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2章：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他躺在列寧格勒郊外泥濘的戰場上，身體和雙腿被納粹的機槍掃射得血肉模糊。天又黑又冷，他很害怕。他是個農村孩子，小時候體弱多病，母親等了兩年才為他辦理出生登記。現在他18歲了，是波羅的海海軍陸戰隊第6旅的一名中尉，他快不行了。他唯一生還的機會是蘇聯海軍陸戰隊的傳統：不能把任何人留在戰場上，傷患不行，死人也不行。傳統救了他。雅科夫列夫的5名戰友沖上戰場營救他。前四人中彈犧牲。第五個人把雅科夫列夫抱起來就跑。他們成功了。雅科夫列夫拄著拐杖回到雅羅斯拉夫爾郊外的村子。他的母親對兒子的狀況驚恐萬分，他覺得自己辜負了母親。家裡還有3個妹妹要養活，而國家已成為一片廢墟。他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半個世紀後，雅科夫列夫成為戈巴契夫最親密的顧問和改革思想的奠基人，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向一群學生講述了他這個在戰爭中負傷的青年退伍軍人是如何成為共產黨人的。他曾就讀於一所師範學院，夢想成為一名教師。不過他在1944年也成為了一名黨員。由於數百萬共產黨積極分子已經陣亡或仍在戰鬥中，當地的大佬們爭先恐後地培養年輕的共產黨員，以充實隊伍。他們敦促雅科夫列夫從事政治工作，退出學術界。“幾年後，高等黨校開始招生，”雅科夫列夫對聽眾說。“我應邀參加了地區黨委的面試。我不知道他們想要我做什麼。在那個年代，所有事情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要求我參加考試，我通過了，成為高等黨校的一名學員。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1990年2月，對於莫斯科的自由派學生而言，雅科夫列夫幾乎是政治局中唯一值得信任的人物——包括戈巴契夫。在他們看來，共產黨是個死胡同。沒有人再參加過時的黨史考試了；那些專門研究黨史的人，則像研究食人族和食火族生活的人類學家一樣，對之興致索然、無動於衷。在大學樓下面的大廳裡，學生們把列寧和史達林最臭名昭著的名言釘在牆上；他們成立了俱樂部，以紀念甲殼蟲樂隊、鐵娘子樂隊、被禁的俄羅斯作家和美國棒球隊。但他們還年輕，仍然想知道經歷一場噩夢是什麼感覺。

雅科夫列夫告訴學生們，他是那一代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和戰友們在戰場上衝鋒陷陣，高喊：“為了史達林，為了祖國！”他們相信黨許諾的“光明的未來”。在雅科夫列夫成長的小村莊柯洛廖沃，沒有人能夠理解國家正在經歷的巨大悲劇。1920年代，當雅科夫列夫的一位曾祖父被趕出自己的土地並被驅逐出境時，沒有人明白，這是一場規模更大的集體化運動的一部分，數百萬人將在這場運動中喪生。當時報紙很少，能找到的報紙也全是謊言。該地區的許多人，包括雅科夫列夫的母親，都是文盲；他的父親在俄羅斯東正教學校念過四年書，而他的母親則根本沒有上過學。只是由於一次仁慈和忠誠的意外，雅科夫列夫的父親才沒有消失在清洗的絞肉機中。

“我們地區的軍事委員會由一個叫諾維科夫的人領導。原來，在內戰期間，他是我父親所在排的排長。他是一個非凡的人。我記得他是如何騎著高頭大馬穿過我們村莊，與所有的孩子和應徵入伍者交談的。他是我們唯一認識的地方領導。有一天，他用馬鞭柄敲我家窗戶。父親不在家，諾維科夫對我母親說：‘告訴他，他應該去參加會議，會議至少要持續3天，聽清楚了。我待會再來。’

“媽媽不明白什麼意思。當她告訴父親時，父親追問了她好幾遍——特別是最後那句‘我待會再來'。父親用袋子裝了一些東西，然去鄰近的一個地區，母親的姐姐拉婭那裡——‘去參加會議’。他告訴媽媽可以找到他的地方，以防萬一。媽媽是個沉默寡言的農婦。

“當天晚上，有人敲門，問我父親在哪裡。媽媽說：‘他去開會了。’

“‘什麼會議？’

“‘我不知道，’她說。‘他沒說。’

“那些人走了。第二天晚上他們又再來……3天后，諾維科夫出現了。這就是袍澤之情的含義。並非一切都是沒有人道的。然後，諾維科夫告訴媽媽，是時候告訴她丈夫回家了。‘會議’已經結束！媽媽讓我去接他。”

多年後，雅科夫列夫才明白，當地黨委可能接到一項“任務”：要在多少天內殺死多少人。找不到尼古拉·雅科夫列夫，他們就找別人。

1956年，雅科夫列夫住在莫斯科，在中央委員會總部工作。作為一名年輕的教官——實際上是這棟大樓裡最年輕的——他收到了一份“觀察員”邀請函，參加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他坐在看臺上，聆聽了赫魯雪夫破天荒地發表關於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報告。當赫魯雪夫描述黨和軍隊的清洗時，代表們陷入了震驚之中。同謀者無地自容，無知者目瞪口呆。“現場一片死一般的寂靜，”雅科夫列夫回憶道。“人們不敢互相對視。我記得當時我坐在看臺上，從那裡你只能聽到一個詞，同一個詞，一個接一個：‘是的'。你只能聽到這個詞：‘是的’。沒有人交頭接耳。所有人都在搖頭。我們聽到的東西並沒有立即被吸收。這很難，非常難。對於我們這些還沒有被憤世嫉俗變得鐵石心腸、仍然充滿理想卻不知道真相的人來說，尤其困難。”

雅科夫列夫告訴我，赫魯雪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做出了英雄般的行為。但悲劇在於，“他永遠無法向民主化邁出下一步……他本能地意識到必須向前推進，但他深陷過去的泥潭，無法自拔。當他年老時，他在回憶錄中後悔自己沒有繼續前進。但回憶錄無法彌補一個人的一生。”

30歲出頭時，雅科夫列夫已成為中央委員會科學文化部的副部長，在這裡，他開始領教黨組織“那股殘酷的力量”。他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浪漫主義者，是列寧主義和新解凍的信徒。但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最奧威爾式的世界，一個充滿暗中低語的威脅、偷偷摸摸的行徑、秘而不宣的特權和黑色喜劇的世界。在一次會議上，一位部門主管指責某人管理畜牧業的方式是“托洛茨基主義”。雅科夫列夫也曾遭受過黨內生活中的“瑣碎殘暴”。“比如，我曾因評論一部自己從未看過的電影而獲獎。”他回憶起雅羅斯拉夫爾黨組織發生的一件事，說。“當時‘中央’下令，要求所有報紙發表對電影《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評論。他們打電話給編輯，說影評必須刊登在第二天的報紙上。這部影片還沒有在我們地區上映，也沒有人看過。我們打電話給當地的電影發行商，結果發現他有一份演員名單和劇情簡介。我據此寫了文章。我在其他影片中認識一些演員，我可以說他們如何“深刻地詮釋了自己的角色”之類的話。不用說，好評如潮。”

1985年之前，雅科夫列夫的職業生涯可謂學者和官員並駕齊驅。在獲得歷史和哲學的高等學位後，党認為他忠誠可靠，派他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一年。雅科夫列夫在紐約的同學對他的印象是：教條主義、自尊心強，但對知識充滿了好奇。他遊歷了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撰寫了一篇關於羅斯福新政的論文，後來他將之視為改革的靈感源泉。雅科夫列夫很享受這段經歷，但美國人對蘇聯的無知也困擾了他多年。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他愛給人們講一個故事：一個紐約人問他，是不是所有的俄羅斯人都頭上長角。

勃列日涅夫上臺後，雅科夫列夫回到莫斯科的工作發生了奇妙的變化。他在黨的宣傳部門——負責電視和報刊——受到高度重視，但人們越來越認為他不太可靠。1966年，當作家安德列·辛雅夫斯基和尤利·丹尼爾被捕時，勃列日涅夫的“灰衣主教”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要求雅科夫列夫負責審判的“宣傳方面”工作。辛雅夫斯基和丹尼爾事件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第一次重大審判，雅科夫列夫對此深惡痛絕，並想方設法保持距離。他並沒有反叛的念頭。他太看重自己的事業和舒適的生活了。但雅科夫列夫確實告訴蘇斯洛夫，審判應該由其他部門來處理。“我說我不夠‘瞭解情況’，不能參與進來。”雅科夫列夫告訴我。“我不認為這是最有骨氣的勇敢。”在那之後，他還為薩哈羅夫和列夫·科佩列夫等持不同政見者做了類似微妙的“辯護”，雅科夫列夫說：“勃列日涅夫領導層對我極不信任”，任命了另一位元代理負責人接替他部門主管的職位。

20世紀70年代，雅科夫列夫甚至幫助庇護俄羅斯南部一位年輕的共產黨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後者在收穫季節雇傭學生大隊進行試驗。“他組織這些大隊並支付報酬，而這在意識形態上被認為是不健康的。”雅科夫列夫說。“他顯然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傢伙，我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政論家，雅科夫列夫寫過一些宣傳專著和書籍，主要是抹黑謾駡美國“帝國主義“和“帝國意識形態”的。他甚至還編輯了一卷《五角大樓檔》。這些工作都得到了中央委員會的高度讚賞。但雅科夫列夫寫了一篇長文，旗幟鮮明地反對俄羅斯民族主義，從而徹底結束他作為黨的宣傳員生涯。1972年11月，《文學》週刊用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這篇題為《反對反歷史主義》的文章。雅科夫列夫猛烈批評強硬的民族主義者，稱他們為“崇拜宗法制的農民”，將革命前的歷史浪漫化。這篇文章尤其針對《青年近衛軍》雜誌的作者，他們認為黨內外西方知識份子的崛起對俄羅斯“民族精神”構成了嚴重威脅。雅科夫列夫用列寧主義的程式化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抨擊這些作家的“超階級和超社會的做法”，但他也含蓄地為“智性主義”辯護，該詞被理解為超出官方教條界限的思維方式。

勃列日涅夫及其意識形態衛道士極端厭惡這篇文章。現在，雅科夫列夫終於看清，他在中央委員會機構中再無容身之地。為了躲避上面的懲罰，他自己編造了一個理由。他要求從事外交工作，最好是在一個講英語的國家。幾小時內，事情就辦妥了。雅科夫列夫被派往加拿大，在那裡他一待就是十年，既是大使，也是流亡者。

在渥太華大使館，雅科夫列夫提高了自己的英語水準，並沉浸在周圍的書籍、文章和流行文化中。他定期會見加拿大官員、外交官和知識份子。他繼續寫作。“加拿大太棒了。讓我走上另一條道路，”雅科夫列夫告訴我。也是在加拿大，雅科夫列夫與戈巴契夫建立了關係。1983年5月，戈巴契夫擔任中央政治局領導。他來到加拿大，與雅科夫列夫一起乘坐一架老式的康維爾螺旋槳飛機穿越整個國家，從尼亞加拉大瀑布到卡爾加里。他們拜訪了農民和商人，但最最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會談。根據兩人的說法，他們花了無數小時討論蘇聯即將面臨的災難，經濟體系核心的腐朽，新聞界、文化界和科學界閉目塞聽、裹足不前。“最重要的共識是，”雅科夫列夫告訴我，“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我們開誠佈公地談論了一切，我很清楚，這是一種新型的領導者。這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是一次激動人心的經歷。”

雅科夫列夫想返回莫斯科，而戈巴契夫有能力實現他的願望。不到一個月，雅科夫列夫就成為莫斯科最負盛名、思想最自由的智庫之一——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所長。

對於試圖弄清戈巴契夫在1985年3月掌權前後身邊團隊思想的西方蘇聯學者來說，雅科夫列夫是個迷一般的人物。冷戰分子只消看一眼雅科夫列夫在雷根時代早期的著作《臨淵履薄》，就認定他是一個強硬派，一個在不久的將來對緩和蘇美關係毫無建樹的人物。學者們試圖在戈巴契夫新團隊中尋找靈活性，卻在雅科夫列夫的著作中一無所獲。《臨淵履薄》讀起來就像20年前青年斯巴達克斯聯盟在大學校園裡散發的那種小冊子。以一種繼承自列寧《怎麼辦》的憤怒之聲，雅科夫列夫大肆抨擊美國是一個自以為是、狐假虎威、醜態百出的國家，它打著“救世主”的旗號，招搖撞騙，妄圖充當“主宰國際秩序”的世界員警。約翰·韋恩、電視佈道家、“資產階級媒體”和諾曼·波德霍雷茲都讓他感到噁心透頂。對雅科夫列夫來說，美國是“一幅悲催的景象。一個悲慘的民主國家。不幸的是，許多美國人仍然心存幻想。他們習慣於相信自己選出的立法者、施惠者和捍衛者，卻震驚地發現，其中一些人早已出賣了自己。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資產階級的宣傳媒體卻不遺餘力地證明恰恰相反……美化殘忍、崇尚暴力、津津樂道於性剝削以及將謀殺描繪成一種普通而正常的現象，是大眾傳媒和文化的主要特徵……在電影、電視、書籍、雜誌和報紙上，美國人隨處可見的主要英雄人物都是黑幫歹徒、私家偵探或虐待狂魔。”

然而，回過頭來看，《臨淵履薄》證明了雅科夫列夫是一個美國嚴謹書籍和文章的重度消費者。從《外交事務》、《國際安全》到亨利·基辛格的回憶錄，他無所不讀。他也比大多數意識形態鬥士更有幽默感；“例如，有人說，在雷根擔任電影演員期間扮演的所有膚淺角色中，最成功的是一隻名叫邦佐的黑猩猩的跟班。這部電影並沒有被公眾遺忘。在加拿大多倫多，前來抗議雷根軍國主義政策的示威者舉著標語牌，警告美國人選錯了黑猩猩。”

多年後，當我問起他關於改革前的著作時，雅科夫列夫說，這些書和作者一樣，都是“時代的囚徒”。“如果沒有去過美國和加拿大，我永遠不會寫出這樣關於美國的書。”他說。“但作為一個衝動的人，當我讀到報紙和書籍批評我的國家時，這深深地傷害了我。例如，我知道自己是個瘸子。但當每天都有人對我說‘你是個瘸子，你是個瘸子’時，我就會大發雷霆！然後我回敬他們：‘你才是瘸子！你自己才是傻瓜！’”

從戈巴契夫上臺的那一刻起，雅科夫列夫即使不是領導者，也是克里姆林宮每一個進步思想、政策或形象的重要參與者。雅科夫列夫是共產黨領導層中的一個異類。與政治局中的大多數人不同，他從未管理過一個共和國或一個地區，甚至一家工廠企業；他從未擔任過軍隊或克格勃這樣的主要機構的負責人。“事實上，他對日常生活和現實政治一無所知，”雅科夫列夫在政治局中的死對頭葉戈爾·利加喬夫告訴我。

雅科夫列夫只是站在領袖身邊的一個人，一個眉頭緊鎖、戴著蛤蟆眼鏡的平民知識份子，在總書記耳邊說著悄悄話。“如果戈巴契夫是尼祿的話，他就是塞內加，”一位俄羅斯朋友說：“或者亞里斯多德之於亞歷山大大帝？”無論如何，事實證明《臨淵履薄》咆哮體的語言和憤怒掩蓋了一種獨特的智慧和重塑蘇聯的強烈衝動。雅科夫列夫深入探索羅斯福新政、康得的《純粹理性批判》、早期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以及一些不那麼出名的文本，尋找答案。一天下午，維塔利·柯洛蒂奇來到克里姆林宮，就《星火》雜誌問題會見雅科夫列夫，他發現這位共產黨的首席思想家讓他的助手團隊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研究”美國電影《奪寶奇兵》，據說是為了瞭解美國媒體及其塑造自我形象的獨到之處。不知道雅科夫列夫對約翰·韋恩的反感是否會延伸到哈里森·福特更加“偉光正”的冒險上。

從1985年至1990年，雅科夫列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幫助起草了“新思維”的外交政策原則。由於摒棄了列寧主義以階級為基礎處理外交事務的傳統方法，“新思維”為從阿富汗撤軍、與美國和解以及東歐不干涉政策等方方面面提供了意識形態依據。

雅科夫列夫利用手中的權力，任命自由派編輯擔任《星火》和《莫斯科新聞》等刊物的編輯，從而策動了一場被稱為“公開化”的文化革命。從亞美尼亞到波羅的海國家的共和黨領導人都從雅科夫列夫那裡找到了同情的聲音。在1988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克格勃首腦維克托·切布裡科夫表示，波羅的海民族陣線正在密謀製造一場反革命，而剛剛從該地區回來的雅科夫列夫則說，不存在任何威脅，“只有改革和民主化的表現”。作為政治局內部的歷史學家，他領導了為政治流亡者和囚犯平反的委員會，調查1934年的基洛夫謀殺案，並“挖掘”出《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協議。

作為意識形態專家，雅科夫列夫的前輩都是像米哈伊爾·蘇斯洛夫這樣的教條主義者，信仰的維護者。雅科夫列夫則負責改變這種信仰。起初，他和戈巴契夫提出了“淨化”社會主義和黨的想法，但他們對如何實現這一點以及這一切會導致什麼結果卻知之甚少。事實上，雅科夫列夫、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1987年葉利欽辭職後政治局中的主要改革者——從一開始就幾乎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頂著保守派的狂轟濫炸。

“總體而言，”雅科夫列夫說，“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有些事情可以改進：更多的民主、選舉、在報紙上更多報導——有限制，但略微開放——管理制度應該改進，中央集權應該放鬆，權力應該有所重新分配，也許應該劃分黨和政府的職能。但自1917年以來，即使在史達林時期，你也能找到所有這些民主公理。‘社會主義民主政體’甚至曾經被視為一種理想。但演講歸演講。1985年，我們第一次開始實施一些措施，以便言行一致。但是，當這些話落到實處，一種發展邏輯就開始形成，並決定接下來的步驟。改革獲得了自己的發展邏輯，它決定要做什麼。這種發展邏輯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改進的概念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一個人可以修理一輛汽車，加點油，擰緊幾個螺栓，然後就可以繼續上路。但對於一個社會有機體來說，你不能也是這樣做。那還不夠。事實證明，一切都必須推倒重來。

“從1985年開始，意識形態之爭爆發。我們在公開化問題上發生了激烈交鋒。改革派從一開始就對改革有自己的理解。保守派只是認為有些事情必須改變。他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一些東西，但始終要依靠党的領導。就在那時，出現了對保守主義精神的讚美：國營工廠自查自糾、禁酒運動。這些都是行政手段，與實體經濟毫無瓜葛。例如，我們嘗試過——我們叫它什麼來著？——地區或地方成本核算……什麼玩意！全是垃圾！

“在徘徊了兩年半以後，我們開始尋找新的社會類型，在全新原則的基礎上進行徹底的結構調整，我們意識到這是一項比我們預想的更加艱巨的任務……它不是黨，也與改革的概念沒有關係。是一小部分人率先發起的。”

到1989年，利加喬夫和共產黨的正統派開始指責雅科夫列夫、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將改革激進化到了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的地步，指責他們放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原則”，沒能為未來擘畫藍圖。“我們的一些保守派現在說，一群冒險家在沒有規劃的情況下進行重組，”雅科夫列夫回答說：“但試想一下，如果我們只是走進辦公室，制定一個完整的計畫，會發生什麼。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結果呢！人應該從生活中汲取教訓，並每天加以調整。我們的全部問題就在於我們的惰性，我們按照教條來思考。即使現實告訴我們要改變現狀，我們也總是先翻翻書本。

“讓我們想像一下，假如利加喬夫掌權。他會開始改革嗎？會的。可那將是安德羅波夫式的改革：在經濟領域恢復法律和秩序，但只是採取行政手段。不過他還是會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更好。可能會有更好的環境，更多的麵包，更多的糧食。但舊的恐懼制度依然存在，同樣充斥著不民主和反人類的關係。”

在改革的最初幾年，雅科夫列夫對自己的措詞十分謹慎。作為一名政治上忠誠的擁護者，他不想走得太遠，超出戈巴契夫本人的公開表述。但是，雅科夫列夫還是有幾次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激怒了黨的高層。“從最初那些小心翼翼的演講開始，我就不斷招致非議，”他說。“[1988年]我只要提到'市場'一詞，就會受到攻擊。現在每個人都在談論市場。但在當時，你必須用一種特殊的包裝紙把你想說的話包裏起來。”

雅科夫列夫在執政初期最激進的建議是廢除一黨制。在1985年12月寫給戈巴契夫的秘密備忘錄中，雅科夫列夫建議應將共產黨分為進步黨和保守黨，作為建立民主多黨制的第一步。這樣的分裂將承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黨的統一只是靠它的幌子和偽裝。雅科夫列夫希望此舉能消滅或壓制黨內最頑固的分子。按照俄羅斯的悠久傳統，這將亮明誰是誰。但是戈巴契夫至少和雅科夫列夫一樣瞭解黨，他拒絕了這一想法，認為這不可行，太危險了。我們可能會失去一切，他告訴雅科夫列夫。你會明白的。他說，黨是可以改革的。但要慢慢來。

到1989年7月，事實證明黨是無法改變的。仍然留在黨內的主要改革者都在談論退黨，成千上萬的黨員就是這樣做的。共青團支部紛紛關閉或撤銷。雅科夫列夫則不斷受到《真理報》、《俄羅斯報》和其他黨媒的圍剿。因此，他最終決定，是時候扔掉包裝紙了。是時候直面黨那些慘澹的歷史和可疑的未來了。雅科夫列夫為自己的“出櫃”選擇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場合：1989年7月為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而發表的演講。

面對眾多黨員、知識份子和外國來賓，雅科夫列夫深化了對過去的審視。戈巴契夫已經譴責了史達林的“罪行”，但現在他的另一個知識份子自我正在對蘇聯的建國神話公開發起挑戰。他告訴聽眾，十月革命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恐怖統治，其駭人程度遠遠超過雅各賓派使用的斷頭臺。

“把恐怖理想化在十月革命期間表現得淋漓盡致,”雅科夫列夫說，布爾什維克以1793年的恐怖為榜樣，“堅信暴力是一種淨化力量……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救贖……對自由的渴求墮落為暴力的狂熱，最終熄滅了革命的火焰。”

然後，雅科夫列夫將列寧和史達林聯繫起來，即使對非黨員知識份子來說，這種作法也被認為是激進的。從一位提倡公開化、改革和外交政策“新思維”的主要思想家口中聽到這番話，絕對石破天驚。“今天，讓我們捫心自問一個痛苦的問題，這個國家和列寧的政黨怎麼可能接受平庸的專制統治，忍受史達林的濫用權力和無辜者的血流成河的，顯然，滋生獨裁統治和專制主義土壤的因素之一，是對強行推動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的病態信仰，以及可追溯到歐洲革命傳統源頭的革命暴力的理想化。”

換句話說，史達林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列寧“革命浪漫主義”的直接結果，它將暴力理想化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淨化的力量。在改革之前，即使是蘇聯最激進的地下歷史學家也否認這一點。羅伊•麥德維傑夫只是把史達林視為與列寧主義的病態決裂。一些西方歷史學家傾向於淡化或否認列寧的冷酷無情。但鐵證如山，沒有人比政治局歷史委員會主席雅科夫列夫更瞭解這一點。正如流亡學者蜜雪兒·海勒和亞歷山大·內克裡奇所指出的那樣，列寧和托洛茨基是第一個使用“集中營”一詞的歐洲人，而且還把這個詞用得爐火純青。托洛茨基使用該詞3個月後，列寧於1918年8月9日致電奔薩執行委員會，要求當地紅軍領導人“對富農、神甫和白衛軍展開無情的大規模恐怖活動；將所有可疑分子關進城外的集中營”。

雅科夫列夫要求黨承認自己的過去，放棄舊的方法。“歷史可能無法改變，但我們必須改變自己，”他說。“將暴力作為歷史助產士的觀念已經窮途末路，基於暴力的獨裁權力的觀念也是如此。”

對雅科夫列夫來說，這是一次非常艱難的演講。戰後不久，他就一直以這樣或那樣的身份在共產黨內工作。他說，當他看到史達林如何迎接歸來的戰俘時，他第一次對蘇聯領導層產生了懷疑，因為史達林害怕受到“外國影響”，直接把他們送進了勞改營。從那時起，他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那一代人中的許多人亦然；但他非常清楚，大多數党的官員只是略有變化。儘管他們表面上順從戈巴契夫時代的詞彙——“改革”、“加速”、“民主化”等等——但他們對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卻心生抗拒。雅科夫列夫在法國大革命周年紀念演講中也承認了這一點。“徹底革新的需要是時代的產物，但另一方面，它又總是走在時代的前面，”他說。“新文明螺旋式的上升總是伴隨著痛苦。原有社會結構的惰性、拒絕接受新事物以及革命性的急躁情緒都會引發劇烈的衝突。”

雅科夫列夫甚至試圖以一種旁敲側擊的方式來解決革命如何吞噬他們的孩子這一“問題”，向右派分子保證不會獵殺敵人。他沒有強烈抨擊對手，而是警告他們。“一個沉迷於編造神話和虛構幻想的政黨，”他說，“註定要失敗。”

到1990年初，共產黨這個龐然大物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薩哈羅夫去世了，但他提出的取締共產黨壟斷權力的要求已成為日益壯大的民主反對派的一面旗幟。然而，戈巴契夫需要說服自己。薩哈羅夫或雅科夫列夫的提議，以及全國各地數十個新政黨的崛起，對他來說還是不夠。他必須被打得頭破血流，才會痛定思痛，下決心對黨採取行動。像往常一樣，立陶宛人非常樂於給他來個當頭棒喝。

1990年1月，戈巴契夫前往維爾紐斯，他認為自己能夠找到一種方法來化解那裡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他相信自己可以挽狂瀾於即倒，說服共和國的黨組織放棄獨立、回到蘇聯的大家庭中來。雅科夫列夫已經去過維爾紐斯，他表示，否認立陶宛關於莫斯科仍在維護一個高壓帝國的說法是“不道德的”。戈巴契夫顯然不同意。他斥責立陶宛党領導人阿爾吉達斯·布拉紹斯卡斯與全聯盟組織分裂，讓薩尤季斯人民陣線的“浪漫教授”坐擁如此大的權力。在維爾紐斯，戈巴契夫每次出席會議或參加會面都按捺不住憤怒和困惑。只要這個國家的進步分子追隨他，戈巴契夫就會感到高興；但現在，昔日的追隨者卻成了領導者，這讓他難以釋懷。戈巴契夫已經失去了對政治世界的控制。

在訪問途中，戈巴契夫遇到一位工廠老工人，他手中舉著一塊寫著“立陶宛完全獨立”的牌子。

“誰讓你寫這個標語的？”戈巴契夫憤怒地問。

“沒有人。我自己寫的，”這名工人說。

“你是誰？在哪裡工作？”戈巴契夫問。“你所謂的‘完全獨立'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是我們在20世紀20年代擁有的東西，當時列寧承認立陶宛的主權，因為任何國家都無權對另一個國家發號施令，”工人回答道。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裡，立陶宛已經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戈巴契夫說。“如果俄羅斯賣給你們棉花、石油和原材料，而不是為了硬通貨，那我們算什麼剝削者？”

工人打斷了戈巴契夫的話。“立陶宛在戰前就有硬通貨，”他說。“你們在1940年奪走了它。你知道20世紀40年代有多少立陶宛人被送往西伯利亞，又有多少人死去嗎？”

戈巴契夫終於無法忍受這種冒犯。“我不想再和這個人說話了。”他說。“如果立陶宛人有這樣的態度和口號，他們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我不想再和你說話了。”

賴莎試圖讓丈夫冷靜下來。

“閉嘴，”他厲聲喝道。

在立陶宛之行的最後一天，戈巴契夫終於承認了一個眾望所歸的事實。一年前，他把多黨制的想法斥為“垃圾”。現在，他說：“我們不應該像害怕魔鬼一樣害怕多黨制。如果多黨制是為人民服務的，我不認為它是悲劇。”

此時此刻，戈巴契夫知道，如果他不是蘇聯共產黨的掌舵人，悲劇可能會降臨。從遠處，他目睹了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東德的昂納克以及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的下場。而在國內，戈巴契夫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看到同樣的憤怒情緒正在聚集。到處湧動著鼎故革新的聲浪。在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人群聚集在一起車禍周圍，發現醉酒肇事的司機是党的一名高級官員。原來，這名官員隨身攜帶著一後備箱多年未見的美味佳餚。該官員辭職了。在伏爾加格勒，當數萬人抗議為當地官員建造特殊住房時，整個黨的領導班子被一鍋端。在西伯利亞秋明市，由於被指控集體腐敗，党的領導層全部落馬。在列寧格勒，前政治局委員、地方黨委書記尤裡·索洛維約夫被開除黨籍，因為數百人在他家門外示威，要求知道他是如何以9,000盧布的價格買到一輛賓士轎車的，而通常的價格約為12萬盧布。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一個寒冷刺骨的日子，約25萬人繞著花園環路遊行了半圈，沿著高爾基大街向克里姆林宮進發，參加在馴馬場廣場上舉行的抗議集會，其聲勢之浩大，足以令一直龜縮在高牆後面的官僚嚇得兩股戰戰。這是自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莫斯科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遊行，民怨沸騰、群情激昂。標語“黨棍們，牢記羅馬尼亞！”只是他們提供的有益提醒之一。當眾人用戴著手套的手拍打、跺腳取暖時，尤裡·阿法納西耶夫爬上一輛平板卡車的車鬥，對著麥克風高喊：“和平的1990年二月革命萬歲！”沒有人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正是二月革命推翻了1917年的既有秩序——沙皇。中央委員會定於幾天後召開全體會議，就第六條的命運進行表決，該條款保障了黨在公共生活中的首要地位。這似乎是反對派第一次有把握大獲全勝。合作企業協會負責人弗拉基米爾·吉洪諾夫說：“當[中央委員會成員]週一早上出現在克里姆林宮時，他們最好能想起你們今天在這裡看到的數十萬人的場景。”葉利欽在講話中放言，這將是戈巴契夫的“最後一次機會”。廣大群眾——由民主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綠色和平主義者、君主主義者、後克裡希納派教徒、退伍軍人、家庭主婦和學生組成——齊聲歡呼表示贊同。

在全會上，利加喬夫和中央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抱怨東歐的“損失”和街頭的“混亂”。但隨後他們就乖乖地達成一致。1990年2月7日，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綱領，有效地為多黨制開闢了道路。他們確實別無選擇。他們看到了人群。他們看到了標語牌，看到了自己唯一的未來。

雅科夫列夫對戈巴契夫一向忠心耿耿，但現在他們在意識形態和策略問題上，尤其是在黨的問題上，出現了明顯的分歧。“我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戈爾巴喬反復強調。但對雅科夫列夫來說，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福利國家的概念，一個能夠“保護人民免遭災難和不幸”的政府。他對列寧的批判也越來越尖銳。“哦，是的，確實變了，”他告訴我。“正如《聖經》所說：智慧越多，煩惱也越多……[列寧]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家。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只關注權力和權力本身。其他一切都是附庸。他認為道德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毫無價值。”

黨計畫在7月召開代表大會——尤裡·阿法納西耶夫預言此次大會將是黨的“葬禮”。在大會召開前的幾周，黨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犢地對黨內改革者口誅筆伐，稱他們是社會主義和國家的“叛徒”。矛頭直指葉利欽和雅科夫列夫。在大會上，代表們收到了據稱是雅科夫列夫在與激進派和保守派的一次會議上對話的傳單。這些“回答”使雅科夫列夫看起來對戈巴契夫不忠，侮辱了軍隊，甚至比他本人還要激進。後來，一個調查委員會發現，傳單的組織者是軍事指揮官伊戈爾·羅季奧諾夫將軍，此人因在第比利斯領導對格魯吉亞和平示威人群的鎮壓而聞名全國。

多年來，雅科夫列夫很少公開露面，他更願意待在戈巴契夫身邊，用自己的建議影響事態的發展。但在代表大會上，他走上講臺為自己辯護，此舉震驚世界。在駁斥了污蔑他的傳單後，他又舉起了另一份在黨代表中流傳的傳單，這是《俄羅斯之聲》報的影印件。上面寫道：“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希特勒，而不是戈巴契夫。我們亟需一場軍事政變。西伯利亞還有大片未開發的土地，等著埋葬改革的‘狂熱分子’。”

“我的名字也在其中，”雅科夫列夫說。“所以，西伯利亞人，正在等待新的古拉格囚犯的到來。同志們，事情就是這樣。一場大規模的襲擊已經打響，包括犯罪在內的一切手段都被用於這場戰役。誠然，這一切難免讓人心如刀割，但我想對精心策劃這場運動的組織者和幕後黑手說：你們可以奪走我的生命，但你們無法堵住我的嘴巴。”

對黨的絕望，使雅科夫列夫更進一步探索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可行性。很快他就告訴所有願意傾聽的人，列寧的不寬容與馬克思的不適用是一致的。“生活拒絕了很多東西，”他告訴《工人論壇報》。“例如，馬克思說過，革命將同時在幾個工業化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但並沒有。俄國發生了一場革命，但即使在那裡，革命也是由各種奇怪的因素共同造成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是一個腐朽的社會，阻礙了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這一點他也錯了……但這還不是重點。生活糾正了許多理論。問題在於，俄國進行了一次輕率的實驗。人們試圖在不適合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創造一種新的社會模式，並將其付諸實踐。難怪新的生活方式是用恐怖手段強加於人的。”

1990年8月20日，戈巴契夫簽署了一項法令，為所有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並廢除了任何剝奪持不同政見者公民身份的命令。當然，共產黨認為自己這樣做是非常慷慨的。但隨後雅科夫列夫在晚間新聞節目《時間》上發表了堪比薩哈羅夫或哈威爾的簡短聲明。

總統的兩項法令，他說，“在我看來，是悔過之舉……當我們說我們在為某人平反，好像我們在仁慈地寬恕他過去的罪過一樣，這種說法充滿了狡詐和虛偽。我們不是在寬恕他。我們是在寬恕自己。他人多年來生活在誹謗和壓迫之中，我們才是罪魁禍首。是我們在平反自己，而不是那些抱有其他想法和信念的人。他們只希望給我們帶來美好和自由，而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卻以清洗、監獄和集中營作回應。

“今天，當我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時，已經很難回憶起遙遠或不那麼遙遠的過去發生的事情。曾經有成千上萬場殘酷的審判，有人被槍殺，有人自殺，有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犯的什麼罪，就被摧毀了……

“對我們來說，這不是一種責備，而是一種嚴厲的提醒，提醒那些仍然懷念過去的人，提醒那些想把一切變回恐懼的人……我要特別強調我國農民的悲慘命運。他們為史達林政權的罪行付出了血的代價。這不僅是對農民前所未有的報復，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也使國家的發展陷入危機。在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