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專欄：閃爍其辭】〈並不認識，存在的感觸 ——周丹楓及《喧嘩的碎片》〉
文｜鄧小樺
讀者你好，你認識周丹楓嗎？多半不認識。老實說，我也不算認識。
沒有人認識周丹楓。一兩年前，他開始投稿，首先是《方圓》的創作版編委朗天發現了他——因為《方圓》只登四千至二萬字的長文，向來新人投稿不多，周丹楓尤其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朗天對我們說，就是寫得好，你們去看看。
看過周丹楓的文字，就會記住這個名字。那時我想起了王小波九十年代以〈黃金時代〉贏得聯合報中篇小說首獎時，張大春的形容：「原來真正的高手，在文壇之外。」
沒有人認識周丹楓。他彷彿沒有師承，沒有指導寫作的老師，不循文藝青年慣常的成長路徑，不受文學風格與門派所囿，也幾乎不與文人交往。但看過他的文字，就會記住這個名字，並訝異「為甚麼我以前不知道他」。有時我覺得這是文學創作中最美好的部分：陌生、無背景、甚至不具備被認出的臉孔，單單憑文字，說服他人，贏得讀者。
在我僅有的作為編輯接觸到周丹楓的過程中，他是很有意識地去作各種不同的寫作實驗，而總體拼合起來是一個大到難以辨識和下標籤的版圖。試寫短篇後，他投來過詩和極短篇小說，也有哲思味重的散文試寫(Essay)，而現在他第一本書就是長篇小說（而他還給我看過其他的長篇小說腹稿）。我建議他先拿去投比賽（一般文藝青年的慣常路徑），但結果他選擇首先完成一部九萬多字的長篇小說，即是本書《喧嘩的碎片》。
要怎麼形容《喧嘩的碎片》呢？理論上，《喧嘩的碎片》主要地理場景是主角「我」成長的黃大仙東頭邨的屋邨，及「我」後來任職金融的工作地點中環，兩者之間的貧富反差，構成小說的最重要成分。縫紉其間的是「我」與母親及其他人的關係，那些被統治與被奴役者對奴役他們的思維與邏輯的臣服，透過家庭關係而對「我」產生難以逃逸的掌控之力；而「我」對於周遭一切，既以精微細緻的鷹眼觀察之，亦同時哲學反省式的思考批判之，更對許多擦身而過、無名的社會底層畸零者，付以同情又距離適切的凝視睇盼。
「我」一直被鞭策著要循主流社會價值上進、做個有錢人、不要反對有權有勢者；他真的做到了所有外在的要求，進入可以步向中產的金融業；但他一直保有著自由的內心——感受到這裡的不平等與不和諧，就是思想自由的體現。在小說中「內在」與「外在」的維度維持了一種特殊的平衡：小說有關懷弱勢人群目光與筆觸，但沒有悲天憫人苦大仇深，它寫現實，而不是現實主義；它有大量內心獨白，思維跳躍而為讀者帶來一種自由的感覺，但不是追求呈現思維原始狀態的現代主義；它無疑涉及情感、關懷與糾結，但從不陷溺其中，借助大量碎片化的剪接，理性與感性一直在一種互相拆解又重生的狀態，彷彿一種每日進行的思維保健，自我在其中重組，彷彿會漸漸擁有某種強韌性。外在的現實大概不容樂觀，但我們可以在小說的敘述中，被某種難以概括的可能性澆灌，彷彿看到了某種光芒。
在以碎片鑲嵌而成的小說中，周丹楓寫到了那麼多不被看見的人。傷殘者、露宿者、痴呆者、外賣佬、南亞人⋯⋯他們的鄰近就是垃圾，他們就是我們社會的他者。而周丹楓不同凡響的，是他在描寫他者時保持的微妙距離。他寫他們時，用寫實細描的筆法，讓他們保持他們的樣子。而當他寫金融、中環、才俊醒目仔時，則以哲思與意象再造之，讓之不再是原來高高在上的樣子。與其說是周丹楓鋤強扶弱，倒不如說，他是這樣，超越現實之上。看到存在，同時超越存在之上。
周丹楓寫著我們城巿的沉重現實，但應該大部分讀者都可以發現 小說是有著奇異的飄逸感。難道這飄逸感是由大量的空白和隔段造成的嗎？（會不會有人以為那些空白是印刷出錯？）我的確想了很久為甚麼周丹楓需要那麼多空白。我並沒有問過他本人。後來我強行認為，那是 IG 的閱讀感——去掉圖像，單以文字達到比圖像更豐富的視覺性，配合社交媒體流行的點評靈光，但留下了那斷裂性。那麼多人能夠寄居於虛擬世界而未被擊潰，或者也倚仗類似的斷裂的飄逸感。
周丹楓小說之新，在於他給予了一種嶄新而豐富的，「存在的感觸」，這種存在的感觸在香港文學中竟然是罕見的，或許正是因為他沒有師承，所以能夠做到。一個專業讀哲學的人不會像他那樣使用「上帝已死」。但的確周丹楓小說中有大量的哲學性與思辨性，或可比之一個小說版的韓炳哲。他看書大概很雜——小說中有寫過「書架上放著《自私的基因》、《東晉門閥政治》、《戰爭與和平》。塵埃削弱了它們的鋒利，添增了與現實相融的能力。」 ——而最重要的是，周丹楓一定非常著重讓那些影響過他的書籍在筆下出現時是經過劇烈重組的，至於絕對認不出來的程度。
於是，我在唯一一次跟他喝咖啡時由衷地說，你是我目前見到香港青年作者中，格局最大的。在周丹楓身上，我看到一個新作者的可能性：陌生，遠大，無以名狀，彷彿天外飛來，而且只是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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