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平庸不好吗？

吉米·利肯/文

王立秋/译

译自Jimmy Licon, “Is Moral Mediocrity Bad?”, The Prindle Post, https://www.prindlepost.org/2020/11/is-moral-mediocrity-bad/。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因为我们应该这么做呢，还是因为我们要和别人保持一致？无疑，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部分地关乎道德：我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使为了防止别人被传染。但这不是全部的理由。道德心理学是支持这点的，即：确实，我们在道德上是平庸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在道德上与周围的人保持差不多的水平，不要太糟，也不要太好。这就意味着，对我们的行为来说，道德的理由的解释力，不如我们想要相信的那么大。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商店里偷糖吃，不仅仅是因为偷东西是不对的；我们也有实践的理由：买糖更容易，和警察打交道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被抓到会令人尴尬，等等。

来自心理学的经验证据充分表明，我们是在别人做了什么的基础上，调整我们的行为的。举几个例子：人们更可能减少家庭用电量，如果公示的数据表明，他们用的电比邻居多的话。人们在像扔垃圾、说谎、纳税、和自杀那样的许多实践上服从朋辈的压力。道德平庸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作为一个社会的物种，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做了什么，还有我们是怎样看待其他人的。为了生存，我们要靠与他人合作，如此，如果我们要让他们和我们合作的话，那么，他们怎么看我们，就很重要了。

道德平庸不好吗？不算特别坏；但也说不上好。如果我们的朋辈在道德上很糟糕的话，那么，道德平庸就可能不好。以和纳粹一样好或坏为目标，显然不好；我们应该想比纳粹好很多才对。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也有不那么极端的案例：我们先前回顾的社会学的证据也表明，如果我们的朋辈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离的话，我们也更可能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离。不过，道德平庸也可以是好的：一个正义的、每个人都因为别人是正义的而行正义之事的社会，是一个值得在里面生活的好社会。在正义的社会中，公民是好父母、好祖父母，他们会服从正义的规范与法则，有债必偿，不会欺骗或盗窃，只有在必要时才会用暴力来保护自己和无辜者。公民的道德平庸本身不好；但这样的社会是好的。和许多事物一样，道德平庸是一个有好有坏的大杂烩。

不过，最好的道德主体不只道德地行动；他们也为道德的理由而行动。假设奥马尔喝醉了，一时兴起，把钱包里的钱给了萨利。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奥马尔刚好欠萨利那么多的钱。但奥马尔把钱给萨利不是因为他欠她钱；而是因为他喝醉了，一时冲动；如果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别人，他也会把钱给那个人。在这里，奥马尔的行动，不是正义的理由、而是环境驱动的。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奥马尔做的是好事。但只有在好的行为出于义务，而不仅仅是别的东西的副产物的时候，人才应该领受那个行为的功劳。当我们为道德的理由而行动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动机根源于道德义务；我们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好，而不是碰巧做了好事。康德解释过出于义务（而不仅仅是根据义务）行动的重要性：

“有一些人的灵魂是如此地富有同情心，以至于甚至在没有任何其他虚荣或功利的动机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在周围传播快乐中获得内在的满足，并能够在他人的满足——只要这个满足是他们的行为的结果——中获得快乐。但我要申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无论多么地符合义务、无论多么地可爱，都没有真正的道德价值，都和人的其他自然倾向没什么两样。”

证明我们道德平庸的证据表明，我们不像我们经常认为的那样，受得起我们为道德上好的行为领受的功劳。我们只是前人成就的道德进步的受益者而已；比如说，我们之所以认为奴隶制不对，与其说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体的道德主体有什么深刻的道德洞见和勇气，不如说更多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这表明，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道德遗产，而不是（一直满足于）搭前人的道德胜利的便车。

最后我们还应该澄清这点，即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应成为贬低选择和自由意志在塑造我们所是的那种道德主体上起到的作用。不过，我们经常会倾向于过度强调能动性在塑造道德的性格与选择上的作用，而贬低我们的朋辈和环境起到的作用。强调我们的道德平庸倾向，意在纠正这种片面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