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永留史冊的「美麗島」—— 台灣憲政不尋常路（三）

「黨外運動」反抗威權體制

整個六十年代，是台灣「反對運動」的沉寂期，1961年《公論報》事件（註1），1962年蘇東啓案（註2），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朝廷案（注3），都是威權高壓之下的典型事例。少數有政治抱負的知識精英，僅能在地方選舉中單打獨鬥，在議會中從事在野的政治批判，無法形成集體性的反對運動（註4）。當局採取更為嚴厲的高壓手段，不僅有政治上的需要，還有其他方面重要原因，這就是台灣的經濟此時正處在一個高速成長的關鍵期。政府在五十年代「強迫性」推行土地改革（註5）獲得成功，在政治上嘗到了甜頭，此時經濟轉型又是建立在五十年代經濟政策成功的基礎之上，國民政府在高度憂患意識下，為鞏固這最後的基地，一方面血腥鎮壓反對勢力，一方面戒慎恐懼地推動經濟發展，「雖然從民主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統治不符西方多元民主的標準，但在台灣‘權威統治’所發動的經濟建設，以至社會動員能力，其對人民生活改善之效果，則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彭懷恩著《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頁120。）。

國民黨政權以發展經濟為立足手段，加緊威權高壓統治，有了某種「解釋」的可能[ 有學者從世界體系的觀點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大規模向落後地區擴張時，跨國公司在投資前，自然會考慮「政治風險」，支持能夠維持政治穩定的政府是必然的邏輯，無論其為民主的或是獨裁的，只要能確保政治安定即為「好的政府」，唯有安定的投資環境，也成為西方國家默許發展中政治體系採用威權統治的原因了。參見彭懷恩著《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頁97—98。]。在一個專權年代，經濟高速發展與民主政治運動蕭條形成鮮明對比，是一件十分吊詭的事情。以美國保守派學者亨廷頓的看法，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政治參與是「兩難的抉擇」，威權統治固然限制了參與的管道，但通過集中社會資源，政府採取有效的技術統治，未必不能達到的「現代化」。這種「新權威主義」論調，遭到許多學者的批評，被認為是替專制者在辯護。然在事實上，「台灣民主運動是以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果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其中不容忽視的一點，就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中產階級的比重開始增加，直接影響到下一階段的政治發展。至七十年代，這種不尋常的歷史內涵開始顯山露水，與《自由中國》時代不同，「台籍人士已由配角轉成主角，撐起反對國民黨的大旗，開啓另一波組黨運動」[ 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編注《從戒嚴到解嚴——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匯編（一）》，緒論，頁6。]。

1970年代，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開始出現要求政治變革的力量。再起的反對運動，一般被稱之為「黨外運動」。所謂「黨外」一詞，原本是對「非國民黨籍」政治人物的泛稱。之前的無黨籍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鮮少使用「黨外」一詞。到了黃信介、康寧祥等人崛起，「黨外」一詞大量使用，成為無黨籍政治異見分子共享的政治標識 。

「黨外運動」泛起，與選舉有關（註6），同時也受到國際形勢出現一連串不利於台灣的事件之影響，如1970年釣魚島事件、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1979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等一系列接踵而來的危機，「彷彿都在鞭笞台灣知識分子的思考，民間改革的聲音，逐漸在島上的各個角落次第傳開，政治上的民主運動，文學上的鄉土文學運動，社會上的環保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與女權運動，校園裡普遍蔓延的民權運動，那種大規模、大格局的覺醒，在台灣歷史上是未曾見證過的」。

這一期間，國民黨內部權力正在進行轉移，蔣經國接班幾成定局，提出多項行政改革，推行「本土化」政策，如「吹台青」政策（「吹台青」是台灣民眾的戲稱，歌星「崔苔菁」之諧音，內含吹捧台籍青年之意，或「會吹牛」的台灣青年。蔣經國逐步接班，為避免省籍對立及認同本土，任行政院長期間，拔擢台灣「青年才俊」，即國民黨逐漸培養起來的台籍青年黨工。蔣經國組閣的十六名成員中有六位為台籍，政務委員中三人為台籍，李登輝是其中之一。），成為政府甄拔人才的指標性策略，「革新保台」是當時內外宣傳的一個基調。「但是蔣經國的改造體制，是為了應付內外變局，而不是要放棄威權體制，他並沒有將民主化的重要程序加以制度化，政策裡面也缺乏自由化的實質內涵。改革運動中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化主張，包括解嚴、國會全面改選、開放組黨等等，只能淪為輿論話題」，中產階級對此尤為不滿，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期待越趨迫切，特別是七十年代加工出口區的設立，使台灣被整編到國際垂直分工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產階級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才能使競爭實力繼續擴張，1978年黨外助選團的成立，正是中產階級要求政治改革的一個延伸。

縱觀「黨外運動」的發展，一直有兩個主要方向：一是追求民主化，另一是追求台灣化，這兩個方向並不能分割得十分清楚，因此，有台灣學者認為「民主化所隱含的就是走向台灣化 」[ 李筱峰《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一文，收錄於《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8月初版，頁342。]。在當時，當局把「共產主義」和「台獨主張」列為威脅其生存（正當性）的兩大來源[ 至今還保存在綠島感訓監獄圍牆上的標語，其中有這樣一條：共產即共慘，台獨即台毒。參見薛化元《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2010年6月《台灣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二期，頁133。]，所有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源於此。自「黨外運動」開始以來，其推進特點，一是參與選舉，一是創辦雜誌，尤其政論雜誌，佔有很重要的份量，「政論雜誌是時代的產物，基於政治需要而產生」[ 參見曾虛白著《中國新聞史》，台北政大新聞研究所1973年版，頁193。]，從這一點看，「黨外運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奠定期（1961—1973），代表刊物有《文星》雜誌、《大學》雜誌。《文星》創辦於1957年11月，創辦人是國民黨中委蕭同茲之子蕭孟能，精神領袖是殷海光，扛起大旗的是李敖。《文星》創刊標榜「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早期編輯有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小魯（陳立峰）等人，1961年10月由李敖接辦，辦刊重心轉向思想論戰，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攻詰，大力提倡現代化、西化，極力宣揚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引發過一場「中西文化論戰」，當局保守人士把學術論爭視為政治問題，從中加以干涉，1965年12月，被下令停刊一年；一年後申請復刊，未允，銷聲匿跡二十年[1986年9月，《文星》復刊，由於銷路不振，財務不支，出了22期便自動宣佈停刊，從此《文星》不再。]。《文星》是六十年代影響台灣青年思想一本重要的雜誌，代表了勇於突破傳統、向權威挑戰的一股潮流，因而被納入範圍之內。

《大學》雜誌於1968年創刊，原為一本介紹文化、藝術方面的雜誌，並無敏感的政論文章。1970年末，雜誌社改組，社務委員多達五十多人，網羅了一批學術界、企業界的新生人才。嚴格說來，

《大學》之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從中起到「催生」作用。時值蔣經國接班前夕，需要展現新的領導風格，以安定人心，提高聲望，博取年輕人的好感，中央黨部先後召開過兩次青年人士座談會，會上有許多年輕人對時局提出批評，當局囑意辦一本青年刊物，被婉謝。但絕大部分與會者卻加入了《大學》陣營，並將《大學》改造成了一本政論性刊物。從此《大學》言論尺度大開，倡言政治革新，重點在於對民主改革、法治人權的提倡，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其中包括許信良、張俊宏（當時尚未脫離國民黨）撰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楊國樞等十五人聯署的《國是錚言》、陳鼓應的《開放學生運動》及《國是九論》等文章。《大學》非指某特定大學，而是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意。 《大學》雜誌所推動的政治革新運動，最直接受到感染和影響的是當時大學校園內部分青年，一些大學生向《大學》雜誌投稿，參與言論陣營。但《大學》雜誌的組合，基本上停留在學者論政的層次，經過兩次改組後，遭國民黨分化而瓦解，部分人員被政府吸納，部分人員加入在野的反對陣營，與本土競選公職取向的黨外人士相結合，還有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則去辦《夏潮》。

第二階段為凝聚期（1974—1979），代表刊物主要有《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1975年8月問世的《台灣政論》，是黨外人士創辦的第一份政論雜誌，由黃信介任發行人，康寧祥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發刊詞表示：面臨一個新的艱難的局面，搭起民間輿論的發言台，期待繼《自由中國》、《大學》之後，「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象，發揮‘掃除臟亂’的功能」。「創刊號」內容涉及範圍較廣，有政治、經濟、外交、第三世界、社會問題、台灣史及諷刺小品等，呈現出1977年以後黨外雜誌的風貌，成為黨外人士抨擊威權體制、影響民眾觀點、擴大黨外人士聲名的輿論陣地。《台灣政論》主要負責人，都是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首次以政論性雜誌，結合民意代表、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革者，發表時論，要求自由人權、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發行五期後即遭查禁。《台灣政論》曇花一現，但在立委選舉中，康寧祥再度蟬聯，即以「黨外」名義競選而獲當選。透過選舉而逐漸凝聚起來的「黨外運動」到了1977年規模頓形龐大，進而發展為全島性的串聯。

1979年3月，台灣「行政院」新聞局解除雜誌登記禁令，全島雜誌數量有所回升，《八十年代》、《美麗島》這兩本黨外重要刊物，即在此間應運而生。1978年美台斷交，當局停辦了年底的「立委」和「國大」選舉，此時「黨外運動」先後經歷余登發案件、橋頭抗爭、許信良遭彈劾等事件，雖然衝破當局的一些禁忌，最終還是失去了選舉這個戰場（當時不知何時恢復選舉）。在這種情況下，黨外人士開始嘗試用不同方式來維持運動的能量，陳婉真、吳哲朗等人出任省議員助理或掛名助理，回到省議會創辦報導省議會新聞的地下刊物《潮流》，康寧祥、江春男、林濁水、陳忠信、林正傑等人則創辦《八十年代》，主要是結合一群大專院校學者以及新聞記者，從事批判性政論，其論政風格與品質，被認為較之《台灣論政》有所提升，發刊詞這樣寫道：「八十年代就在眼前，我們要撥開雲霧，迎向前去，以我們的智慧共同來塑造這個新生代……我們深信，這是一個集體參與的時代，是一個群眾智慧的時代，不是一個敲鑼打鼓、捧拜英雄的時代。在變動的世局中，我們不願被任意擺布，我們必須爭取生存的權利。在不定因素加劇的時節，我們不能因驚慌而退避，我們必須開創安定生存的機會，這種權利和機會不屬個人，而是全體國民的。我們必須覺悟到，只有透過參與才能把許多個人對權利和機會的主張，融合成整體的權利和機會的主張」。

由此可看出其言論已走向溫和批判，排斥群眾路線、英雄主義式的運動觀，追求應有權利，但又同時顧及安定的生活。1979年6月，黃信介申請創辦新刊，從傳唱一時的歌曲中找到靈感，刊物取名為《美麗島》，8月16日正式創刊，發行人黃信介，社長許信良，副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總經理施明德，總編輯張俊宏，執行編輯陳忠信。《美麗島》的辦刊方向，是有意將雜誌當作民主運動來經營，目標就是要推動新生代的政治運動。這兩本雜誌分別代表「黨外運動」的兩條路線，《八十年代》被視為是一種溫和、理性的論政路線，《美麗島》則代表一種激烈的群眾路線。施明德這樣評價過康寧祥與《八十年代》，「康寧祥的胸襟及其視野限制了其在黨外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康寧祥並不認同《美麗島》組織化的作法，而堅持走議會路線卻摒棄群眾路線，僅屬傳統的書生論政」。

黨外人士為何在《八十年代》之外另辦《美麗島》雜誌，有三點原因：一，中產階層知識分子數量劇增，需要更大的活動空間，已非一個雜誌所能容納；二，意欲加速政治改革的推動，部分人士不滿康寧祥與《八十年代》溫和、妥協的風格；三，《美麗島》成員包含各類反政府的人士。以美麗島人士的說法：《美麗島》並不全然是一份雜誌，而是藉此平台成立的「一個沒有黨名的黨」，而聚集在這本刊物下的成員十分複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者、「本省人」與「外省人」、獨派與統派、中產階級與農工階級、女性主義者與男性沙文主義。這種世代大融合，被稱之為「美麗島政團」，從極左到極右兼容並蓄， 也是客觀環境所造成。與《八十年代》不同，《美麗島》言論尖銳激烈，觀點雜陳，滿足不同層次讀者需求，發行量直線上升，到了第三期，已發行十一萬份。同年12月，爆發「高雄事件」，《美麗島》重要成員幾乎無一幸免，先後被逮捕、審判、坐牢，雜誌只生存了四個月。

1980年，台灣行政院新聞局註冊的雜誌計兩千種，其中一百二十種被列為政論雜誌。言論偏向執政黨的政論刊物，大約在十多種，言論中立的有三四種[ 言論偏向當局的有《黃河》、《疾風》、《龍旗》、《顯微鏡》、《巨橋》、《台灣時論》、《中國報導》、《政治評論》、《雙十園》、《民主平等》、《明鏡》、《秋海棠》等雜誌，言論中立的如《大時代》、《時論雜誌》、《中國論壇》等。參見林清芬《1980年代初期台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原載2005年3月《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五期，頁262。]，這一數字表明，反對當局的言論者居多，從1975年至1985年十年間，累計出版一千多期黨外雜誌。黨外雜誌與反對運動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大部分編輯與作者群，主要從兩個系統中伸延出來的，一個是「八十年代」系統，一個是「進步系統」。

所謂「八十年代」系統，指的是立法委員康寧祥所經營的刊物，包括《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等，訓練出一批以「政論」為目標的骨幹；「進步系統」發行人有四位，分別是許榮淑、周清玉、黃天福與林正傑，前三位是「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進步系統」成員，主要來自《美麗島》社務委員麾下的一批工作人員。「高雄事件」發生後，社務委員坐牢的坐牢，出國的出國，其餘人組成進步雜誌編輯群，先後出版《進步》、《深耕》、《前進》、《縱橫》、《博觀》、《在野》、《關懷》等雜誌，「他們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也各不相同，所以他們雖屬一個系統發展出來，卻沒有相同的模式。但他們基本上帶有相當濃厚的運動性，這是他們根本有異於‘八十年代系統’之處，‘八十年代系統’與‘進步系統’所辦的雜誌，囊括了黨外80%左右的市場」。

當局對黨外雜誌查處方式一般分為「查扣」、「查禁」、「停刊」三種（查扣與查禁有所不同，查扣是指在尚在印刷廠裝訂之中，被警總全部沒收，一本不留予以銷毀；查禁是指發行之後，被下令禁止。主辦人最怕查扣，因其經濟與政治損失太大，後者則多少可以傳播出去一點。），其理由很多，諸如「為匪宣傳，散播分離意識」、「違背反共國策，嚴重混淆視聽」、「部分內容不妥」、「部分內容詆毀國家元首」、「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之類。儘管如此，還是擋不住政論刊物的不斷出現，雖然有一個具體原因，即在1988年之前，當局嚴格限制新報紙出現，對週刊或月刊則網開一面。若從「黨外運動」整體發展來看，不管有沒有這個原因，一旦覺醒之後，就不再是遲到的，「當時以新生代自居的青年，從不同族群、不同的性別、不同的階級，奮不顧身投入民主運動的洪流之中，無論他們關心的社會議題如何，最後都匯集到黨外運動的主流」，並在階段性的歷史條件下做了一次「聯合陣線」的嘗試。

第三階段為組黨期（1980—1986）：七十年代末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政治的分水嶺，雖然是反對運動的宿命，卻又是新格局的開始。當年在這一事件中，被關進監獄的人和他們的辯護律師（ 黃信介、施明德、呂透蓮、陳菊、姚嘉文、林義雄、張俊宏等人以「叛亂罪」受審，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其餘者十四年、十二年不等。辯護律師有謝長廷、陳水扁、蘇貞昌、張俊雄等十五人。），一夜之間，成為政治上更為年輕的黨外新生代。六年後，一個新政黨出現，而在未來的政黨輪替中，不少人走上了台灣政壇（ 當年「美麗島事件」八名主要被告中，呂秀蓮當選「副總統」、姚嘉文擔任「考試院」院長、林義雄為民主黨主席（2006年宣佈退出民進黨）、張俊宏為「立法委員」、陳菊擔任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高雄市市長；辯護律師中，陳水扁當選「總統」、謝長廷2005年任「行政院長」、蘇貞昌2006年任「行政院長」、張俊雄2008年任「行政院長」及民進黨秘書長。）。

一般會將「美麗島事件」與「高雄事件」混用，嚴格說來，有一定區別。對黨外人士來說，「美麗島事件」是一個全新的政治運動，包括「美麗島政團」、「高雄事件」、「軍法大審」等事件在內，構成「黨外運動」一次完整的全記錄。「美麗島事件」歷史背景，應當追溯到1977年發生的「中壢事件」（註7），黨外人士正是受到這一事件模式的鼓勵，認為走「群眾路線」才是凸顯訴求的有效方法，這一思路「不但給予黨外人士新的功能，也刺激了執政當局，使其採取新的作為和對策。對於呈現‘美麗島事件’的發展，1977年是一個有意義的起點」；「高雄事件」指涉的是1979年12月10日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辦「世界人權紀念日」活動中發生的衝突事件。

《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異常活躍，短短數月內，在各縣市已開設十三處服務社（計劃全島成立二十個服務處），在海外也有分社。台北市仁愛路三段二十三號（九樓）總部儼然一個「黨外黨」的中央黨部，各地服務處為其分支機構。一時間，各地服務處紛紛舉辦活動、演講，民眾積極參與，這種大張旗鼓的做法，是在「非選舉期間」，每次演講皆以批判國民黨為主題，引起當局高度警覺。「高雄事件」發生前，相繼發生過中泰賓館糾紛、吳哲朗坐監惜別會、黃信介寓所、高雄服務處被搗毀、攻擊屏東服務處以及鼓山等事件，「當時國民黨也很緊張，兩邊真的是劍拔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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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公論報》是1947年由李萬居創辦的一份報紙，至遭遇停刊，前後十七年，始終堅持「獨立辦報，不收國民黨的收買」的立場，李萬居曾任台灣省議會副議長，1960年參與雷震的新黨運動。國民黨當時對逮捕李萬居有所顧慮，便從《公論報》和財務問題入手，趁《公論報》財務狀況不佳，從中安插新股東加入，1960年後終於發動新股東改組《公論報》事件，李萬居兩次敗訴，登記證遂告失效，使《公論報》被迫休刊。後由張祥傳接手，仍沿用《公論報》名稱，卻已非原來之面貌，讀者銳減，不久便被其他報紙兼並。參見邱國楨著《近代台灣慘史檔案》，頁331—332。

【注2】蘇啓東（1923—1992），台灣雲林縣北港鎮人。1961年當選雲林縣議員，因涉嫌台獨，圖以武力推翻政府，1962年被判死刑，後改為無期徒刑。此案共有四十七人遭到軍檢起訴，復判的判決書則有五十人。1976年，因蔣介石前一年病逝，蘇啓東等人被減刑出獄。參見《口述歷史·蘇啓東政治案件專輯》，中研院近史所2000年12月，第十期，頁5。

【注3】1964年9月，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與當年的學生謝聰敏（《今日中國》編輯）、魏廷朝（中研院近史所助理員）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還未得及散髮，被印刷廠老闆告發，被情治部門逮捕，次年分別被判十年、八年徒刑。

【注4】如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等人，1963年當選議員；1964年無黨籍人士高玉樹擊敗國民黨的週百錬，當選台北市市長，1968年楊金虎當選高雄市長，1969年「中央民代」補選，郭國基、黃信介當選「立法委員」，均未建立組織化的反對力量，被視為「孤星式的抗爭」。參見彭懷恩著《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頁98。

【注5】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台灣推行土地改革，以省政府主席陳誠為主導，遭到地主階層的一些反對，但在陳誠恩威並施之下，莫可奈何。陳誠說過這樣的話：「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行，我相信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不要臉皮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的。」參見彭懷恩著《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頁77。

[ 台灣推行土地改革，不僅改變了台灣經濟社會的結構，也影響了台灣地方政治權力的結構。此次土改分三個階段，一是三七五減租（1949），二是公地放領（1951），三是耕者有其田（1953），改革的結果一方面是削弱了台灣的地主階層，另一方面是將土地給予農民，從而取得了台灣人支持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甚礎。參見薛化元著《〈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51。

【注6】「黨外運動」的出現，要追溯到1969年的兩次選舉，一次是11月台北市改制的首屆議員選舉，一位大學畢業不久的加油站工人出乎意料地當選，之前「康寧祥」這個名字，很少有人聽說過；另一次是12月「中央民代」補選中，具有地方草莽風格、兩次當選（1958、1960）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在康寧祥等人的助選下，成功當選終身「立法委員」。1970年6月，康寧祥以市議員身份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原本一個藉藉無名的人物，短期內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在台灣政治史是一個異數。1972年，康氏在台北參加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以高票當選。除康氏之外，在「中央民代」和地方選舉中成功的黨外人士還有許世賢、黃順興、張淑真、黃天福（黃信介胞弟）、張春男等人。1973年，在康寧祥、黃信介的策劃下，嘗試性地將脫離國民黨參加競選的張俊宏以及康的四弟康義雄、王昆、陳怡榮等四人，組成「黨外四人聯合陣線」，在台北四個選區搭檔競選議員，雖然四人均落選，但引起過市民聆聽政見的小高潮。這一連串事件給「黨外運動」帶來啓發，聯合競選策略由此而來，與早期李萬居、高玉樹、吳三連等人在議會中單打獨鬥形成鮮明對比。

【注7】 1977年11月9日，台灣舉行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桃園縣的許信良原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後當選省議會議員，脫黨參選桃園縣縣長，與國民黨候選人歐某競爭。投票當天，設在中壢國小的投票所，發生疑似舞弊現象，引起一萬多名民眾包圍中壢警察局抗議處理選務不公，大學生江文國不幸遭槍擊斃，青年張治平亦不幸身亡，憤怒的群眾燒掉了警局及警車，許信良以「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要求群眾解散，未有效果。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縣長。這就是著名的「中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