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样学样地写下封城笔记·题外话（一）：不给说法不代表没人记得

（一）

​《左传》里有句话，叫“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大致意思是：国君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下来，（如果）记录了不合法度的事情，后人怎么看呢？

古代的帝王从道理上来讲是不能干预史官的工作的。因此，历代皇帝，知道的“君举必书”道理，对历史多少还有点敬畏心。风发意气如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后，还提心吊胆地问监管国史的褚遂良：“你怎么写的我，能给我看看不？”老褚没和他客气：“该怎么写怎么写，没听说过还要给你看呢！”于是太宗作罢。后来在太宗朝，褚遂良官至太宰。（注：《资治通鉴·唐纪十二》：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新中国成立后，和老大哥学了一招，推翻了之前“君举必书”的原则。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组织要要定性，要给结论。由此一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一个相应的“官方说法”。说白了就是：一个事件是对是错，在这里面谁干了什么，该发小红花的发小红花，该打板子的打板子。

有了法定的官方参与程序，这下官史的压力就大了。动辄成千上万条人命相关，无数双眼睛盯着每一个字，讨要和自己相关的说法。毕竟，《资质通鉴》同一篇章中还有关键一句——褚遂良回答完之后，同为史官的刘洎神补刀：“就算官家不记录，天下人可都记着呢！”（“纵使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 

（二）

中心医院又一位大夫走了，第三个了。谁能料到，一个太婆来看青光眼的门诊，就一下带走两名眼科专家。其中一位是年轻的、被全球华夏儿女许以网络国葬的吹哨人，另一位是“火爆”的眼科主任梅仲明先生、退休在即的武汉市“光明特使”。（我发誓，我无意谴责这位太婆，她一定也需要救治；我希望她已得到应有的看护，并早日痊愈。）

武汉市中心医院，以前的市二医院。其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创办于1880年，140年来，救死扶伤无算。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离华南海鲜市场仅2.5公里，4分钟的车程。新冠已降，中心医院是直面首批患者的第一战场。鏖战之下，中心医院200多名职工感染，其中3个副院长中招；多个科室主任正被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带着呼吸机；多个一线护士在生死之间反复穿行；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20多名医护……这个说法摘自方方2020年3月3日封城日记，同时也被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侧面印证了：“230多名医护确诊，有科室边战斗边倒下边补充”（《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2月17日：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亲历者被感染始末）。 他们的战友，中心医院的蔡毅医生在朋友圈里写道：“一个、两个，他妈的第三个了！当我写文送别我的兄弟，一位接着一位，我的心已经痛到麻木了。第一位，我愤怒，不安！第二位，我伤心，害怕。第三位，麻了，我彻底的，麻了！……泪水擦干了，哭尽了，再只剩血了。”……

（三）

这段血泪呜咽的历史，会如何体现在官家的“结论”中？不知道。又有听闻，说武汉要建新冠纪念馆，但请执掌之人秉笔直书。除此之外，又是谁在疫情传播初期掩盖了医护感染的事实？是谁指示把八勇士捉去训诫，留下“能”“明白”三个字？又是谁，在十二月中到一月中前后的二三十天里，隐瞒了医护裸奔、重症爆满、焚炉不堪重负的事实？这些说法，希望能在纪念馆里有一席之地。

诚然，官史可以按着官家的意思来写，没关系嘛，还有野史。野史可以404，还可以口述。于是，就有人暗戳戳地就叫你去写“能”和“明白”。可是，即便“能”了、“明白”了，难道就没人记得了？难道真还能像电影《黑衣人》里一样，掏个铁棍棍儿出来按个钮就把人的记忆抹杀了？

调查组来了一个月了，该给说法了。如果有结论，还是许个现世报吧。是谁的锅，别藏着掖着。飞锅大赛也看了一个月了，正方反方纷纷上场，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飞锅大赛不好看，锅飞久了，终无了局,人心都凉了。

我们也都知道，不给说法，也未必会有多少人大张旗鼓地讨要。可不讨要，不代表不记得——当事人、亲朋后辈、所有经历过、听闻过的人。今天逝去的生命没有说法，记下来的，你说会是什么呢？

至于高喊“学会放下，才能拥有新的幸福”的人，我另起一篇再来骂你们。

                                                                                                        （2020年3月4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