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6章：倒轉紅輪

用筆寫下的東西，用斧頭也砍不掉。

——俄國諺語

熹微的晨光中，村裡的神甫打開自家大門，向半英里外的火車站走去。今天是星期天，亞歷山大·門神父總是搭乘6點50分的火車，從紮戈爾斯克附近的塞姆霍茲村前往他在莫斯科郊外30英里的小鎮新德列夫尼亞的教區教堂。他今天的任務很繁重：告解、洗禮、晚上還有一個講座。

55歲的亞歷山大神父高大魁梧，留著黑灰相間的濃密鬍鬚，是俄羅斯東正教會新興的精神領袖。他的一些追隨者把他比作薩哈羅夫，“一位宗教界的薩哈羅夫”。與其他無數神甫和教會領袖不同，門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他拒絕與克格勃合作。他教授地下聖經課程，並用筆名在國外出版神學著作。他忍受著騷擾，忍受著對他家長時間的搜查和審訊，回到家打開郵件，看到的是死亡威脅、對他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恫嚇。這一切都是因為他是一個正直的牧師，忠實地為他的信眾服務。但他還是撐了下來。現在，他告訴他的兄弟帕維爾，他感覺自己像是“一支已經射出去的箭”。

曾幾何時，亞歷山大神父與索爾仁尼琴、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和亞歷山大·加利奇等知識份子的會面或多或少都是秘密。現在，儘管本人並不願意，他已成為一個墮落教會復興的核心人物。過去幾年，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在教堂和禮堂，甚至在廣播和電視上佈道和演講。就在前一天晚上，門在莫斯科做了一次演講，他把精神追求比喻為一場無止境的攀登：“我們氣喘吁吁地爬山。真理來之不易。我們回首向下看，知道前方還有漫長的征途。我記得曾與英國人一起登頂珠穆朗瑪峰的夏爾巴嚮導丹增說過一句話。他說，你只能帶著崇敬之心去登山。對上帝亦是如此。不尊重真理的人是無法接近真理的。”

亞歷山大神甫似乎永不疲倦，他現在打算早早開始星期天的工作。他沿著柏油路前行，穿過塞姆霍茲森林，向火車站走去。這條狹窄的碎石小道有時很危險。這裡曾發生過強姦案和數起毆打事件。城裡的醉漢有時會帶著酒瓶到樹林裡騷擾路人。不久前，當地政府清除了一些樹木，使通往火車站台的道路不再那麼可怕。儘管如此，幾周前，門請自己年輕的助手安德列·葉裡明幫忙，在他教學或授課到深夜時，在城裡給他找個住的地方。他說太晚走夜路會很危險。“聽到他這麼說，我感到非常驚訝，要知道他在1981年和1982年經歷了那麼多事，隨時都可能被抓走，”葉裡明說。不僅如此。最近，神甫的聲音中透露出一種宿命論的語氣。他告訴一位朋友自己去日無多。他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突然，從大樹後面躥出一個人，揮舞著斧頭朝亞歷山大·門劈去。斧頭：俄羅斯革命的象徵，《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武器，新法西斯主義組織帕姆亞特的標誌之一。斧頭砍中了門的後腦勺。警方後來說，兇手搶起神父的公事包，消失在樹林裡。亞歷山大神父血流如注，跌跌撞撞地向家走去，足足走了三百碼，才走到他位於帕科瓦亞街3A號的家。沿途，有兩個女人問他是否需要幫助。他說不用，然後繼續往前走。娜塔莎·門從窗戶裡看到一個人影癱坐在大門口，正在按門鈴。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下，她看不清那是誰。後來她看清了。“上帝哪！”她呼叫救護車。幾分鐘後，她丈夫就魂歸天國。

1990年9月9日，亞歷山大·門被謀殺，這是一個不祥的、近乎超自然的徵兆，預示著一個動盪時期的到來，而這一切恰好發生在政治期望似乎再次高漲的時候。

整個夏天，戈巴契夫好像都在準備加快改革步伐，哪怕只是為了跟上周圍發生的事件。隨著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一個又一個共和國效仿波羅的海國家宣佈獨立，戈巴契夫邁出了戲劇性的一步，與葉利欽一起制定了一項激進的經濟計畫，鼓勵建立市場，更重要的是，將權力從“中央”重新分配給各共和國。在城外一座政府別墅裡，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的睿智的老經濟學家和一位名叫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的宛如胖巫師的市場專家，用文雅的語調和官僚的語言，秘密策劃著如何解體蘇聯體制。從表面上看，“500天”計畫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令人吃驚的簡單處方，旨在著手治療千瘡百孔的經濟。很少有人看好500天計畫的前景。要把莫斯科的空地改造成繁華的購物中心，至少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時間。當我問沙塔林蘇聯還要多久才能擁有現代經濟時，他說：“你想聽樂觀的還是悲觀的？”是的。我說，樂觀的。“幾代人，”他說。換而言之，還要等上幾個世代，烏拉爾地區才會出現矽谷，東西伯利亞的人們才可以在超市的貨架上挑選汰漬、愛迪達和梭羅。正是500天計畫背後一整套的原則使其如此具有革命性，如此狂飆激進。該計畫的實現將意味著關閉或改造數百家國防工廠，振興私有財產，大幅削減軍隊、員警和克格勃的預算。這對體制內的大佬們意味著什麼呢？答案很簡單：世界末日。

當結束在黑海一年一度的暑假回來，戈巴契夫告訴人民代表大會，他“傾向於”支持這一計畫。一句話便讓強硬派炸開了鍋。一場拯救政治生命的大戰開始了，這場戰爭將持續11個月。克格勃首腦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在戈巴契夫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幾十份報告，堅稱500天計畫不過是一個在西方的支持下，粉碎社會主義、摧毀黨和削弱國家的企圖。在各種會議上，党和軍工複合體的領導人威脅說，如果戈巴契夫最終支援該計畫，他們就會反抗戈巴契夫。一場政變正在悄悄地醞釀中，但戈巴契夫是如此虛榮，如此確信自己有能力駕馭體制的陰謀和人民的激情，以至於他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就像1988年處理尼娜·安德列耶娃風波一樣十拿九穩。

一份日期為1990年3月12日的政治局檔揭示了共產黨領導層不祥的預感，以及誇大形勢以鼓勵採取緊急策略的企圖。“民眾意識正在變得激進，”這份備忘錄說。“對官方組織和行政機構的不信任日益加深。對‘政黨制’以及地方和中央部門的批評尤為尖銳……反對派勢力正試圖利用這一局勢。事實上，他們正在計畫以明顯非人道的手段奪取政權——通過施壓、集會以及完全反民主的‘圓桌會議’策略。”備忘錄補充道，“社會中的健康力量”希望“依據法律……果斷採取措施，使用一切宣傳手段，阻止對軍隊、克格勃和員警的攻擊……從意識形態上解除[反對派]的武裝，在廣大群眾的見證下拆穿他們的假面具。”

對於莫斯科市成千上萬的信徒和非信徒來說，塞姆霍茲村帶血的斧頭，預示著未來一年嚴峻的形勢。當我第一次聽說亞歷山大·門被謀殺時，我並不瞭解這一事件或其本人的重要性。他是一名鄉村神甫，他的教堂距離莫斯科有一個小時的車程。然而，在謀殺案發生後的幾天內，我一遍又一遍地聽說神父對蘇聯人民的意義。

至少在理論上，改革解放了人的靈魂，就像解放了政治和經濟生活一樣。在經歷了70年的無神論教條之後，該政權結束了對宗教信徒和宗教機構的迫害。突然之間，“尋找上帝”成為一種時尚。像阿納托利·卡什皮羅夫斯基這樣的騙子俯拾皆是，但也有好的跡象。教堂不再是那些對沙皇世界有著童年記憶的老婦人的領地。宗教課程不再被視為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戈巴契夫將被毀壞的修道院和大教堂歸還給了俄羅斯東正教會。猶太教堂和清真寺重新開放。但是，正如政治改革的嘗試會遭遇重重阻力一樣，宗教復興也不可能在一瞬間超越政治壓迫的歷史。由党的意識形態專家和情報人員扶植起來的俄羅斯東正教權貴階層至少與黨的領導幹部沆瀣一氣，同流合污。

宗教服從國家權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一代布爾什維克出現之前的幾個世紀。與羅馬帝國滅亡後發展出獨立的天主教會不同，拜占庭教會始終依附於國家。拜占庭皇帝主持教會的所有會議，被認為是“人間上帝”。早期的莫斯科大公們敦促神職人員彙報懺悔時聽到的秘密，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伊凡雷帝曾對神父施以酷刑，並將一位都主教終身監禁。“沙皇”一詞是“凱撒”的斯拉夫語形式，但偉大的宗教哲學家伊奧西夫·沃洛茨基寫道，沙皇意指所有神職人員中最高的一位。當拿破崙在東普魯士見到亞歷山大一世時，拿破崙說：“我看你既是皇帝又是教皇。多麼有用啊。”

布爾什維克蔑視俄羅斯東正教會，認為它是舊俄羅斯的化身。列寧設計了一個沒有靈魂的烏托邦。但是，當革命需要動員數百萬文盲時，它無法向他們宣講馬克思主義。作為俄羅斯國家的精神繼承者，黨需要拉攏而不是摧毀教會，讓它屈服，但不是砍掉它的腦袋。史達林清楚地知道，教會的吸引力在俄羅斯人的靈魂中能激起多麼深刻的共鳴。為了在戰爭期間贏得民眾的愛戴，他與其說是訴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如說是訴諸一種俄羅斯的神秘意識，訴諸于神聖羅斯及其戰士涅夫斯基、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在號召全國的廣播講話中，史達林放棄了無神論的語言。他釋放了一些關押在勞改營裡的神甫，給予他們體面的職位和薪水。他是他們的皇帝和教皇。多麼有用啊。衛國戰爭結束後，宗教戰爭又開始了。炸毀教堂，監禁神甫、拉比和穆夫提，起訴信眾是“國家公敵”——一切又捲土重來。

亞歷山大·門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無神論者，母親則皈依了俄羅斯東正教。在一個猶太宗教和文化受到比教會更嚴重打擊的國家裡，許多知識份子家庭都傾向於俄羅斯東正教，哪怕僅僅因為他們能更緊密地感受到自己的俄羅斯身份，而不是猶太血統。門的母親葉琳娜將教堂視為一個獨立的空間，一個避難所。“在我們家，存在一種個人的宗教探索，”門的兄弟帕維爾說，他是一名電腦程式員。“就像許多對周遭生活感到厭惡的人一樣，我們家庭試圖從自己內心深處尋找一條宗教的出路。”葉琳娜·門帶著她的兒子們在一個名叫謝拉菲姆的正直的神甫的指導下祈禱，這位神甫通過在公寓之間搬來搬去躲避當局的追捕。他們稱之為“地下教堂”。大多數教友都是曾被關進勞改營監獄的信徒，他們因為信仰而失去了親人和朋友。

“因此，亞歷山大在他周圍看到了一種崇高的道德生活——上帝的子民，”帕維爾·門說。“他在12歲時就決定要學習神職。他去找當地的教士，問如何才能進入神學院。那位教士說亞歷山大不是‘我們中的一員’。意思是他是猶太人。但亞歷山大努力克服這種想法。”青少年時期，門在破爛的鄉村商店裡找到一些宗教書籍，“在釘子和天竺鼠中間。”他開始閱讀本世紀早期偉大的宗教哲學家的作品，如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謝爾蓋·布林加科夫和尼古拉·別爾傑耶夫等，他們在精神上反對布爾什維克。門曾經說過，這樣的閱讀“使我對史達林崇拜產生了免疫力。我讀這些書時顫慄不已。”

年輕的門前往貝加爾湖畔西伯利亞城市伊爾庫茨克的一所學院學習生物學。他在那裡最親密的朋友是另一位東正教信徒，一個脾氣火爆的紅頭髮學生叫格列布·亞庫寧。門和亞庫寧住在一間小木屋裡。門帶來了一大箱子書，整晚在搖搖欲墜的廚桌旁和亞庫甯高談闊論蘇聯法律禁止或至少不鼓勵的問題。他們談論蘇聯生物學已經淪為一場騙局，以及基督教倫理問題與他們所生活的原則之間的矛盾。“可能你已經發現了，俄羅斯人的性格非常懶惰，且胸無大志，”亞庫寧告訴我。“但是亞歷山大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他對所有學科都感興趣，他有自己的目標。與我不同，他一直知道自己註定要為上帝服務，無論後果如何。”

有一天，這兩個城市男孩閒逛進了一所鄉村教堂，正如亞庫寧所說，“看上去就像一對大白象。”有人向當地的克格勃報告了這些奇怪的生物。由於公開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兩人的學術生涯面臨危險。學院院長禁止亞庫甯完成學業，並想把門也趕出去。但是學生們感受到了史達林“解凍”後的第一股熱潮，他們罷課支持門，拒絕上課或聽講座。最終，門完成了他的學位。

亞庫寧和門回到莫斯科，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亞庫甯成為了格列布神甫，一個大聲疾呼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寫信給克里姆林宮和教會高層，呼籲進行宗教改革。為此，他被判處9年勞改和國內流放。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亞庫寧從流放地返回家鄉，並於1990年當選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成員。

門成為了一名精神異見者，雖然這條路沒有亞庫寧那麼危險，但依然險象環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方式，我朝著宗教政治的方向發展，”亞庫寧說。“亞歷山大有另一種天賦。在一個飽受無法接近之苦的教堂裡，他有能力解釋教會的教義，讓人們領悟其真諦。”門的持不同異見形式意味著要做一名誠實的、不妥協的神甫；意味著為個人提供內在的、精神上的反叛手段。當他的朋友亞庫甯組織政治團體來捍衛信徒的權利時，門則試圖向他的教區信徒傳播一種精神上的異議，一種靈魂的獨立。他是一個充滿信仰的人，從不受他人左右，只對上帝忠誠。特別是對於城市知識份子來說，門成為了與布林加科夫和索洛維約夫等20世紀初的宗教思想家和哲學家聯繫起來的紐帶，幫助他們擺脫了那種臣服和愚昧主義的悲劇傳統。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最黑暗的時刻，莫斯科的知識份子們也會在星期日前往普希金諾村朝聖，聆聽亞歷山大·門佈道。隨著在戈巴契夫時期恐懼逐漸消退，來聽講的人越來越多。

“總而言之，我認為政治是一種表面的現象，但我想追求一些更永恆的事物，”門在遇害前告訴《莫斯科共青團員報》。“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就像任何社會都需要以精神和道德為基礎。”門曾經說過，“持不同異見是個體保護自己以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的權力，而不是屈服於大眾的觀點。當一個個體質疑這樣的觀點時，他就表現出了自己與生俱來的獨立和自由。只有當放棄這種個人意志時，暴民法則才會盛行，個人因此變成群體中的一粒沙子，很容易被操縱。”

在接受克格勃的長期傳訊後，門突然發現自己成為戈巴契夫時代一個廣受關注的神學家。他在會議廳舉辦講座，在電臺發表演講。他在歷史檔案研究所教授宗教課程，這是尤裡·阿法納謝夫在莫斯科為非主流學者開闢的前哨站。參加他講座的年輕人將其錄下來，很快這些錄音帶就風靡全國各地。在謀殺發生幾天前，俄羅斯共和國新電視臺的官員們還在討論如何讓門每週至少播出一次有關宗教話題的節目。

“這是一個能夠與我們所有人交流的人，從薩哈羅夫到最普通的人，”作家葉蓮娜·楚科夫斯卡婭表示。文學評論家娜塔莉婭·伊萬諾娃說：“在一個政權設法通過一種奇怪的基因工程消滅它最優秀的思想家、最誠實的靈魂的國家中，門卻倖存下來，教書育人，成為一個榜樣。”

所有這些都被塞姆霍茲森林中的斧頭斬斷了。年輕的電影製作人安德列·貝斯默特尼是亞歷山大神甫的“精神之子”，他表示門“本可以影響到數百萬年輕人”。他說，門看到了在“共產主義美好未來”的信仰幻滅後，年輕人是如何開始追求新的理想的。為了克服他們骨子裡的憤世嫉俗，克服他們認為歷史沒有什麼可以依靠或相信的感覺，年輕人轉向內心，更多地尋找自我，而不是下一次政治變革。“這個時代不僅僅是為了得到一條藍色牛仔褲或一份麥當勞漢堡。”貝斯默特尼說。“有些人真正想要的是精神食糧——生活的意義。”

葬禮當天，成千上萬的人，包括來自西方的宗教領袖，聚集在新德列夫尼亞的村教堂的場地上。在門的手中放著一本小聖經和一個金十字架。人們痛哭流涕，有些人跪地祈禱。幾位生前竭力忽視或壓制亞歷山大·門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在悼詞中對他讚不絕口。“聽著這一切，我的胃都快吐了，”葉裡明說。

一周後，《星火》雜誌發表了一篇悼詞，是由一位名叫亞歷山大·明金的年輕記者寫的，似乎最能代表門的追隨者和崇拜者的心聲。這篇文章揭示了門作為一個剛正不阿、魅力非凡，而且尤其是猶太人出生的神甫，樹敵良多：帕姆亞特的反猶太主義者，俄羅斯東正教會中保守派狂熱分子，員警，克格勃。明金相信這起謀殺不僅僅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一起陰差陽錯的搶劫案，一個憤怒醉鬼的荒謬行為。他確信這是一次暗殺，目的是嚇唬任何膽敢挑戰體制的人。明金寫道，一個小偷“會盯上街上穿金戴玉的女人，或身光頸亮、錢包鼓鼓的男人。但富人不會在周日早上6點去上班，富人不住在塞姆霍茲……人性化和民主化是我們體制的一面。另一面則是謀殺。我們一直在與恐怖作鬥爭，但斧頭提醒了我們，提醒我們面對恐怖，其實我們毫無還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明金將門的謀殺與1984年波蘭秘密員警暗殺支持團結工會的牧師耶日·波比耶烏什科相提並論——“這一事件徹底讓人民站在波蘭權力的對立面。”但在蘇聯，明金寫道，“人們正在排隊談論其他事情。他們比我們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們更墮落。這對我們來說就更糟糕了。我們沒有反抗，我們沒有憤怒……這是我們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我們還沒有意識到。一旦我們意識到，我們會怎麼辦？”

在謀殺案發生後的第40天，也就是東正教認為死者靈魂升入天堂或墜入地獄的那一天，我驅車前往新德列夫尼亞教堂。即使在葬禮結束幾周後，人們仍踏著泥濘的道路走到教堂，在墳墓前停留片刻，獻上美麗的鮮花。凋謝、腐爛的花朵聞起來像陳年老酒，芳香馥鬱、酸澀撲鼻。我在墳墓旁邊邂逅一位86歲的婦女，名叫瑪麗亞·特普尼娜。她從小就認識亞歷山大·門；她認識他們全家。她凝視著墳墓，臉上寫滿了悲傷和困惑。我們在那裡默默地佇立良久，直到小雨慢慢淋濕我們的衣服，特普尼娜邀請我去她家。她住在離亞歷山大神父的教堂不遠的地方。地板上有一半鋪著剛剛收穫的土豆，牆上掛滿了家人的照片和小聖像。

多年來，特普尼娜說，她一直幫助門做秘書工作。“他經常收到恐嚇信。他只是把它們扔掉，從不理會。這些信指責他的什麼都有，從侮辱教堂到罵他是一個‘骯髒的猶太人’，為當權者服務。這些可怕的事情，他一點也不在意。”

從1946年到1954年，特普尼娜被關押在西伯利亞城市克麥羅沃附近的一個勞改營裡，然後流放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在勞改營，她遇到了許多神甫和信徒，“真正的聖人”。她看到人們在牢房裡偷偷地接受洗禮，神父被槍殺時低聲感謝上帝。但她說，她從未遇到過像門那樣富有同情心的人。因此，她晚年一定要住在他的教堂附近。現在，她正在試圖理解這起謀殺案。“我認為他是一位真正的使徒，所有的使徒都以殉道者的身份結束自己的生命，”她說。“也許，上帝早有安排。亞歷山大神甫一生都在為此做準備，他敢於說出心裡的話。”

另一個門的教區居民，塔蒂亞娜·薩加列耶娃，走進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她剛從附近的阿布拉姆采沃村搬到了特普尼娜的房子裡。她也是為了離門的教堂更近一點，同時還能照顧她年邁的朋友。她泣不成聲，語帶憤怒。“亞歷山大神父遇害案疑點重重，絕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謀殺，一場意外，”她說。“上帝從我們身邊帶走了這個人，一個風華正茂的精神領袖。他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一個生活在咄咄逼人的無神論國家，縱使困難重重，仍能洞察到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偉大作家的苦難，或者像我這樣的普通女人的苦難的人。可他卻突然消失了。該如何理解呢？為什麼上帝要把他從我們身邊奪走？為什麼是現在？”

亞歷山大·門被謀殺的第二天，梁贊空降師的一隊傘兵向北前往125英里外的莫斯科。當時是淩晨3點。幾個小時後，36架軍用運輸機載著兩個全副武裝的團降落在梁贊機場。克格勃的精銳部隊捷爾任斯基師也進入全面戰備狀態。

《共青團真理報》報導此事幾天後，有傳言稱軍方正在為政變進行演習。葉利欽在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上說：“他們試圖向我們證明。這些是與11月7日革命日閱兵有關的和平演習。但人們對此強烈懷疑。”當然，軍方發言人宣稱這些演習根本不是演習。士兵們只是在田裡幫忙收土豆。這使得《共青團真理報》不禁要問：為什麼士兵們收土豆需要使用AK-47自動步槍和防彈背心。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在莫斯科度過了許多個無眠之晚，聽過一個又一個俄羅斯朋友的悲觀預測。每一次大驚小怪，每一個風吹草動，都會讓他們覺得背後隱藏有一個天大的陰謀。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感覺自己就像大法官厄爾·沃倫置身於一個無休止的甘迺迪暗殺陰謀論大會上。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在莫斯科，偏執狂並不意味著精神失常。生活在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界裡而不偏執——或者至少悲觀——本身就是一種瘋狂。在這個極度扭曲的奧茲國，什麼時候發生過好事？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正如我們很快發現的那樣，首先在維爾紐斯和里加，然後在莫斯科，確實有一個陰謀正在進行，且幾乎已是公開的秘密。令人窒息的壓力、稍縱即逝的跡象、偶然的心理恐怖都可能觸發強硬派爭奪權力的鬥爭。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誰殺了亞歷山大·門……但我們可以猜測。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部隊在梁贊做什麼……但我們可以猜測。

不可思議的是，當時連新聞媒體也能夠自由地推論即將發生的事。我們再也不需要躲進朋友家中，拉上窗簾就政治局勢高談闊論。梁贊“演習”一周後，著名作家安德列·努伊金在《莫斯科新聞》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軍方政變》的文章。努伊金引述激進軍人組織“神盾”的一位領導人的說法，“武裝部隊領導層已經有了控制國家局勢的明確計畫，”努伊金說，計畫是從遠東地區開始政變，一舉佔領電視臺和報紙，並“中立化”外國記者及其獲取國內資訊的能力。“神盾”的支持者表示，軍方不會把政變的矛頭直接指向戈巴契夫的改革，而是聲稱民族衝突失控、經濟面臨崩潰、社會主義受到威脅，因此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努伊金寫道，他沒有證據表明軍方實際上正計畫發動政變，但他補充說自由派有“充分的理由考慮如何應對”。

黑九月的第三個預兆隨著18日的早間郵件一起到來。《共青團真理報》刊登了一份特稿：一篇長達16,000字的雄文，名為《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作者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這篇文章標誌著他30年來首次能夠在蘇聯期刊上發表新作品。

這篇文章看起來像是死亡筆記，仿佛赫爾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從遙遠的時代發表了一份針對當前形勢的宣言。現在到處都在發表索爾仁尼琴的文章，但它們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是用18世紀的語言寫成的關於20世紀悲劇的歷史著作。有些讀者心醉神迷，有些則對後期作品感到窮極無聊，尤其是《紅輪》系列歷史小說。但無論哪種情況，索爾仁尼琴本人都是一個巨大的缺席者，一個在汶萊山間宮殿過著幽靈般生活的傳說人物。這一點很重要。在俄羅斯，作家的存在幾乎和作品的存在同樣重要。一個又一個作家——瓦西裡·阿克謝諾夫、薩沙·索科洛夫、尤茲·阿列什科夫斯基、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回來了，至少是長期訪問，與他們失去的觀眾和語言取得聯繫。即使在移居國外時，他們也一直為“故鄉”寫作。

但索爾仁尼琴卻與世隔絕，緘默不語。他是傳奇。尤其是俄羅斯知識份子，對這位作家在美國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的森林裡過著的奇特生活既著迷又反感。每一個新的細節都讓他們喜出望外。索爾仁尼琴住的房子很好，但並不奢華，他還建起了一道鐵柵欄，以防止不受歡迎的訪客和雪地摩托車擅自闖入。但在莫斯科，我經常聽到人們談論索爾仁尼琴的“城堡”和圍繞它的“長城”。剛搬到佛蒙特州時，他在一次鎮民大會上發言了20分鐘，為柵欄的事向卡文迪什人民道歉。他告訴他們，當他沒有柵欄時，成群的不速之客“不請自來、毫無警告……於是我花了數百個小時與數百人交談，我的工作全毀了。”

索爾仁尼琴堅持過著這種僧侶般的生活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尤其是在美國，那裡公眾關注度就是金錢。索爾仁尼琴莊重、威嚴，甚至超乎尋常地正直，使得當代文壇很多地方看起來有些輕浮。他的寫作規模宏大（雖然並不總是很好），仿佛來自另一個時代。他缺乏現代主義的冷嘲熱諷。相反，他罕見的公開聲明卻帶有令人不寒而慄的挖苦意味。在政治辯論中，蔑視是他最常見的主題。他用另一個時代激烈的聲音，猛烈抨擊西方的“懦弱”和流行文化的“糞水”。毫無疑問，耶利米是個英雄，但很難讓人愛上他。他沒有任何歉意。“作家的最終使命是恢復被害民族的記憶。難道這對一個作家來說還不夠嗎？”索爾仁尼琴對他的傳記作者邁克爾·斯坎梅爾說。“他們殺害了我的同胞，摧毀了他們的記憶。而我獨自一人把它拖到光天化日底下。當然，還有成百上千個像我一樣的人，他們也可以把它拖出來。不過，責任沒有落在他們身上，而是落在了我身上。我正在做一百個人的工作，就是這樣。”

在我看來，索爾仁尼琴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使命和地位有著完全準確的認識。無論後來一些關於革命的著作多麼枯燥乏味，《古拉格群島》永遠不會從俄羅斯文學史或俄羅斯歷史中消失。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奧威爾的小說，像《古拉格群島》一樣徹底粉碎了西方對蘇聯世界的幻想；沒有任何一本書像《古拉格群島》一樣教育了蘇聯人民，削弱了蘇聯政權。那麼誰在乎他有沒有建柵欄呢？誰在乎他的一些書不著邊際呢？但索爾仁尼琴為了自己的使命感及其不謙虛的表達付出了嘲笑的代價。無論在美國還是在蘇聯，都有人拿索爾仁尼琴“古拉格情結”開笑話，甚至有人猜測他自己想像出那些孤獨的牢房，把自己關在裡面；他是一個君主主義者，一個反猶主義者，一個偏執狂。沃伊諾維奇寫了一本諷刺小說《莫斯科2042》，書中刻畫了一個類似索爾仁尼琴的人物，看起來像是原教旨主義伊瑪目和西維吉尼亞州隱士的混合體。索爾仁尼琴感到很受傷。“他們像對待死人一樣對我進行造謠中傷，”他如是說。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嚴格遵守自己的日程表。他每天在書桌前埋首工作12至14個小時，用他在監獄裡學到的、試圖隱藏他的草稿的微小字體填滿筆記本。他還致力於收集關於革命的檔案，以及建立一個基金幫助古拉格集中營的倖存者。1990年8月，他恢復了公民身份。俄羅斯總理伊萬·西拉耶夫幾乎懇求索爾仁尼琴“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未來的命運回國……你回到俄羅斯，我認為這是我們祖國迫切需要的舉措之一，就像需要空氣一樣。”奇怪的是，索爾仁尼琴仍然拒絕對蘇聯局勢發表評論。當他屈服並接受美國《時代》雜誌採訪時，他明確提出條件：不許問戈巴契夫或政治問題，只談文學。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像一顆威力無窮的炸彈。經過如此長時間的沉默，索爾仁尼琴整個夏天都在撰寫這篇文章，然後發表在一份發行量達2,500萬到3,000萬之間的報紙上。（第二天，這篇文章又登上發行400萬份的《文學》週刊。）

文章開篇，索爾仁尼琴以先知的口吻寫道：

共產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

但是整座大廈的結構尚未完全坍塌。

我們非但沒有獲得解放，反而可能被壓在瓦礫之下。

這樣的開頭，以及整篇文章的氣勢，都與他在流亡前一年寄給克里姆林宮的《致蘇聯領導人的信》非常相似。“你們神聖的願望，”他寫給勃列日涅夫道，“是希望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不要改變，永遠地存在下去。但是，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每一個制度不是發展，就是崩潰。”現在，他所談到的這個國家正在同時進行著這兩件事，儘管崩潰是殘酷的，發展是不穩定的。在義正嚴詞地歷數“盲目而惡毒”的布爾什維克災難——生靈塗炭，農民凋蔽，環境污染，禮崩樂壞——後，索爾仁尼琴提出了他所謂的“初步建議”，但聽起來更像是一個信念堅定的先知吟哦的魔咒：

“我是這麼看的：我們應該立即大聲而明確地宣佈：3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3個外高加索共和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4個中亞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如果莫爾達瓦更傾向於羅馬尼亞的話，這11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確實！——絕對必須永遠分開……

“我們已經沒有能顧及周邊地區的力量，無論是管理力量還是精神力量。我們已經沒有了維持一個帝國的力量！我們也不需要它，讓我們擺脫它吧：它壓垮了我們，它耗盡了我們，它加速了我們的滅亡……”

這篇文章沒有提及戈巴契夫的名字，也沒有給予他任何讚揚。相反，這篇文章從標題的第三個詞“安置”開始，就打了戈巴契夫一記響亮而辛辣的耳光。“安置”是對“改革”一詞的諧音。戈巴契夫和共產黨使用“改革”一詞來表示在史達林“篡改”列寧主義後，對社會主義進行“重建”或淨化。索爾仁尼琴的動詞“安置”可以翻譯為重建、修復、整理、優化、組織，或者更寬泛地說，復興。對“改革”的諷刺性戲謔和使用“俄羅斯”代替“蘇聯”，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表明索爾仁尼琴的計畫與戈巴契夫的“人道民主社會主義”或維護“多民族國家”的想法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事實上，索爾仁尼琴除了對戈巴契夫的努力表示蔑視外，根本不屑一顧。五年的心血幾乎化為泡影：

“五六年來備受讚譽的‘改革’給我們帶來了什麼？中央委員會可悲的重組。匆忙拼湊一個醜陋、人為的選舉制度，目的只是為了讓共產黨繼續獨攬大權。草率、混亂和軟弱的法制……”

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這種充滿古老詞彙的語言給人一種矯揉造作、虛張聲勢的感覺。哈薩克人對索爾仁尼琴認為該共和國的北部基本上是俄羅斯人的觀點感到憤慨。尤其是烏克蘭人，他們明確表示，他們的目標是獨立而不是斯拉夫聯盟。然後是索爾仁尼琴落伍的一面，這個迂夫子擔心俄羅斯會因為找不到電視機上的開關而無意識走上通往蛾摩拉的道路：“我們的年輕人被家庭和學校忽視了，他們正朝著盲目、野蠻地模仿來自外部的任何誘人事物的方向成長，如果不是朝著犯罪的方向的話。歷史上的鐵幕使這個國家無法接觸西方的一切美好事物……然而，這道幕布並沒能遮蓋所有，從而讓腐朽、墮落的‘大眾流行文化’、最庸俗的時尚和過度公開展示的糞水得以滲透進來。我們貧困的、被不公平地剝奪了權利的年輕人正貪婪地吞食著這些垃圾。”

在我看來，索爾仁尼琴這種古板的風格就像托爾斯泰在《克魯采奏鳴曲》中對婦女和性的保守觀點一樣無足輕重。但更重要的是，右翼狂熱分子、君主主義者和黑衫民族主義者、帕姆亞特的反猶太主義者對這篇文章失望至極。他們正在尋求對專制統治的支持，而他們得到的卻是對民主和私有財產的獨特而鮮明的禮贊。他們得到的是要求解體他們所崇拜的帝國的呼聲。

這篇文章存在嚴重的紕漏和誤判。例如，索爾仁尼琴沒有意識到烏克蘭人民對自己的獨特性有多麼深信不疑，他們多麼希望首都設在基輔而不是莫斯科。而且，一如既往，索爾仁尼琴的聲音高亢而激憤，給自己惹來不少麻煩。不知何故，他對斯拉夫國家的殷切希望淹沒了他也承認的事實：是的，當然，是否加入俄羅斯必須由烏克蘭人民自己決定。

索爾仁尼琴最奇怪的批評者竟然是戈巴契夫本人。在《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問世幾天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一名成員要求總統發表評論。（這就是我的想法！總書記在議會上回應索爾仁尼琴！）面對諾大的會議廳，戈巴契夫說，他把這篇文章通讀了兩遍，心中感到“五味雜陳”。索爾仁尼琴關於“國家未來”的觀點，他說，“與現實相去甚遠，嚴重脫離我們國家發展的背景，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但話說回來，這位毫無爭議的偉人的文章中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思想。”一個絕妙的恭維，似褒實貶。但隨後戈巴契夫感到有必要利用索爾仁尼琴觀點中反復出現的老調重彈，狠狠敲打一下他。戈巴契夫說，索爾仁尼琴“沉浸在過去，滿腦子都是舊俄羅斯、沙皇制度。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是自我標榜，是一個蠱惑人心的時刻，旨在將自己打扮成為獨一無二的現代民主主義者。

10月15日，戈巴契夫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10月16日，在克格勃、員警、軍隊和國防工業的領導人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容忍對政治和經濟權力進行大刀闊斧的重組後，戈巴契夫撤回了對500天計畫的支持。戈巴契夫向那些害怕在改革中失去一切的人屈服了。當他這樣做時，蘇聯的每個人都清楚，戈巴契夫已經開始向右傾斜。很快，他將拒絕他團隊中所有的改革者，他將開始嘲笑所謂的“民主派”。他將無視一次又一次的權力爭奪，始終相信自己在為改革事業服務。以刺客揮舞一把斧頭為開端的反革命，現在甚囂塵上。

“當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拒絕500天計畫時，他就拒絕了文明過渡到新制度的最後機會，”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告訴我。“這可能是他人生當中最糟糕、最危險的錯誤，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事，不亞於一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