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白纸抗议”的报道与伦理,为江雪一辩

津轻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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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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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尤其是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讨论可以是无聊乏味的。但也可以是很好的阅读材料,写作素材,可以很有趣,很好玩。拙文力图展示这方面的有趣和滑稽,并展示这一切如何可以成为寓教于乐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拙文所言完全是基于基础阅读和基础写作的视角,其中若有什么错误、偏差、误解、无知或破绽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美不需要任何理由

首先陈述一下应当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原理,作为以下讨论的必要背景和根据:

——中国当局对民众(以及媒体)的言论的管控越来越严,以言治罪越来越肆无忌惮,民众/媒体因言获罪的案例不断出现,当局以此震慑民众/媒体,民众/媒体噤若寒蝉,当局得以越来越肆无忌惮;不写出抗议对象或内容的“白纸”抗议的发生以及随后的以“白纸”治罪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接下来的逻辑发展应是中国民众行使自古以来的“道路以目”这样的最原始的(即近乎动物性的)表达自由也会被治罪;

——要想打破民众噤若寒蝉与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恶性循环,不可指望当局哪天良心发现主动放弃独裁和残民以逞的心态,只能有赖于公众的持续发声,更有赖于记者和媒体的持续报道;在当今世界,得不到足够的新闻报道的发声实际上大致等于没有发声,等于放任当局肆无忌惮;在维持和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上,民众/媒体一直在跟当局进行博弈;

——当今中国是公然独裁的国家,独立记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报道中国当局不想让民众知道的中国新闻实际上就是参与上述的博弈,因此他们必然面临重大风险;当局力图把民众无一例外地规训成货真价实的不会发声的韭菜从而可以任意践踏或割取,而独立记者力图独立报道民情并使之广为人知,这一点本身在当局眼中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

——独立记者在报道与博弈中如何使自己和采访对象可能遭受的损失最小化,同时使报道的影响最大化,这既是策略/战略问题,也是伦理问题;记者究竟应当对自己、对采访对象的安全承担多大责任,应当如何评估相关的风险,这类问题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常常需要随着情况/个案变化而变化;这种问题需要认真严肃的讨论,辩论,争论。

说到认真严肃的讨论,辩论,争论,很有趣的基础阅读材料和写作练习资料就来了。我这里指的是江雪的文章,“因‘白纸抗议’的报道被质疑‘伦理’,一个记者的回应”,尤其是江雪文章下对江雪提出强烈批评的留言。

说实话,在这个网络时代,由于网文可以有读者可见的互动,读者读网文因此常常是对网文之后的留言更感兴趣。我本人也不能免俗,尽管我知道这样的阅读方式和心态常容易走入旁门左道,误入歧途。但我仍是非常关注文章之后的留言,并自以为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更有趣的收获和心得。

坦白地说,读过江雪的文,我觉得其文没有什么明显的差错,但其文之后的批评性留言则明显荒腔走板,破绽明显,太明显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读起来更有趣,因而寓教于乐的效果也应当是更大。(注:赞扬性留言也有一些问题,但为了娱乐性我不想把本文写成面面俱到的十全大补。)

我认为,redundantcactus的留言明显地展示了什么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特色。而且,幸也不幸的是,因为得到【社區精選】的置顶,其留言的不妥、不专业,以及其不良情绪的发泄显得更为刺眼或刺耳:

文中的语病和逻辑错误太多了,难以相信这是资深记者写出来的东西。这篇文章试图混淆视听遮掩事实但反而露出了更多马脚。一边说去信投诉的人都不是受访者,一边说应ta们的要求删掉了和ta们相关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是怎么来的呢?...

这种言论是毫无疑义的严厉指责乃至指控,但又缺乏例证。这种指责客气地说就是不专业,不成熟;不客气地说,或用当今中国网民的常用语大白话说就是喷粪,因为它展示出太多的自以为是的判断,太明显的成见乃至敌意,明显是贬低他人但实际效果是贬低了自己。

“这篇文章试图混淆视听遮掩事实但反而露出了更多马脚” 这种腔调在《人民日报》或中国外交部战狼发言人当中是常见的、习惯性的、习惯成自然的言说方式,把这种调调拿到Matters Town来一本正经地发表是可笑的。我认为这显示了redundantcactus不但缺乏基本的写作训练,而且也对在公众场合下应当怎样发言还是懵懵懂懂。

从基本的写作训练来说,说江雪文中的语病太多了,究竟怎么多?显然,这里的“太”很难说。至于语病究竟是什么语病,这本很容易举例说明,但redundantcactus选择不说或忘记了说。TA似乎是不屑考虑这样的问题,因而也想不到会有人很容易地提出这方面的疑问或质疑。

redundantcactus义正词严且语带调侃地批评江雪,质疑江 “一边说去信投诉的人都不是受访者,一边说应ta们的要求删掉了和ta们相关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一个懂事的且语文学的不错的中学生乃至小学生可以轻松愉快地回答这样的质疑——这些内容可以是记者采访来的,也可以是记者亲耳听来的,亲眼看到的,起初写进了报道,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拿掉了,这可以算是丢人现眼或有伦理道德瑕疵嘛?

由此可知,逻辑(行文的逻辑,做事的逻辑)明显不是redundantcactus的强项。英语世界有一种说法: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扔石头。同理,自己的逻辑感差的人就不要轻易指责别人逻辑差。作为一个写手,redundantcactus显然还有待于学习作文和处世的这一至关重要的道理。

除了提出指责又不讲证据和言说逻辑贫弱之外,redundantcactus的行文还暴露出一个在我看来是更为致命的或可笑的问题,这就是,TA有意无意地(我猜想主要是无意地、无意识地)展示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占据知识和道德制高点的优越感,如,

这些(被采访的)年轻人是否应该感到恐惧、是否可以justify自己的恐惧都与已经身在美国而人身安全无虞的你无关。没有人可以要求别人牺牲,ta们现在也可以选择不勇敢。而且不愿意出现在你的文章中也并不一定就是不勇敢,ta们很可能有你并不知道的苦衷。

上面这段话展示出明显的自以为是、自视甚高,其知识混乱、视角混乱、逻辑混乱用“一团乱麻”来形容我怕会有美化之嫌,因为一团乱麻毕竟还可以很容易理出几根明显的成条的、可以搓成绳的纤维,但redundantcactus的行文没有給读者提供这样的方便。实话实说,TA的言说太像是让人无从说起或无从寻觅条理的一盆浆糊。

因为无从说起,但我又要拿它来当有趣的文学阅读和写作训练教材,我就只好冒险硬着头皮说,并尽力说出一套道理。顺便说一句,任何认真的写作,任何认真的创作,任何艺术创作,任何有价值的言说或行动都难免冒险甚至必须冒险。不用冒险的、绝对保险的言说一定是废话,或是绝对正确的陈词滥调。

简单地说,redundantcactus这段话的每一句话都明显地蹩脚得不行,都立不住。例如,【这些(被采访的)年轻人是否应该感到恐惧】。试问,这里的应该或不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对谁应该?对谁不应该?什么时候应该?什么时候不应该?对什么问题/事情/事业应该或不应该?记者是否应该对这里的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负有责任或全盘的责任?

另外,从以上所引的整个一段话的明显大意来看,redundantcactus显然是认为记者/媒体不应当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不应当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决断、独立行动,独立表达,而应当无条件地充当被采访者的跟屁虫或工具,应当紧紧地、得心应手地跟随被采访者的一言一行起舞,最好是能做他们肚里的蛔虫,能即时跟上他们随时可能发生的心情/言说/行为变化,否则就是有伦理道德亏欠。

我想我可以打一块钱的赌说,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redundantcactus又是不屑考虑或干脆根本就没想到。我猜想,我大概在这里打这个赌不会输掉一分钱。

从纯粹的阅读理解和写作操演的角度来看,redundantcactus行文中最让读者感到难以接受的大概就是TA所展示出来的那种显然是十分幼稚、荒唐、可笑的国内国外记者的划分。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的读者可以看出,TA显然是认为在报道中国新闻方面,中国国内的记者跟国外的记者相比具有不可置疑的天然的知识优越性和伦理优越性。

非常非常不幸的是,redundantcactus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幼稚、荒唐、可笑的观点或理念看起来并非TA一人独有或专有,而是在中文圈里颇为普遍,颇有市场。在江雪文下留言的“热带企鹅”也展示出这种明显的幼稚。

我认为,redundantcactus和“热带企鹅”大概是不假思索地读《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读得太多了,在不知不觉间说话口吻也向毛泽东、习近平、胡锡进、王毅、华春莹或赵立坚靠拢,他们(即redundantcactus和“热带企鹅”以及毛与习一干人)一直不懂得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概过于明显就是过于幼稚可笑。

或者说,redundantcactus和“热带企鹅”被灌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灌昏了头,错以为在伦理问题上可以有与他国不同的且不容外界质疑的中国特色伦理,记者在中国就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天然的更精准的专业判断、伦理判断,在国外的记者应当自觉识相,要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就是比在中国国内的记者低一等或N等。

这种明显的但当事者又显然没有意识到的井底之蛙心态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有害的,可笑的,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热带企鹅”和redundantcactus显然是不知道,在国外的记者或外国记者所遇到的新闻报道伦理问题之多以及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之深不亚于中国国内的新闻记者,或整体上天然地高于中国的记者。因为在国外,这种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但在中国则不能自由讨论。若是以为人在没有自由讨论/辩论的情况下可以把问题想得更深、更全面显然是不明事理的天真幼稚。

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方面,“热带企鹅”可谓与redundantcactus旗鼓相当,不分伯仲,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先生何以如此自信满满。这使我很纳闷:难道他们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或在平时与他人的交往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认真的批评嘛?

我这种兴趣完全是文学上的兴趣。作为文学读者和写手,必须对这种人、这种事感兴趣。或许,他们极端幸运(或极端不幸),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认真的批评;或许,他们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笨拙或缺乏敏感,对认真的批评一直是充耳不闻,完全没听懂,或没听进去。

我知道,以上所言假如没有具体的例证就有喷粪之嫌疑。我可不想把自己弄个臭烘烘,所以,我必须赶紧举出无可置疑的例证,给我自己提供保险,给我的言说提供支持。

对我来说,“热带企鹅”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方面的例证太现成了。例如,

(江雪的文章)通篇看下来,对作者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首先作者作为一个有报道国内异议人士经验的记者,并没有指明在这一类报道中记者和当事人处于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这不是一场公平的对峙,您身处海外尚可以“不纵容对强权的恐惧”,不需要直面当局压力的您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评那些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拥有自由的人们“不够坦诚”,更何况,报道中仍身处国内的当事人需要承担您的文字带来的后果。

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热带企鹅”的这段话在文字表达缺陷、逻辑论说缺陷方面跟redundantcactus大有一拼。

首先,“(江雪的文章)通篇看下来,对作者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样的缺乏主语句子出现在声言是严肃讨论新闻写作伦理问题的文章中非常怪异。缺乏主语往往意味着躲闪责任,“热带企鹅”要讨论伦理问题却又明显地显得要躲闪自己的责任,这种行文很怪异,很滑稽不是嘛?在这里,最善意的解释恐怕只能是:“热带企鹅”的文字表达能力/技巧还明显有待于提高。

此外,“热带企鹅”在上引的一段文字中所展示的蹩脚的、完全立不住的在中国和在外国的记者之分(前者拥有天然的知识和伦理制高点、后者则只能甘拜下风),以及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作业中必须心甘情愿地充当被采访者的工具、用人和超级保姆的观念,这一切也显示了他几乎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在这里要忍不住从文学阅读的角度重复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对自己所谈的话题几乎是完全不懂,却如此自信满满地批评他人?这太不可思议了。

跟redundantcactus一样,“热带企鹅”也是大破绽(行文的大破绽,逻辑的大破绽)比比皆是。我要承认我缺乏逐一指出和批评其破绽的耐心或兴趣。但我这里想指出其中一个我认为是特别有害又特别容易误导读者的破绽:

我想这不仅关乎作为记者的职业素养,也是一个人是否能理解他人处境的问题。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初衷是可以对这些行动者提供帮助,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职业追求而要求他人殉道。

在这里,我不想批评“热带企鹅”所展示的明显毫无道理的指责、含沙射影、意淫或狗眼看人低(“...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职业追求而要求他人殉道”),因为我相信即使是不太敏感的读者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热带企鹅”所展示出来的敌意或卑劣投射。

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热带企鹅”最能迷惑人因而可能是最有害的一句话——“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初衷是可以对这些行动者提供帮助”。

在上面这一句话引语中的“我们”显然意思是“我们这些做记者的人”。然而,我所读到的新闻学教科书和新闻伦理教科书都说:记者的责任是尽力公平、客观、完整地报道新闻事件而不是帮助行动者;记者参与行动等于是参与新闻制造,等于是混淆了新闻事件的制造和新闻事件的报道;这种参与(或提供帮助)是不专业的,也是违反新闻报道伦理道德的。

或许,“热带企鹅”读的是跟我不一样的另外一套新闻学教科书和新闻伦理教科书。与此同时,“热带企鹅”的观点也令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多次严厉责备外国记者没有或不肯为中美友好或防疫抗疫之类的美事提供帮助、做出贡献。毫无疑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观是业余的,成问题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记者是记者,他们的专业是报道新闻,他们不是外交官,防疫不是他们的专业。

我认为“热带企鹅”的新闻报道观同样成问题。我猜想“热带企鹅”大概没想到记者自作多情給行动者提供帮助很可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害人害己。

最近Matters Town上围绕报道中国新闻的几篇文章所展示的论点或言说在我这个文学读者看来都很有趣。例如,有人在一篇题为“白纸运动后,给涉及大陆政治敏感议题相关采访报道的建议”的文章中发出建议,要从事敏感新闻报道的记者在給被采访对象匿名的基础上自己也匿名。

我认为这种建议显然是把臭招当妙招。

我们读《聊斋志异》或《史记》时总是看到,蒲松龄和司马迁在写故事或写历史的时候总是要先写出事主的名字,籍贯。为什么?因为无名无姓无来源的人没有没公信力,没意思。另外,把被采访对象和记者都匿名化,由此而来的新闻报道也就跟一般的道听途说就无甚差别了,甚至是比道听途说的价值还低,还无聊,还不可信(因为道听途说者总是可见的甚至是我们认识的,他们所说的人往往是有名有姓的)。

题为“白纸运动后,给涉及大陆政治敏感议题相关采访报道的建议”的文章还一本正经提出建议:要避免记者凭借过去的有影响力的好“报道取得额外的道德光环、媒体资源与天然信任”。这种明显的昏招建议的提出显示了支招者惊人的无知和无理。

假如医生、科学家、教师、政客、厨师、艺术家、工程师或其他任何专业的从业者可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满怀骄傲和自豪地通过自己的优异成绩获得荣誉、资源与信任,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为什么就只能充当中国社会传统的小媳妇,只能埋头拼命做家务但不能上桌吃饭呐?

我要声明我不是阴谋论信奉者,但我真觉得一律使报道中国敏感新闻的记者匿名化、使敏感新闻的当事者、被采访者匿名化似乎是中国当局瓦解和摧毁独立新闻的公信力、将独立新闻边缘化的一个阴谋。或者,中国当局根本就不是在耍阴谋,而是耍阳谋,它就是要炫耀性地向世人宣示:你胆敢公开说我不爱听的话,你胆敢报道我不喜欢的新闻,我就要收拾你,看看到底谁是老大。

我认为这应当是讨论“白纸抗议”和抗议报道时优先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经验也告诉我,其他人也会有他们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优先考虑,我的优先没有天然的知识或道德优势可以压倒他人的优先;我对他人提出严厉的批评,他人也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

我愿意倾听批评尤其是严厉的批评,也喜欢讨论,辩论。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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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轻海峡喜歡細讀文學作品,鑽研文學翻譯,也喜歡把社會與政治當作文學作品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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