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体化为名的国家暴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新生苏维埃政权出现了城市的粮食短缺问题。尽管快速工业化对农民利益的伤害才是粮价失衡的真实原因,但鼓吹“社会主义优越论”的斯大林政权将工业化视为其政绩最好的宣传,自然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刺激政策。于是,斯大林决定以“集体农庄”为跳板,高调介入农业生产,一劳永逸地解决"富农罢工”(多么讽刺的称呼)的问题。
地方上的农民可以选择是否加入集体农庄。很快,农民们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愿情况下(我对此深有体会),他们的家畜、土地、生产工具被悉数充公,一针一线都被“国家代理人”(地痞流氓)肆意掠夺。“富农”的情况更糟糕——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国家需要一批肉眼可见的敌人充当靶子。那些人口兴旺、拥有专业技能的农业大家族首当其冲。“积极分子”们一边冲进“富农”的家中打砸抢烧,一边召开村民会议,鼓励人们互相检举揭发,哪怕是几年前的一桩小事也可能被无限追究。在此期间,“积极分子”事实上超越了法律,享受着皇帝般的特权,甚至失手杀人也无需担责。而“富农”(包括妇女儿童)则被驱逐出村庄,强制流放至当局划分的“特殊定居地”。
自此以后,村庄中最勤劳、最有能力的家族被驱逐,传统的教堂和圣像被毁坏,农民的生产热情遭到严重打击,而不懂生产、空有意识形态狂热的革命小将则掌控了农村的话语权,后果可想而知:仅仅数年后,由干旱引发的大饥荒造成了历史罕见(中国不遑多让)的人道灾难。即使已过去近百年之久,这场灾难仍在诉说着什么——而我们只能以沉默回应。
拓展阅读:《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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