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電影《亞當之子》：被撕裂的上帝

不同的宗教都有靈修的傳統，路徑不一；而一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興起學習冥想之類的方法，尋求心靈的平安，也類近靈修。對很多人來説，靈修跟讀書一樣，最好有一個清靜的房間，讓人專注地讓心靈沉澱，與至高者聯繫。但這裡想説的卻是：受苦的身體在鬧市的邊緣，如何談得上靈修？

《亞當之子》是一齣有關西安露宿者的紀錄片，導演陳長清用了數年時間,在街頭抬著攝錄機，跟那些在路邊捱餓受冷的露宿者們相處。有路人關心起來，對著鏡頭嘆道「朱門洒肉臭，路有凍死骨」。電影沒有觸及政府有否相關的責任與角色，但拍下了當地教會對露宿者的惠慈工作。電影的「主人公」王歡既是露宿者，也是教會義工，跟教友給其他露宿者添衣送飯。

黑白高反差畫面所呈現的，並非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王歡信了耶穌，在物質上稍得接濟，但教會並不能給他一個安穩的居所。這個十多歲的少年，並無以一種「福音節目」中常見的正面姿態「講見證」，反而顯露出其掙扎和軟弱。

影片甫開始便是王歡剛從警察局走出來，流淚懺悔的情景。他因偷竊而被捕了，以身上所有的錢財保釋自己，猶幸在嚴寒中有其他露宿者替他找地方過夜。顯然信仰並沒有令他馬上脫離罪惡，也沒有擺脫貧困。導演陳長清有意擺脫那類「關顧貧窮」電視節目的形式，沒有像新聞記者那樣把主人翁流落街頭的來龍去脈講清楚，更抗拒放大低下層的光輝一面來「感動中國」。或許在一個專制和腐敗的政權治下，他無法講清楚－－又或者講清楚也沒有用。

其實還要再現些甚麼呢？無數的露宿者窩在街頭，天天翻垃圾筒找尋可變賣的物資或剩餘的食物，難道還有誰要看電影才知道嗎？於是陳長清乾脆反其道而行；他不要「揭秘」，反而把電影的敍事剪得支離破碎，沒頭沒尾，甚至前後矛盾。那麼電影便能以破碎之意象來呼應露宿者們破碎的身、心、靈，以及一個撕裂的社會、人們分裂的人格。

起初王歡說自己從小便沒有了父母；後來卻有一個像是他「父親」的人物出現；再後來，王歡邊哭邊走，激動地說讓「他」打死自己也不怕，只是還牽掛著「母親」……那個「他」是其父親嗎？但「他」手腳傷殘，怎樣有能力虐打十七歲的少年呢？

陳長清沒有清楚地梳理這些前後不一致的細節，故意把敍事碎片中的縫隙暴露出來。裂痕從外部的人生經歷蔓延至個人內心的深處。因為極度的貧窮，基督徒王歡仍是一個賊，電影那粗糙的黑白畫面令人想起意大利導演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的新寫實主義經典《單車失竊記》(偷自行車的人)：戲中的父親單車被偷了，失去了工作，在困窘之中唯有偷別人的單車，卻失手被擒。他們都是典型的「被罪者」，也令人想起保羅說的「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馬書7：18)的困境。

不過陳長清對於這種「人的分裂」並不只是悲憫，也有反諷：前文提及那位控訴貧富懸殊的路人，激動之時一度說要把外衣脫下來給露宿者，但他並無實行出來。另一方面，教會的幫助也是有限的；例如一位常常跟王歡一起派發物資的信徒，也有顯出「單顧自己的事」的時候，並無法完全滿足王歡和其他露宿者身心靈的需要。

誠然，天國在天上，信徒卻祈願「在地若天」，這是教會所面對的最大悖論。教會的工作始終無法代替上帝的救恩，信徒也只是蒙恩的罪人。王歡依然痛苦，但信仰給他的改變，不在於得到了很多而擺脫貧困，而是給他付出的機會，有力服務其他受苦者。

耶穌曾對門徒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 : 35–36；40)

甚麼？探監？上帝被困在獄中？比喻中，耶穌並無把坐牢的原因限定於「為義受逼迫」的狀況。無衣無食的窮人和失去自由的犯人被歸為一類，就是「作在他身上就如作在主身上」的一類。

道成肉身，神成了人；基督不但取了窮人的樣式，更取了犯人的樣式，以無罪之身為所有人的罪代贖，這本身也是一種撕裂的樣態。你可以說得救的王歡仍然活在苦罪之中，也可以說神藉著他讓其他苦罪中人蒙恩。與其說苦罪中人進入教會，不如說是基督的身體流落街頭，捱餓受凍。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是撕裂的身體，如無酵餅被擘開，「為你們捨的」。

《亞當之子》的意象、敍事、人物皆呈裂開之勢，猶如被剖開的祭牲。通常靈修講求的是專注，但流落街頭的人連安靜睡眠的空間也缺乏，尋求「專心默想」可謂奢侈。王歡一次又一次在街上流淚禱告唱詩，呼求神赦免他的罪時，其境況跟「心中有兩個律」的使徒保羅是同樣的撕裂。若然世界和人的生存狀態根本是裂開的話，人會否也可能在那些隙縫中與神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