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淑莊的時尚、文化與政治 「香港人不能那麼快就有無力感」

莎士比亞說過，All the world's a stage，其實人生也是。陳淑莊，曾是舞台劇演員、是大律師、是立法會議員，從舞台、法庭走到立法會，一切看似不經意卻又似乎冥冥注定。近十多年來，她以多重身份在舞台、法律與政治之間遊走，Tanya坦言其實是在平衡自己的心理。走出立法會後，為支持好友的她出現在時尚舞台上，換上時尚服裝後，舉手投足絲毫不遜於模特兒。自言對時尚不熟悉的Tanya，聊起來卻也是頭頭是道、滔滔不絕。沿著時尚和她多重身份的話題開始，Tanya聊文化、講保育、說佔中、談普選，然後你漸漸明白，即使你退出某個舞台，但只要你還有那種激情、那種動力，有些東西其實是有可能改變的。

問：對時尚的看法？

答：坦白講，我是喜歡打扮的。首先要整潔，但是時尚不只是衣服，Fashion是的變化很快，也是一個時期的文化體現，時裝是最容易看得到的東西。衣服是一個人性格的體現，很容易看得到一個人到底是他穿衣服還是衣服穿他，而且也能看得出一個人的性格和對自己的瞭解程度。余若薇和吳靄儀是兩個穿衣最好的例子。余若薇的身材贏曬，因為她高挑，穿什麼都好看；吳靄儀比較嬌小，反而有不羈的搭配風格，她可以在西裝上戴三個胸針，也喜歡用絲巾，而且經常「撞到七彩」，她可以棕色西裝褲襯一對鮮紅色的高跟鞋。余若薇的路線則相對主流，她不會撞色，多數是同一個色系。 

為什麼我說時尚體現一個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呢？譬如說，以前可能會買很多東西，但是後來開始留意環保時，就會連顏色也特別注意。我曾參與一個電視節目，檢查自己的衣服是否環保，原來最不環保的可能是西裝，尤其是西裝的「裡布」質料。顏色也是，經常染色也不好。慢慢地，我發現時尚中也有環保議題，包括Cotton是怎麼製造的，整個生產程序等，我想以後在時裝裡都會反映出來。有時候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布料，我自己不是太懂，但是我媽咪很在行，因為工作關係，她對布料有研究，我舅父也是，他以前是做西裝的。我覺得布料絕對是一門學問。

問：電視或者報紙上見你通常都是穿西裝，你平常穿衣服的風格是什麼？

答：我也會稍為調整。以前因為公職關係，開會時我會尊重傳統，一定是穿西裝，一般是淨色上衣，可能會穿花花裙，然後是高跟鞋，很簡單的。立法會開會有很多規矩，有味的飲品不能拿進去，我們只能喝白開水，最初時連水壺也不能放在桌面，但慢慢這些規則也在變鬆。譬如以前開會大家都會穿西裝，後來不時見到有人穿恤衫，到長毛時已開始穿普通T恤。對我來講，開大會的話，我始終會穿得斯文、端莊一些。

如果不是開大會的日子，有時也會穿得休閒，可能以前工作時需要穿黑色，之後很長時間不想穿黑色，簡直不想見到。我記得剪短頭髮後，有段時間忽然又開始穿黑白色，漸漸地我也變得不太介懷，可以穿自己喜歡的風格，但就別太過份。有次我在街上派傳單時，由於太熱不想穿西裝，又不想隨身帶幾套衫，因為派完傳單還要去開大會，便穿一件黑色無袖衫，領口也不是太高，結果就聽說收到投訴說我穿得太暴露。

現在我當然是更加Casual。我最近有突破，在檳城的印度商店買了好像沙灘度假的連體褲，然後穿上人字拖、戴一頂草帽就出去了。我從來沒試過這樣上街。後來做Talk Show時也有突破，第一次是穿婚紗，第二次是藍色的頭髮。其實我很不習慣，但反正很多東西也是從不習慣到習慣，心想既然不是立法會議員，不如輕鬆試下沒試過的東西，包括後來去backpacker。

問：髮型都是形象的一部份，那時候剪短是什麼原因？

答：好多人問我是不是受到刺激，我想了很久，好像沒有刺激。我記得頭髮是在區議會選完幾個月後才剪的，本來想著區議會選舉之前剪的，但從政的大忌就是選舉之前大改形象。後來我才想到原因，我想找一個刺激給自己，我不是受到刺激，而是在主動尋找刺激。那個階段我開始放下一些東西，包括我的公職、黨裡面的職位——公民黨港島區主席，放下的同時，我覺得要刺激一下自己。

剪完頭髮後，大家反應很大，有次我開會覺得很悶，出去買珍珠奶茶，回立法會時保安要看我的證件，不認得我了，變得好誇張。之後另一個變化，可能是我做了激光矯視，「四眼陳」終於不需要再戴眼鏡。我以前雖然不敢說玉女，但是一定是很斯文的路線，長頭髮，最初還是直的，然後戴眼鏡。我小學幾年班時已近視，現在網上看到那時的相片，覺得那是上一世拍的。我的頭髮是從直變彎、然後再變到短，到做show時「鏟青」又染成藍色，直到現在變到正常，也算是有不同的刺激吧。

問：所以也會保持著現在的形象？

答：我覺得OK，因為感覺好像是比較做回自己，很多人都說現在的形象比較接近我的性格。最有趣的現象是，不知道是否跟我做議員的年資有關，我發現剪短頭髮後，街上明顯多了人找我聊天，大概說「喂！點啊！你俾心機啊！」這些以前是沒有的，以前最多是微笑，可能之前的形象太嚴肅了。有次我和媽咪坐的士，司機跟我媽咪說「我還是喜歡你女兒長頭髮多一點！比較溫柔點！」很好笑，可能覺得較楚楚可憐。

問：你算是非常跨界的人物，從政治、文化到現在代言時尚，這幾個不同的身份有沒有衝突，或者是互相幫助？

答：參與時尚拍攝，主要是因為去支持我的朋友，畢竟我的職業讓我不太方便（好像）賣廣告。但我也有在女性時裝雜誌寫文章，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從女性角度講社會性的東西，雜誌每個月都有一個主題，但我還是會盡量令文章和政治有關，只不過是soft一點，我甚至連佔中也有說過。我希望可以傳遞的訊息是，政治不一定是悶，雖然最後也很嚴肅，但想說的是政治也可以很好玩、好笑，香港人慢慢會明白的。這是我在《東宮西宮》裡學回來的，然後放在自己的Talk Show裡，我用自己較易掌握的方式在舞臺上表達出來。

另外有趣的是，很多人跟我說有這幾種身份的人在中港台很少。首先我是律師，雖然現在不是議員，但是我從政、接著又是舞臺表演，現在又開咪又寫東西。所以更加想好好利用這個舞臺，它是我尋找夢想及找回自己的地方。當然，我不能一次做好三樣東西，兼顧律師、從政及做舞臺，一定要平衡，所以做議員時我決定先做好議員，放下法律工作，舞臺也好少出現，直至後期再出現。我明白我沒辦法專心做一樣事情，覺得既然找到另外一個方法跟政治有關，又可令更多年輕人關心政治，為何我不好好利用呢。

我覺得政治是一個耕種的過程。你要永遠知道你在每一個工程的角色，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上，我覺得自己都只是過渡性人物，我是接過前輩的棒去走一條民主路，但是我一定要將這個棒交給下一代。除了正統的方式去爭取民主外，我也希望有不同手法。這當然很難，因為舞臺其實很細，但我覺得始終需要這樣的空間。我也很想關注文化藝術之類的話題，什麼層次不重要，最重要是大家有共鳴。還有就是樹木法和保育，包括文化保育和自然保育，但在香港是很困難的，就好像新界東北，很多事情都是和時間及扭曲的價值觀去競爭，所以大家都要努力。

問：你覺得這幾年香港是不是愈來愈「政治化」？

答：我覺得有，原因是大家都無法逃避。以前Happy Hour時從來不會無端端講到唐英年、梁振英，最多說大減價、買手袋、做指甲，現在這些事情實在發生得太快，勁爆的新聞多得你追不了，我這個都沒消化，下一單更大的事件又爆出來，慢慢就會覺得這些也是生活一部份。但問題是多到我不想看不想聽，你最好就不要在我面前說這些。當我還在做議員時，其實每天都知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但你要我再去看報紙，我真的受不了，我覺得自己馬上要嘔出來，那是一個很失望的地步。

對香港人來說也是一樣，都有一個難關要過，可能有好有不好，好笑的那些大家就很喜歡說，好像僭建的新聞，當這種新聞有很多關注時，不時會聽到一些民間智慧。記得有次在街上派傳單反對政府派錢進MPF銀行戶口，我們在柴灣街市附近叫街坊簽名反對財政預算案，然後有一個人自言自語道：「人在天堂，錢在銀行」，就是我們死了也拿不到MPF，是根本救不到，我覺得他八個字就講完了。現在大家都說政治新聞娛樂化，這也是較明顯的趨勢。

問：我們這次封面故事是「保衛我們的生活」，你覺得香港原來的生活方式受到哪些威脅？

答：香港進入一個比較自我封閉和超級沒有安全感的階段。我上一次做節目也有探討過，二、三十年前的香港人是很拼命的，大家是靠實力去拼搏，而且是沒有排斥的，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好像樓上樓下鄰居會互相照顧，大家都很包容。社會還沒有現在平等，但大家相信只要你肯付出，就有出頭之日，基層的人面對的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當然也是無法和大財團抗衡。但即使大財團，以前也有英資港資，英資洋行很多各行各業都有競爭，也有香港的家族抬頭，大家互相制衡，但仍有空間去做。

但現在的格局是，上層扭轉不了，然後有很多中資，中資從來不是想做大那塊餅，而是想要霸佔更多，現在的那種競爭是很排斥性的。大家覺得更不安全，因為被邊緣化，香港比起原來更不國際化，這是我很擔心的。對我來說，我們當然是要珍惜本土的東西，沒有本土是不可能國際的，一個城市是不能沒有性格、沒有身分的。如果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去到外面的大染缸，可能最後連剩下的自己都找不到。

當我們開始不太關心國際發生的事，只是反復看南韓新加坡，我覺得挺可惜。因為以香港人的質素，其實不應看小自己，也不應太看緊自己。可能因為香港現在正尋找自己的身分，有種危機感，就好像人到中年危機一樣，但也要重新找到新方向，思考自己究竟應該做什麼，重新思考自己的優勢是什麼，之前的優勢慢慢被別人超越，我們應該怎樣重新去定位。

對香港人來說，可能是以前一直在追逐，便不記得抓緊自己已擁有的東西，到現在可能想知道最珍惜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法治、人權、公義是很重要的。香港和大陸的很多城市來比較，如果是要新要快的話，別人隨時比你快，但講到法治、人權，別人還是要用很長時間來追趕。這些東西香港人要珍惜，要明白我們最大的影響力，其實可能就是我們的自由。

對於香港人的文化，這幾年最有趣是突然間開始講「保育」。以前一講到建築規劃時，大家可能覺得你是為了利益，但一去到天星碼頭，大家的警鐘突然敲響，原來一個東西是可以突然消失。慢慢地，大家開始想尋根，就算是殖民地，也是香港一部份，可能未必很光彩，但也是我們的過去。城市最重要的不是它發展得多先進，而是它能否保留過去的東西。你留不住，你的城市是沒有性格的，別人去抄你也好，你去追趕別人也好，你都要去停下來想一想，到底追趕很久之後，你想要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上次去台南時，聽說台南很多人之前離開台南外出賺錢，但之後又想尋根，再去保育、翻新。我覺得香港也有點類似，但很多已無法回頭。香港經常說地少人多，就什麼都不顧了，現在新界東北也一樣。我覺得有時很多事情是本末倒置，你沒做好人口政策，沒好好利用土地，就將我認為適合你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擺在你面前，過去我們也說過很多次，是不能這樣硬來的，菜園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覺得香港出現很多利用香港的本土價值來換取自己利益的人，這是很短視的，這些價值是很多代市民建立出來的，這樣是很傷害香港的。

問：最近看到你正式參與佔中籌備工作。你覺得佔中的意義是什麼？

答：我以義工身份去參與，幫忙做聯絡工作，因為很多朋友都是個人身份參與。我對佔中最大期望是要給香港市民一個冷靜、認真的機會，不要再將政治太簡單化，因為很多時政治真是很複雜，不可能一個口號就搞定。你說和平佔中，他們就說癱瘓中環，好像不佔中香港就一定不會亂，有佔中香港就會亂。我真的很想香港人用一年時間，慢慢去了解他們所做的事情，知道背後的原因，經過你自己的思考和消化，再決定支持與否。大家要明白自己的責任和後果，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支持。

大家要明白這是香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是最後一次大家這樣去爭取普選，所以在他們繼續努力時，希望也有更多的市民願意去瞭解為什麼要佔中。坦白講，這次成功與否，不單是佔中三子或十子的事，或者是義工乃至參加的一萬人，而真的應該是全部市民的事，正如台灣的反核一樣，所以這條路是很漫長的。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香港人不能那麼快就有那種無力感，這是最糟糕的，一定要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去改變的。 

問：你覺得普選可以讓香港人生活得更好嗎？

答：普選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是事實。我們說的普選不是假普選，而是合乎國際標準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種選舉不可能防止所有不好，但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更民主的制度，讓市民的意見可以充分在議會和政府裡得到反映。我覺得普選是一個平臺，讓大家充分表達意思，再大點其實是民主。民主可能不單是選舉，諮詢架構也是民主的體現，當然選舉是一個最直接影響市民的層面。它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就好像台灣那樣，就算是有民主選舉，也要經歷很多次才能真正做得更好，也是和所有的人民一起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