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体化为名的国家暴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新生苏维埃政权出现了城市的粮食短缺问题。尽管快速工业化对农民利益的伤害才是粮价失衡的真实原因，但鼓吹“社会主义优越论”的斯大林政权将工业化视为其政绩最好的宣传，自然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刺激政策。于是，斯大林决定以“集体农庄”为跳板，高调介入农业生产，一劳永逸地解决"富农罢工”（多么讽刺的称呼）的问题。

地方上的农民可以选择是否加入集体农庄。很快，农民们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愿情况下（我对此深有体会），他们的家畜、土地、生产工具被悉数充公，一针一线都被“国家代理人”（地痞流氓）肆意掠夺。“富农”的情况更糟糕——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国家需要一批肉眼可见的敌人充当靶子。那些人口兴旺、拥有专业技能的农业大家族首当其冲。“积极分子”们一边冲进“富农”的家中打砸抢烧，一边召开村民会议，鼓励人们互相检举揭发，哪怕是几年前的一桩小事也可能被无限追究。在此期间，“积极分子”事实上超越了法律，享受着皇帝般的特权，甚至失手杀人也无需担责。而“富农”（包括妇女儿童）则被驱逐出村庄，强制流放至当局划分的“特殊定居地”。

自此以后，村庄中最勤劳、最有能力的家族被驱逐，传统的教堂和圣像被毁坏，农民的生产热情遭到严重打击，而不懂生产、空有意识形态狂热的革命小将则掌控了农村的话语权，后果可想而知：仅仅数年后，由干旱引发的大饥荒造成了历史罕见（中国不遑多让）的人道灾难。即使已过去近百年之久，这场灾难仍在诉说着什么——而我们只能以沉默回应。

拓展阅读：《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