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們來聊聊新加坡的「粉紅」們

2019年至今，在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新冠疫情的世界性爆發、甚至是近日香港電台女記者因採訪WHO高級顧問艾沃德（Bruce Aylward）有關台灣會籍問題被拒絕等多起事件中，媒體都曾捕捉到一群發自內心擁護中共政權的海外華人（包括了未加入他國的華僑與加入某國國籍的華裔），也因此讓更多的人，墻內墻外，注意到了這些海外愛國人士的活躍表現，而這當中有很大一群是充滿對中國自豪與自信的年輕人。

筆者今日暫且不論當下發生的這些時事，而想來談談這種海外愛國現象，在過去幾十年來，是否有跡可循，或者說在近代歷史中有無相似情形？因此，筆者想要藉此分享一些我目前所接觸到的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中公開的部分外交檔案，選擇1967年前後一些記錄，來觀察新加坡華人的表現。在此，必須承認的是，當時的歷史背景已與今日大相徑庭，比如1967年中國人均GDP只有96.59美元，2019年時已經達到1.03萬美元，並且如今能夠出國者，大多也在這個平均線以上，有些自費留學生更可能是家纏萬貫。另一方面，從澳洲人的視角來觀察華人，可能基於其認知上的不完整，存在片面的可能性。不過，筆者還是認為，檔案中的一些觀察是值得分享的。

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初，基於國際與區域局勢，對北京的態度較為謹慎，北京方面則視新加坡為第三世界的潛在夥伴而對其展現出某種朦朧的姿態。1966年下半年開始，由於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局勢開始出現變化。到了1967年，文革愈演愈烈，造成北京原本還算務實和具邏輯性的外交政策逐漸轉向極端，外交辭令充斥狂怒和教條式的回應。此時，北京在新加坡取得獨立後，第一次將馬、新合稱為「拉曼—李光耀集團」（“Rahman-Lee” clique）。由於新加坡獨立於馬來西亞之前，北京亦曾以此名稱來批判當時主權合一的新、馬兩地。由此顯示，北京可能已經將態度轉變為不承認新加坡的獨立國家地位，視新加坡為沒有交涉空間的資本主義「傀儡」與「走狗」。而這也可被視為新中兩國政府關係上的一大轉變。

除了政府間的矛盾激化，文革時期，北京的外交政策格外重視與東南亞華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文革也對新加坡華人，尤其是受華文教育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66年至1967年，幾份來自美國大使館的報告相繼描繪了他們所觀察到的現象。

一份1966年10月4日的報告指出，文化大革命給新加坡的華人社會帶來震撼，當時的華文報紙並沒有大篇幅的報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華人對紅衛兵，以及來自中國的滑稽宣傳圖片感到極度尷尬；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新加坡華人雖然對文革幾乎沒有認知，但是他們中已有不少人收到來自中國大陸親戚的書信，對事態的發展有所瞭解。此時，新加坡教育部長王邦文（Ong Pang Boon）對美國方面說，文化大革命作為反面教材，為新加坡仍抱持中華沙文主義（原文用Chauvinism一詞，但語義上可能更接近民族主義）的人，或潛在的中華沙文主義者提供了絕佳的教育機會，從他們的反應可以觀察到，他們面對文革以及此時中國國際形象崩壞所產生的尷尬之情。王邦文等人認為此時不應過多介入此事，宜使新加坡華人自行觀察，不當的干涉反而可能引起反效果，造成更為嚴重的反彈情緒。

1967年2月17日至4月21日，幾份更詳細的報告相繼指出，大多數的新加坡華人想法狹隘，只要不影響到他們的個人利益，對中國的動盪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興趣。部分受過教育的新加坡華人對事態的發展表現出濃烈的興趣，不過他們不相信日本或是西方的報導，因此認為缺少權威的資訊來源。報告中記載道，美國大使Sullivan認為，這些華人之所以不願意相信日本和西方的報導，是出於他們不願意接受中國政治結構存在崩潰的可能性。這種態度源自於沙文主義的自豪感，不管是親共還是反共，其實這種態度是相似的。最讓海外華人感到羞恥的其實是看到中國再次陷入戰爭與分裂，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能會使人懷疑中國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新加坡華人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可能會讓他們理所應當地認為，在外交上被更廣泛地承認，是中國應有的權利。但這個權利卻因為被西方，尤其是美國在聯合國的種種操作而剝奪了。

此外，報告中還提及更年輕並且受過較高等教育的華人並不特別擔心中國傳統價值被紅衛兵摧毀，他們相信如果中國想要步入現代化的世界，拋棄這些價值是必須的。年紀稍長的華人是唯一可能還會擔心中國傳統價值被摧毀的人。

因此，美國方面分析認為，一般新加坡華人的態度是非政治性的（non-political attitudes） ，也就是說，新加坡華人支持北京並非是基於左、右派政治立場之差別，而是基於其他情感上的因素。總體而言，沙文主義、種族情懷以及對西方目的動機的揣測才是形塑當地華人看待文革的基本因素。

1967年之後，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中國表現出的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的對海外華人的敵意，嚴重衝擊了新加坡華人，加之李光耀政府的嚴格管制，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和態度已然發生轉變。該年10月24日一份分析新加坡華人沙文主義主義的報告指出，新加坡認同已在華人中間發展起來，與香港相比，新加坡的「中華感」少得多，也更善用英語。

1967年12月24日李光耀在訪問澳洲時曾提及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認為長遠來看，在中國，理性終究會取得勝利，他認為目前沒有人可以對中國的情形加以干涉，只有等待和觀察。毛澤東是一位想要在離世前實現其夢想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