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對中文「提供」的「現代」「解決」「經驗」

何補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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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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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文曾經從日文中借用大量的詞彙。數量之多絕對超過你的想像。

台灣當過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地,這是大清帝國敗於日本之手的割讓。五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台灣文化難免深受日本影響。某些褊激人士常指此為「日帝的遺毒」云云。

但若說日本傳來的東西便是所謂的「遺毒」,那麼近代中國喝下這種「毒素」的數量,恐怕多的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相信。

中國著名作家阿城有一本很有趣的小書叫《閒話閒說》,裡面有一小篇提到了現代中文的外來語,其試舉之例即有:「一元論、人道、人格、人生觀、反映、原理、原則、典型、肯定、特別、直覺、自由、立場、民族、自然、作用、判斷、局限、系統、表現、批評、制約、宗教、抽象、政策、美學、客觀、思想、背景、相對、流行、條件、現代、現實、理性、假設、進化、教育、提供、極端、意志、意識、經驗、解決、概念、認為、說明、論文、調節、緊張」等等,以上諸詞均是於清末民初,由中國的知識份子向日文的漢字借到中文的白話文裡來使用,如果說把這些「日本經驗」完全剔除在現代中文之外,中國的白話文還說的出口嗎? 連本文的標題都用上了四個來自日本的「外來語」!

又如「index」這個英文,原本中文有譯作「引得」者,音義俱似,但後來仍然採用日文的「索引」一詞來代替,足見日文對於現代中文影響之鉅。

據傳清末名臣兩江總督張之洞最討厭幕僚在公文上使用日本漢字用語,每見之輒以紅筆勾出,批曰:「此乃日本名詞。」後來有人跟他說,連「名詞」這個詞兒也是日文裡的漢字,並非中文固有。張之洞無奈之下,只好將批語改成:「此乃日本土話。」 這是張之洞當年的煩惱,而今日身為中文使用者的我們已不覺得有任何困擾,因為這些日文中的漢字已經實實在在的變成現代中文裡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用法,日本人自己反而不用了。比方說,今日古典音樂常用名詞如「交響曲」、「協奏曲」等等,原本也是出自日本人的翻譯,中文再抄用過來。但現代的日本人反而少用漢字譯名,而愛用假名去音譯外來語,像是將協奏曲(Concerto)稱為「コンチェルト」。

此外,有關日文法政類專業的學術文章,常夾帶大量的漢字。當年求學時,日文程度實在不佳,但只要掌握了日文字尾肯定、否定的文法變化,偶而「望文生義」一番,竟也可以猜出大致上的意思。雖然發音唸不出來,但閱讀起來反而比漢字較少的一般日文文章輕鬆一點。

我以前一直以為這是「傳統中文的優勢」,現在才知道,這其實是因為近代中國學術借用了大量日文漢字的結果。我自以為讀的是中文,但其實那原本是日文,是當年日本人為西洋學術所選用的漢字譯名;我們抄過來用,也指涉相同的定義。

英文裡的「freedom」與「liberty」是兩個意義有別的字,日本人當年不知何故,全部都譯作「自由」。而中國人原文照抄的結果,讓我們至今難以判斷翻譯文章裡的「自由」二字,到底是指「freedom」或是「liberty」。

其實,清末大學者嚴復曾經提供不同譯名,稱freedom為「自由」;稱liberty為「自繇」。可惜並沒有流行。中文最終還是跟著日文走了。

又「社會」一詞,在宋朝就出現:「鄉民為社會」一說,「社」指的是土地公,「會」是聚會的意思。一八五七年,日本人福地櫻癡譯society一詞為「社會」。sociology是研究society的學科,嚴復亦有一譯,曰「群學」。不過,如果sociology譯作「群學」,難道society要稱之為「群」一個字嗎?這也太怪了。可見嚴復的譯功尚不及日本人想的周全,最終大家還是棄「群學」而取「社會學」。

說到底,「自由」於中國古文亦本有其例,如成語「自由自在」;又如《大宋宣和遺事.亨集》:「適間聽諫議表章,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初刻拍案驚奇》卷四:「因是父母在,不敢自由。」其所謂「自由」,乃是「由自己決定」的意思。雖與今日的「自由」意思相近,但大抵是一種描述,而不當成一個名詞或一個觀念在使用。

以史為鑑,當知興替。日文中的漢字本來就抄自中國,他們至今並不引以為恥,反而以多識漢字為榮。而近代中文詞彙大量抄用日本漢字,乃是日本人在西化運動上先走一步的結果,風水輪流轉,本也是良性的文化交流。若不生分別之心,心寬天地開,境界自然宏大;然若是淪為意識型態的奴隸,甘作一名「史盲」,那麼離自取其辱之懸崖,當也不遠了。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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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補齋竊思平生所學,何補於國計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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