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謹言語,慎出行,簡交遊」—— 文學大師汪曾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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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8 *汪先生本來可以乘機撈點好處。他當過「右派」。不過廟堂從來就沒啥原則,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庭和歷史都有把柄。他們能討主子歡心,照樣青雲直上。但汪先生不開竅。他寫了幾句話,壓在家裡書桌的玻璃板底下:「謹言語,慎出行,簡交遊」,一天到晚,戰戰兢兢。

(一)

汪先生回不了城,於是給老同學楊毓珉寫信。

在西南聯大,楊毓珉比汪先生低一班。他聽聞一多教授講唐詩,不知怎麼會讓汪先生代寫課程作業。聞先生一看,大為贊賞,說:「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

楊先生在北京京劇團當藝術室主任。他得過汪先生的好處,這時當然要搭救老學長。好在相關的頭兒都知道汪先生的《范進中舉》,事情辦得蠻順利。1962年1月,汪先生成了北京京劇團的編劇,以後一直沒有挪過窩。

1963年冬,江青拿了兩個滬劇的本子,叫改成京劇。北京京劇團挑了《蘆蕩火種》,因為名角趙燕俠適合演裡頭的阿慶嫂。

汪先生跟劇團的另外兩條漢子跑到頤和園的龍王廟,把劇本弄出來。演員趕緊排練,劇團發了海報,宣佈1964年元旦公演。

江青看了彩排,不滿意,不讓演。北京京劇團歸北京市管。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說,不妨先來幾場,聽聽觀眾意見再改。但江青不讓演就是不讓演,彭真不高興也沒用。

1964年春,汪先生跟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住進市文化局招待所改本子。兩個人各搞幾場,然後由汪先生統稿。重頭戲和許多後來廣為流傳的名段都是汪先生的手筆。

本子出來了,江青先看。大到一幕戲,小到一句台詞,她都要管。江青一開口,就是「重要指示」,說一不二。她下令砍掉一場戲,演員們覺得很可惜。副團長肖甲舉起記錄江青講話的小本子,大聲講:「別爭了,這就是咱們的‘生死簿’!」

這件事傳了出去,北京市委大為緊張,叫肖甲趕快先寫一份檢討,以防江青問罪。幸好事情傳得不遠,肖甲沒有馬上倒霉。到「文化革命」,他因為那句話被撤職批鬥,搞了接近十年,到1975年才「解放」。

劇本弄好,演員趕著排練。江青來看彩排,覺得滿好,轉頭問畢恭畢敬陪在身邊的劇團領導:「詞寫得不錯,誰寫的?」

於是江青知道了汪曾祺。

(二)

1964年6月,《蘆蕩火種》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名聲大振。

毛主席也看了。接著江青跟劇團領導講毛主席的指示,汪先生他們照著改出第三稿。劇名也奉命變為《沙家浜》。

小說《紅岩》出版後,挺轟動。1964年冬,江青想把它改成京劇,一聲令下,從全國各地叫來一批人,包括小說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還有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閆肅、北京京劇團的薛恩厚和汪曾祺。

有一天,江青把他們叫去中南海頤年堂。這是汪先生第一次見到江青,直接領教她毫無理由的霸道。她居然對羅廣斌講:「將來劇本寫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這完全顛倒了原著和改編的關係,把汪先生嚇了一跳。他跟江青沒有交談。汪先生一向低調,也不想攀附任何人。另外,他知道,江青點名要他參加改編,是因為他筆頭好,實際上對他並不信任。

江青叫閆肅搞京劇《紅岩》,說從京劇團找人跟他一起乾。閆肅回答,一定跟這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馬上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於是汪先生他們開始改《紅岩》。第二年4月,他跟劇團一大幫人在重慶體驗生活。江青突然命令他們趕去上海,重排《沙家浜》。

見面的時候,江青問汪先生多大歲數,什麼文化程度。

後來討論劇本,江青一到,就對汪先生說:「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

汪先生回答:「沒有。」

江青說:「哦,沒有。」

對話就完了。汪先生沒想過要套近乎。

過了些時候,江青跟劇團的領導講:「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

(三)

劇團突擊準備,給江青演《沙家浜》。

江青看了挺滿意,把它定為「樣板」,下令5月1日公演。「樣板戲」的大名就是這麼來的。這時離「文化革命」還有一年多。汪先生說:「‘樣板戲’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導。」這些東西不是「文革」的創造,那場災難是形勢自然發展的結果。

回到北京,汪先生接著搞《紅岩》。1966年,快過春節的時候,江青打電話叫閆肅和汪曾祺他們火速趕去上海。汪先生幾個連忙坐飛機南下。在上海,江青說,四川黨組織執行王明路線,京劇《紅岩》不搞了。她要另外編一個戲,講軍隊派一個女黨員去重慶,發動工人迎接解放軍。汪先生和閆肅連乾兩天兩夜,弄出一個提綱,劇名叫《山城旭日》。江青覺得不錯。

3月,江青又把汪先生他們叫到上海談《山城旭日》。她發動批判京劇《海瑞罷官》,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鬧得沸沸揚揚。北京京劇團在北京市委管轄之下。同去的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對江青不夠順從,江青站起來,狠狠地說:「讓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讓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到別處去試驗!」

當時北京京劇團是「江青同志的試驗田」。她不知憑什麼把全中國都當自己的家產,想到哪「試驗」就到哪「試驗」。

聽了江青的話,汪先生挺不舒服:一個女性,開口「老子」,閉口「老子」,太過粗魯。

後來「文化大革命」的野蠻,其實自上而下,不能全怪紅衛兵。

(四)

1966年5月,「文化革命」正式開始。

過不了多久,汪先生就挨批了。最大的罪過,是跟薛恩厚一塊搞的劇本《小翠》。裡頭講狐狸仙女是「大尾巴貓」。於是有人講「貓」就是「毛」,薛恩厚和汪先生攻擊毛主席。隨後是大會批鬥、罰跪、戴著高帽遊街。不由獨立的法院判決,誰的命運都沒保障。中國人在這方面有最多的教訓。

汪先生跟幾個倒霉的劇團領導和名角一起,天天運煤、劈柴,或者集中在一座小樓上讀毛主席的書、寫檢討。最讓他受不了的是被迫去洗女廁所。「文革」鬧完以後,提起這件事,他還一肚子氣。

汪先生有三個孩子。「文革」開始的時候,老大上初中,最小的念小學四年級。學校全停課了,他們閒著沒事。

那時好些挨鬥的人挺不住,有的跳樓,有的服毒,有的沈湖,被說成「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有一天,汪先生吃過晚飯,帶著十二三歲的女兒到外頭走走。他們出門不久,看到一個人躺在馬路對過的大樓底下,身上草草蓋著條床單,下面是一灘鮮血。小姑娘嚇壞了,抬頭望父親。汪先生呆在那裡,面色鐵青。女兒拉了他好幾下,汪先生才魂不守捨地跟著走。

小女孩突然覺得自己責任重大,鼓足勇氣對父親說:「你不要跳樓!」

汪先生問:「為什麼?」

「跳下來很難看,還被人圍著罵。」

「噢。」

倆人悶悶地向前走。小姑娘一下子忍不住,淚水湧出雙眼,大聲跟爸爸講:「不許自殺!」

汪先生嚇了一跳,定了定神,說:「好吧。」

總的來說,汪先生是個風趣的人。他的性格對應付那場災難大有幫助。一次,汪先生的三個孩子去劇團看大字報,碰到父親。汪先生穿著破棉襖,扛根扁擔,正要去抬煤,見到他們,有點意外,但並不尷尬。

他問孩子來幹什麼,然後平靜地說:「好好看吧。」

三兄妹看了一會,發現京劇團的人文化水平低,大字報寫得挺糟,遠比不上學校里的,沒看頭。

他們回家講了爸爸的事。汪太太覺得丈夫可憐,認真準備晚飯,還打了酒。

汪先生從劇團回來,小女兒看見他被刮了光頭,就說:「爸爸剃了禿子不好看!」

兒子走過去摸摸他的光頭,問:「怎麼都是疤瘌呀?」

全家大笑。

汪先生老老實實地說,自己小時候鬧過瘌痢頭。

以後孩子們都管他叫「小瘌子」,汪先生也答應。他還常在家裡講挨整難友的趣事,拿整人的傢伙開玩笑。

(資料圖: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五)

後來人們給紅衛兵和造反派很多指責。其實整誰不整誰,全由上頭說了算。

1967年4月的一天,汪先生照例回劇團抬煤。中央文革小組的聯絡員把他叫去,說:「要解放你,你準備一下,向群眾做一次檢查。」

汪先生回到批鬥對象集中的小樓,琢磨怎麼做檢查。聯絡員又把他叫去,說:「不用檢查了,你表個態。不要長,五分鐘就行了。」

汪先生剛出辦公室,又被叫住。聯絡員說:「不用五分鐘,三分鐘就行。」

不一會,整個劇團的人都來了。汪先生上台把自己罵了一下,講了點要重新做人之類套話,說一定認真去搞樣板戲。於是,他一下子從「黑幫」變成「革命群眾」。

剛開過會,就有人送來一張票,說晚上江青要看《山城旭日》,讓汪先生參加。沒多久,又有人把票收走,換了張請帖。中央文革的聯絡員把他叫去,說:「江青同志今天來看戲,你和閆肅坐在她旁邊。」

汪先生的衣服爛糟糟,渾身煤末子,沒法跟「首長」坐一塊。回家換衣服已經來不及。他趕緊上街買了一身灰外套,到澡堂從頭洗到腳。

開演之前,那位聯絡員特別交待汪先生:「不該說的話不要說。」

汪先生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他是最本分的人,根本就沒有什麼話要跟江青說。

那天晚上,江青問一句,汪先生答一句。

快開場時,江青打聽一個演員情況。汪先生不知道,就應付說:「挺好的。」

幕間休息,江青對汪先生講:「不好吧?但總是比帝王將相的戲好。」汪先生沒答茬。

後來汪先生跟閆肅、張永枚他們一塊把小說《敵後武工隊》改成京劇,接著又奉命參加編《草原烽火》的劇本。他們去內蒙調查,發現日本鬼子沒有進草原,那裡也沒有游擊隊,沒法寫。

(六)

因為江青的特殊地位,演樣板戲的劇團特別風光。

它們是「樣板團」。裡頭的「文藝戰士」發制服,一年兩套,夏天穿淺灰的,春秋穿深灰的,式樣、料子和顏色都由江青欽定。劇團的人說那是「板兒服」。

當時全國人民吃不好,穿不好。樣板團的食堂有特別供應。香酥雞、番茄燒牛肉、炸黃花魚、炸油餅,各式各樣,餐餐不同。劇團的人管那叫「板兒飯」。

樣板團外出表演或者體驗生活,那是「御史出朝,地動山搖」。各地領導親自接待,奉若上賓。

但汪先生死腦筋,想法總跟不上形勢。大兒子初中畢業,被送去山西當農民。毛主席說那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年輕人也覺得很光榮。汪先生卻對兒子說:「把你們送到那樣的地方,我認為是對年輕人的摧殘。但願你們能夠用行動改變我的認識。」

汪太太是新華社的翻譯,看到社長、副社長和部門主任一個個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挨批挨鬥,還不斷有人找她調查這個那個,好像到處都是階級敵人。她老受刺激,心裡緊張,到1968年精神崩潰。汪太太總覺得有人盯梢、錄音、拍照。女兒大聲說話,她受不了。汪先生在床上哼京劇,她也受不了。她半夜起來痛哭,嘴裡念念叨叨,一再想自殺。

大兒子下鄉去了,家裡剩下兩個沒成年的女兒,小的剛上初一。她們覺得媽媽那麼鬧很丟臉,訓斥她。汪先生會寫文章,但不能幹實事。過去家裡全由太太掌管,這時他不知怎麼辦。他在外頭硬挺著,回到家就唉聲嘆氣。幸好汪太太的同事善良,送她去看病。治了一年多,汪太太突然清醒。

《杜鵑山》本來是話劇,後來改成京劇。1964年,北京京劇團演過。到1968年,北京和上海的劇團都準備重排。江青知道了,要把它弄成新的樣板戲。汪先生參加修改。這年冬天,江青對北京京劇團的人說:「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江青一句話就能定人生死。京劇團創作室的梁清廉吃飯時把江青的話告訴汪先生。那時天氣挺冷,汪先生一聽臉都白了,沒有說話,滿頭是汗。

過了一會,他跟梁先生講:「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

汪先生覺得江青反復無常,非常可怕。

(七)

他的女兒初中畢業,又得下鄉。汪先生很痛心。

江青派於會泳指揮修改《杜鵑山》。於會泳上海音樂學院出身,懂理論,又收集整理過好多民歌。汪先生覺得他譜曲確實了得,為提高京劇音樂水平立了大功。但在文學方面,於會泳遠不是汪先生的對手。但那傢伙拍上壓下的毛病很嚴重,捧江青捧到她都臉紅耳熱,到了劇團卻指手划腳,不可一世。汪先生挺憋氣。

有一天,於會泳指責汪先生寫的「謹防隔山煙塵漲」不通,說「煙塵」不能用「漲」來形容。其實「煙塵漲」的講法古已有之。汪先生二話沒說,騰騰騰端來一本唐代詩集,翻開放到於會泳面前,說:「你看看!」嗆得於會泳講不出話。

汪先生覺得多少出了一點氣,回家就把頂撞於會泳的事講給孩子聽。

江青想顯示自己有多了不起,要改定「樣板戲」的劇本,拿到《紅旗》雜誌發表。

1970年5月,汪先生和《沙家浜》的演員被召到人民大會堂。大概是在安徽廳,江青、葉群和姚文元坐在一邊,汪先生和演員坐在對面的一排桌子。大家拿著劇本,輪到哪個角色,那個演員就開口念。

按法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的辦公樓恐怕不該這麼用。

江青覺得劇本哪裡不順耳,就說:「這裡要改一下。」汪先生得當場改,直到江青說「可以了」。好在汪先生有才氣,腦子快,不然真對付不了。

這事搞了十幾個鐘頭,足足弄了一個通宵。江青累壞了。下半夜以後,她一次又一次離開座位,在大廳里走來走去,驅趕困意。汪先生更累,但他只能恭恭敬敬地坐著等。

(八)

汪先生的本事給江青印象很深。

《沙家浜》定稿以後,他奉命給《紅旗》雜誌寫介紹文章。這非他所長,很傷腦筋。突然,江青的秘書給劇團打電話,說毛主席要在天安門廣場開群眾大會,聲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叫汪先生跟高官名人一起上天安門城樓,代表各界表示支持。這在當時是很了不得的事。

但汪先生死心眼,跟劇團領導說:「那文章怎麼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

領導覺得汪先生瘋了:「什麼事都先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麼能代替!」

5月20日,汪先生上了天安門城樓。下面是五十萬群眾。毛主席發表聲明,由林彪代讀。汪先生回家告訴孩子,林彪念錯了字。

汪先生莫明其妙地露了大臉。有個下鄉知青的父親挨林彪整,汪先生的兒子違反規矩,把他帶回北京。山西的官員正要收拾汪公子,看到《人民日報》站天安門城樓的名單,連忙作罷。

汪先生本來可以乘機撈點好處。他當過「右派」。不過廟堂從來就沒啥原則,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庭和歷史都有把柄。他們能討主子歡心,照樣青雲直上。但汪先生不開竅。他寫了幾句話,壓在家裡書桌的玻璃板底下:「謹言語,慎出行,簡交遊」,一天到晚,戰戰兢兢。

那時電話很少,汪先生家當然不會有電話。作家鄧友梅正挨批,被趕到外地。他回北京探親,沒打招呼就跑到汪家。汪先生很驚喜。

鄧先生說汪先生過得不錯。

汪先生回答:「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分之想。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

搞完《杜鵑山》,汪先生參加寫一個講高原測繪隊的戲,在西藏住了些日子。結果大家覺得沒法弄,打道回府。於會泳正式當上文化部長後,又要汪先生他們把電影《決裂》搞成京劇。

但不久毛主席逝世,江青一伙被軍隊抓起來,改《決裂》的事就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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