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理解当前欧美战略大调整的关键

 “受害人”观念是理解当前欧美后冷战战略大调整的关键 。这一概念长期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直到2016年，在欧美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中，才开始主题性地进入学者的视野。

“受害人”观念来自“边缘人”。“边缘人”历来是西方社会学的关注焦点，这源于基督教传统，在《圣经》之《马太福音》25章，描述末日审判的场景中：

25: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25: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25:33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25: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25: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25:36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25:37	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25:38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25:39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25: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25: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25: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25: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25: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如此一来，基督徒衡量自己是永刑还是永生的标准，就可简化成对待“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的态度上。毫无疑问，“我这弟兄”也是基督的信徒。其实，圣经中“民”的概念，自摩西五书，就具有着“上帝的选民”的内涵，并非指所有的人。也就是说，耶稣要求信众帮助信众中间最边缘的人。

此后，帮助边缘人，成为基督教的传统，社会学兴起以后，研究边缘人，成为社会学的任务之一。例如，针对妓女、吸毒者、同性恋的研究，不会像在中国那样被理解成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怪癖，而是如末日审判中走向“永生”的途径，是最受尊重的显学之一。这个道理不难理解：造成社会边缘人困境的症结找到了，他们的状况改善了，社会自然就会变得更好。

反之，如果不解决边缘人的问题，错就在“你们”，“边缘人”就变成了“受害人”，而“你们”就要往永刑里去。

很明显，最初的时候，“你们”指的是耶稣的信徒。这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中是很清楚的：

10:14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可见，受害人，最初与非基督徒没有关系。后来耶稣的门徒创立教会，把道传给外邦人，受害人与犹太人脱离关系，却仍然限于教会之内。尽管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关于受害人概念的根本分歧就已经埋下，但长期没有成为突出问题。

冷战之后，西方社会呈现一派乐观气氛，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胜利，西方价值就此成为普世价值，将逐步在全世界传播与实现。

一方面，西方普世价值是唯一基于“个体”的价值体系，是唯一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在所有前现代社会中，“个体”都是不名誉的，都使人联想到“自私”、“自利”等贬义词，“集体”才是名誉的、神圣的，“大公无私”是所有未开化文明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对“个体”的关注，使得“受害人模式”成为西方价值观全球传播过程中的基本思维模式。

在西方的乐观派看来，尚未达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国家中的人民，都是受害人。不管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等等的受害人，还是人权、女权、公民权等等的受害人，总之，都是受害人。

在传统中，帮助边缘人，事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存在受害人，几乎就是自己该下地狱的证据。在今天，即使世俗化的人们不再信奉基督教，这种观念也早已内化成西方人的固有习性。在西方社会，文明标准的提高，尤其是现代文明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使得西方社会“受害人”大大减少的同时，放眼世界，在西方人看来，却到处都是“受害人”。

冷战结束二十多年间来，西方国家对内以“受害人”思维模式提高文明标准，对外同样以“受害人”的思维模式看待全球秩序、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发动战争或颠覆行动。但是，这种思维模式最终在欧洲难民潮中暴露出了它的两难之处。

欧洲难民潮的井喷式爆发，始于一张新闻照片。2015年9月2日凌晨，一名来自叙利亚的三岁儿童在试图登陆希腊的途中溺水身亡。儿童的尸体被冲上岸，伏尸海滩的照片被全球媒体竞相转载，其强大的冲击力震撼了全世界，这个无可辩驳的“受害人”形象迅速融化了欧盟的边境。9月5日，德国政府决定开放边境，无限制接受难民。随即引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包括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持续至今。

这一危机给了所有人机会反思“受害人”模式的不足之处。首先，最初耶稣在末日审判中，是以“我”为参照的：“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离开了耶稣，就不再存在“我这弟兄”，也就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并不在边缘人的行列，也与受害人无缘。其次，冷战的胜利，被认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胜利，只有“普世”了之后，所有非西方人才可能成了“受害人”。第三，在现代文明的世俗化过程中，信耶稣的人转变成了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才是符合逻辑的“受害人”。

问题不在价值本身是否普世，是否有争议，而在于推广这种价值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替他人设计的方法，主动把别人看做“我们”的一员，使之成为“受害人”。第二种方法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由他自己决定。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每个人自由地选择、自愿地行动时，习俗永远是他的首选，只有在习俗无法解决他的困惑、焦虑时，才向外求索，只有这个时候，作为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西方价值才作为一个选项进入到他的视野。只有这样的过程，才是自由的，才是现代价值所嘉许的。换句话说，西方文明只有把自己的价值作为一种意见提供给世界，而非真理强加给世界的时候，才不会导致自我否定。

事实上，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主义已经为当前的困境提供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出路：救赎预定论。这种信念认为人能不能获得上帝拯救，是早已预定好了的，个人无法改变也无法获知，任何出于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获救与否只取决于上帝，不取决于人。人可以指望的，只是努力寻找自己获救的证据。虔诚的信仰，良好的行为都可能成为自己获救的证据。与中世纪教会由神职人员判断一个人是否获救不同，加尔文主义巧妙地将其转为个人诚惶诚恐地判断与猜测，渗透进个人一生的言行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自己获救证据、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寻求中反省行为，只有通过自己永无止境的努力，才可能获得更多的证据。

在早期，加尔文主义塑造了美国精神，也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一种要求每个人参与建构的信念，是迄今为止，由个体构建“我们”这种群体模式的最强固的方法。

西方世界正在经历冷战后的战略大调整，无论短期内的政治如何起伏，要想走出困境，迟早都只能回到加尔文主义提供的精神源泉上来，即由每个当事人自己来参与。没有当事人价值的认同，就不可能构建出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我们”，也就不会再有后来通过共同价值推导出的“受害人”。

2017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