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真的想避免新冷戰嗎？ ——談布林肯5月26日在“亞洲學會”的演講

因妻子動問，遂書此一篇。原擬2022年夏天發表於微信公眾號【越向書】。雖已竭力求生，多用曲筆，但未能通過審查，只得轉投別處。今雖時過境遷，似無大改之必要，因而原文照錄。見識微淺，還請方家指正。

拋棄對華“接觸”政策，改弦更張，已成為美國兩黨共識，但接下去的路會怎麼走，莫衷一是。布林肯近日在“亞洲協會”的演講能讓我們瞭解美國對華政策的邏輯嗎？

這幾年我參加或旁聽過多次冷戰史討論會，無論會議本身的議題是什麼，在自由討論階段大家常常會將話題扯到“中美之間是否已經進入新冷戰”上。

對於中美兩國無數躁動的民眾而言，這些學者們還在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很可笑的：關稅戰、貿易戰、文化戰……中美冷戰已經打了好幾年（或好幾十年）了，你們這幫書呆子還在談什麼“是否已經進入”，有那功夫，還不如談談什麼時候打“熱戰”。事實上，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這樣的美國主流媒體也認定“新冷戰”已經開始。

然而，與大眾傳媒上的輿論場不同，到2021年底為止，一般多數與會中外專家會認為“中美之間尚未進入新冷戰，或冷戰2.0”。其主要理由是：

其一，不是說只要兩個大國之間相互競爭、敵對，就叫冷戰。否則人類歷史幾乎無時無刻不充斥著冷戰。一個概念過於泛化，就沒有多少概括力了。

其二，美蘇冷戰區別與其他大國競爭的獨特性，在於雙方都有一套意欲推廣到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並將對方視為阻礙自己計畫且嚴重威脅自身生存的死敵，而核大戰的後果又不可承受，於是就要展開除了直接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打垮對方。

其三，今天的中美政府都沒有在全世界推行自身制度的雄心。雙方的對外宣傳都比冷戰時期收斂，甚至要特別強調給其他國家以自主選擇的權利。

其四，現在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遠遠超過冷戰時期的美蘇，無論是商品、服務還是人員之間的交流，都像橘絡一樣將中美社會的各個群體包裹在一起，一瓣要分開，其他部分是要喊疼的。

讀者們別誤會，這並非是學者們在表示前景樂觀。其實，鑒於20世紀初英德矛盾的災難性後果，不少人認為中美之間若能以冷戰對決，已經是一種幸運了。

2月末以來，俄烏戰爭和以奧密克戎毒株為主的新冠疫情很可能將中美兩國向著“新冷戰”的方向推了一大步。

俄烏戰爭放大了中美外交政策之間的差異。中國拒絕譴責俄羅斯“侵略”對象，美國政府和民間輿論對華負面言論激增，更傾向於將中國與俄羅斯一併視作某種磚制集團。【我對錯別字感到抱歉】

疫情防控放大了中美國內政策之間的差異。各方都在強調不要將疫情政治化，但在對比本國與對方的防疫政策時，往往又強調自身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因此，研究冷戰的學者們現在很可能會對“中美之間是否已經進入新冷戰”這個話題有新的想法。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5月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講話吸引了各方關注，因為這是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首次系統性地闡述本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

有人說，這是美國對中國“正式攤牌”；也有人說這或許能成為“中美外交緩和一個新起步”。

眾人關注點集中於布林肯的以下表述：“我們不是在尋求衝突或新的冷戰。相反，我們決心避免這兩者。”

不得不說，這其實是這篇講話中最沒有新意的部分。

由於“冷戰”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負面詞彙，沒有任何一屆美國政府會說自己要主動尋求“與中國進行冷戰”。不要說布林肯或拜登，哪怕蓬佩奧和特朗普，也不會宣稱要跟中國“冷戰”。

對於這類公開演講，期待它能百分之百講實話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收稅是拔鵝毛而不讓鵝叫的藝術，那麼寫宣傳文稿就是忽悠人而不讓人抓住把柄的藝術。

好的宣傳文稿，會誇大自身的優勢，隱藏潛在的弱點，擊打對方的痛處，說最狠的話，還能“優雅永不過時”。國內（的選民）看了能歡呼，盟友和“統戰對象”看了會點頭，對手在輕蔑一笑之餘，還能說聲“手藝不錯”。

布林肯這篇，在手藝層面上值得各國外交部的撰稿人學習。

要理解布林肯此次演講的意義，切近者，應先與特朗普政府的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5日在哈德遜研究所、國務卿蓬佩奧2020年7月23日在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發表的演說進行對比。

儘管分屬兩黨，這三篇發言中還是有大量相似的內容。比較之後會發現，布林肯在新演講中，無論是在字面上對“中國人民”展現的善意，還是給中國政府開列的那些“罪狀”，並沒有什麼新的內容。

重大區別究竟何在？

第一，布林肯在解釋中國崛起的緣由時顯得更加中立。

對於美國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和中美關係史都是嚴重“超綱”的內容。所以此類演講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解釋一下：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次講話，貧窮落後的中國，怎麼一下子就成為了美國的戰略對手？

彭斯對從南北戰爭時代以來中美交往史的敘事，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美利堅百年來對中國的多次真誠幫助，終究是錯付了……

蓬佩奧在演講中也有與彭斯相似的語氣：在尼克森訪華後，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政策“振興了中國搖搖欲墜的經濟”。

這些話對於那些缺乏相關歷史知識的普通美國選民而言是有效果的，但對事實的過分偏離，嚴重削弱了其演講對於精英階層和外國盟友的說服力，更不用說中國人的觀感了。

相比之下，布林肯在演講中說：“中國的巨大變革源于中國人民的才華、智慧和辛勤勞動，也受益於國際秩序提供的穩定和機遇。”此話中正平和，讓人很難挑出毛病，同時又巧妙地遮蔽掉了中方特別強調的“領導者的功績”，並用潛臺詞肯定了“國際秩序提供者”的貢獻。

不過，手法雖巧，卻依然是在冒險。這種相對中立的陳述不討美國右翼選民喜歡，而會被視為“狡猾政治精英的把戲”。布林肯願意如此付出這樣的代價，就像他選擇在“亞洲協會”演講一樣，他顯然想要將“有效”聽眾的範圍擴展到中國周邊國家和中國民眾。

第二，布林肯對中國政府的核心利益有更加明確的認可。

中國政府的核心利益是什麼？前些年中國官方報紙上還曾經借外交官之口表述過：最重要的是四項基本原則，重中之重是第三條“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次是捍衛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再次是保護中國走向富強的發展權。

蓬佩奧為了對內宣傳效果，不惜在講話裡挑釁中國政府的核心利益：“我們，世界上的自由國家，必須採取更有創造性、更果敢的方式去促成中共改變行為”。而布林肯至少在口頭上全都予以尊重：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支持台獨；不阻礙中國走向繁榮。

儘管如此，布林肯在宣傳美國自身優點和指責中國的不足時，依然會被視為對中國政府的核心利益進行挑釁。

第三，顯示了俄烏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布林肯的這篇演講的文辭很講究，但在下面這段排比句裡，至少最後一句是有些生澀的：

（普京）“不僅沒有能夠剝奪烏克蘭的獨立，反而鞏固了它。他不僅沒有能夠分裂北約，反而團結了它。他不僅沒有能展示俄羅斯的實力，反而損害了它。他不僅沒有能夠削弱國際秩序，反而讓各國團結起來捍衛它。”

如果承接上面的修辭，最後一句應作：“他不僅沒有能夠削弱國際秩序，反而強化了它。”但即使是宣傳文稿也不能太過分，所有人都能看到，國際秩序顯然受到了削弱。說“各國團結起來捍衛”，但捍衛的結果如何，難以斷言。

更可能出現的局面是世界上的地緣政治動盪和暴力衝突會越來越多。美國視中國為最大挑戰，對於其他地區的混亂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一個穩定且有合作意願的中國比一個行為不可預測的中國更符合美國利益。更不用說，還有氣候變化等在美國選舉中越來越重要的議題。所以，與中國的競爭、對抗重要，但在不傷害世界秩序的前提下，與中國的合作和默契同樣重要。

第四，布林肯宣傳了拜登政府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共同行動的具體方案，聲稱要通過“塑造北京所處的戰略環境”來規訓中國的行為。

無論彭斯和蓬佩奧的講話中反華調門多麼高，在亞太這一塊，其內容都是虛的，無非是參加一下東盟峰會或亞太經合論壇，給美國的盟友和潛在盟友們鼓鼓勁兒。但特朗普政府並沒有更加深入地連接美國與亞太（或印太），反而退出了TPP。

這次拜登訪問亞洲時高調推出了“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然其實質，不過是美國的給中國周邊國家開具的任務清單，號令其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特別是當中國東南海域發生戰爭時能夠聯合起來實施制裁。

在歐洲，美國有北約框架可以借用，所以俄烏戰爭爆發後能夠在幾天之內完成歐美諸國對俄羅斯的聯合經濟制裁。在亞太地區，顯然不會這樣順利。所以拜登希望借“印太經濟框架”，預先協調各方對華立場，在需要時立即啟動聯合制裁。

然而在列出了一系列任務之後，“印太經濟框架”並沒有解決亞太各國最為關心的市場准入問題——美國不願意進一步為這些國家進一步開放美國國內市場。一位東南亞國家的官員說得很形象：原來都是胡蘿蔔加大棒，這一回怎麼連根胡蘿蔔都沒有了呢？

“印太經濟框架”還有一個致命缺點，它不是國會通過的法案，其生存完全依賴于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民主黨如今的選情堪憂，如果特朗普2024年捲土重來，其態度不問可知。

讓我們看看布林肯的前輩們是怎麼做事的。

1947年6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進行了一場11分鐘的演講：“美國應盡力協助世界恢復至經濟健全的常態，沒有它，也就沒有政治的安定，沒有牢固的和平。我們的政策不是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主義，而是反對饑餓、貧窮、悲慘、混亂……” 以此為藍本的“馬歇爾計畫”也確實拿出了真金白銀援助歐洲。

無論“馬歇爾計畫”夾帶了多少美國國家利益的“私貨”，馬歇爾這幾句話看上去仍然充滿了“挺身而出、舍我其誰”氣概，這是拜登小家子氣的“印太經濟框架”完全無法比擬的。當然，從根子上講，這顯現了戰後初期的美國與當今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

不過冷戰史研究讓我們看到，就在哈佛演講的同時，馬歇爾在內部討論中放下了 “不反對任何國家”的場面話，果斷贊同喬治·肯南提出的“遏制戰略”，並且要將已成一片廢墟的德國建成“遏制蘇聯的堡壘”。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外宣文章與內部報告之間的區別，因為遏制（containment）就是冷戰。

新冠疫情期間，containment這個詞頻繁出現在英語新聞中，因為它是防疫隔離的意思。對某個國家進行“防疫隔離”，或是把某一類國家一起關進“防疫方艙”，這不是冷戰又是什麼？

我感覺，從布林肯的“亞洲學會演講”及其輿論場上的反應看，多數美國人希望與中國展開一場“新型冷戰”，它應該像甘迺迪的夢想那樣能夠激發雄心，像雷根的強勢那樣在壓倒對手，讓大國競爭的危機感催生新一輪的技術革新，借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使日漸分裂的美國社會重新團結起來，讓軍工複合體賺飽的同時還保證底層勞工免受來自中國的競爭，最後還能贏得一場兵不血刃的勝利。

與此同時，還要避免“古巴導彈危機”、“柏林危機”所帶來的一觸即發的核大戰，不再重演家家戶戶挖地堡陰影。

總之，就是有“競爭”和“對抗”帶來的一切美好，而沒有“相互確保毀滅”的恐怖和生活成本驟增的折磨。

天底下果真有這樣的好事？

布林肯諸人在幕後究竟如何制定對華戰略，普通人當然無從知道，若找到最合適的參照物，或許能給今人一些啟示。 與美蘇矛盾相比，中美之間矛盾更加類似與20世紀初的英德矛盾。兩國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有重大差異，但衝突的焦點並不在意識形態上。新崛起國家將舊霸主擠出本地區的趨勢，舊的均勢難以維持，舊霸主的制海權受到威脅，這才是雙方矛盾的焦點。一旦世界上某一重要區域被某個強國控制，轉向封閉，足以威脅一個全球性商業帝國的生存。 所以，相比起前面提到的公開演講，甚至比起肯南的“長電文”，115年前英國外交部的內部報告《克勞備忘錄》更值得對中美關係感興趣的讀者反復揣摩。

當時英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正在崛起的德國鼓吹“世界政策”是不是真的要與英國為敵，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該如何應對。是嚴厲警告德國不可以再擴張海軍呢？還是通過局部“體面的”讓步來換取諒解，以避免一場導致霸權隕落的大戰？ 克勞認為這兩種意見都不對，他的核心論點是：沒有必要去揣測德國是否有野心顛覆英國所構建的國際秩序，只要德國正在發展出這樣的能力，相應的野心就可能在未來任何時候出現。他向英國政府建議，如果德國大體上遵守現行的國際秩序（用“體面的方式”擴大貿易），聲稱發展海軍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引者按：此處應理解為“歐洲人之間的和平”），那麼在保持自身軍備優勢的前提下，英國不需要去干涉德國發展軍備的主權，反而應該公開地表明自己的寬容立場；但同時也必須讓德國知道紅線所在，“一旦英國或盟國的利益受到不利影響，英國必然將會以堅定的反對來代替先前的寬容”，絕不在違背既定原則的情況下與德國達成妥協，否則只會誘發德國人進一步的試探。 讀完《克勞備忘錄》，再看看布林肯在演講中強調的前提吧：“中國是唯一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又使之具備這樣做的能力的國家。” 雖時過境遷，而心理悠同。對於後世的那些超級大國或意欲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而言，克勞帶來洞見是：霸主總會遭人嫉恨，要想當得長久，其外交政策不但要照顧本國的利益，還需要與“大多數或盡可能多的其他國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相一致”。 本文只想簡單談談美國政治精英的想法，而不是要廟算其成敗。至於中國應如何應對，本文不願妄議，更不願說那些“正確的廢話”：“為應對美國的全面戰略競爭和綜合威懾，中國必須在經貿、金融、能源、輿論、軍事科技等多個方向做好準備。”——某些專家組40頁長文的最終結論。【1】

但我想在結尾處分享一點觀察。 在流覽了美國的十幾個立場各異的智庫，翻看了幾個中國知名智庫的文章，甚至看了各種大V和“野生國師”之後，我發現各類觀點之間爭議豈止是雞同鴨講，簡直形同碳基生物與矽基生物之間的對立。 然而，神奇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共識：中美相爭的勝負點，是看兩個大國誰能處理好本國自身的問題。

而作為《克勞備忘錄》的資深研究者，吳征宇認為中國在對抗美國時的最大危險是：“以外部環境惡化為藉口根本地脫離改革開放的總體方向;將許多原本應當加以改革的體制性缺陷當作抗衡美國及其盟友的必要條件予以保留甚至強化。”【2】

【1】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大圍剿：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進展評估與中國應對》，http://rdcy.ruc.edu.cn/docs/2022-05/3a2b1c197f484830b4cd41b53127cb86.pdf。

【2】吳征宇：《<克勞備忘錄>、“再平衡”與中美關係》，《江海學刊》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