续地流浪。也许，我们也可以把“朝鲜的B级和C级战犯”的记忆，描述为那个残酷的战后开端的墓标。

我有时回想起我叔叔的一张照片，他在战后也走上了一条和那些战犯相似的路。那张褪色的照片，捕捉到一个戴着军警袖章，持日本刀的“半岛人”的紧张表情。在他身边的，是他妻子，一个“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她一脸愁容地抱着一个孩子。这是在“战争结束”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人们正准备“自杀”。这个“半岛人”活了下来，并回到“半岛”，把他的妻儿留在了“日本本土”。在动荡中，他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并被迫在战后独自生活。这些开始追求新的解放、内战和军事统治的历史的前“日本”人完全抹去了他们对“日本本土”的记忆，并在新生的民族国家里，以族群-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活着。不过，这个插曲绝不罕见；相反，它再现了那些被卷入这次骚动的“半岛人”的战后经验。现在，我在也没有机会去问我叔叔关于他对战争的记忆的事情了。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删去那段记忆的，正是“日本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恶的季节”指的，与其说是一个帝国的时代，不如说更多地是这样一个时代吧，这个时代陶醉于民族国家历史的甜美叙事，并试图通过彻底排除他者的他性，来复活这个叙事。无论你喜欢与否，历史的记忆是在一个拨开所有国籍，所有民族性的地方形成的。“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和“半岛人”都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叙述这段记忆，来避免把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的眩晕”“再领土化为”又一段民族国家的历史。

注 释：

1 Shiba Ryotaro, Kono kuni no katachi II[The form of this nation II] (Tokyo: Bun-shun Bunko, 1993), p. 16

2 Fujioka Nobukatsu, Kingendaishi kyoiku no kaikaku: zendama akudama shikanwo koete[Reforming modern history education: Beyond the hero-villain view ofhistory] (Tokyo: Meiji Tosho, 1996), p. 100.

3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230.

4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97, p. 10.

5 Carol Gluck, “Kindai toshite no nijuseiki: Nihon no ‘sengo’ wo kangaeru” [Thetwentieth century as modern: Reflections on Japan’s “postwar”], Sekai[World],November 1997.

6 Christopher Thorne, The Issue of Wa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 of 1941–1945(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5), p. 325.

7 Mitani Taichiro, Kindai Nihon no sensoto seiji[War and politics of modernJapan]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7), p. 31.

8 Shiba Ryotaro, “‘Zakkaya’ no teikokushugi” [The imperialism of the ‘generalstore’], in Kono kuni no katachi I[The form of this nation I] (Tokyo: BunshunBunko, 1993).

9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July 26, 1945), in Nihonshi shiryo: gendai[Japanesehistorical data: The present age], ed.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Historiography(Tokyo: Iwanami Shoten, 1997), p. 145.

10 “Tennono ningen sengen” [The emperor’s declaration of humanity] (January 1,1946), in Nihonshi shiryo: gendai, pp. 162–163; and Yonetani Tadashi, “MaruyamaMasao to sengo Nihon” [Maruyama Masao and postwar Japan], in MaruyamaMasao wo yomu[Reading Maruyama Masao] (Tokyo: JokyoShuppan, 1997), p. 137.

11 Mitani Taichiro, pp. 76–77.

12 Sotoyama Dai, “Toa shinbunkaisetsu” [East Asian news commentary], in Senjikazainichi Chosenjin shiryoshu(Tokyo: Ryokuin Shobo, 1997), vol. 3, pp. 247–253.

13 Sakai Naoki, “Nihonjin de aru koto” [Being Japanese], Shiso[Thought] no. 882(1997).

（特伦特·麦克西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