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鎖住了國，也打亂了我與台灣的告別

自我從台北返回家鄉過年，到今天已經整整65天了，是我在台灣求學生活七年來回家時間最久的一次，而今年，或者此時此刻，我本該正在與台灣好好告別的。

其實早已安排好寒假後歸來台北的計劃，為了能和這個充滿記憶的島嶼好聚好散，我在年前拼命完成了論文最後的修訂。指導教授問我，為何匆匆趕在過年前，是不是這樣回去好跟家裡交代？我笑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不完全是。

「道別」，一直都是我心中最柔軟的一塊，也是最能刺痛我的一根針。那種痛，不會撕心裂肺，更不是浮誇的肝腸寸斷，卻似即將飛躍大西洋時與母親的對望。明明只隔著一道海峽，明明知道還有WeChat、iMessage可以聯絡，架上梯子還是可以看到Facebook、Instagram，能用LINE和Telegram談笑風生、諷刺時政，但自從斷了自由行之後，這抹海峽的深遠好像被放大了100倍。李叔同《送別》給我的那種隱隱失落之感，始終是我的罩門，天之涯、地之交，知交半零落。此去一別，何時再見？

在台灣結識了好多朋友，有些意外地志同道合，有些不意外地不相為謀。記得有一次，和一個大陸學妹聊天，或許剛踏足台灣，媒體享有的言論自由，反而讓她不習慣了起來：「怎麼可以如此詆毀祖國？他們根本不了解祖國，台灣怎麼會這麼low？」其實這樣的話語，我並不陌生，她也不是第一個這樣和我抱怨的人。那時，我希望她能看到身邊關心她的台灣朋友，那些和她一起朝三暮四的同學，便說：「其實你可以多看看身邊的人，對你友善的人，並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樣的，當你不再以群體身份為出發點投射自己的形象，而是以個體的眼光來重新理解這裡，或許就會有不一樣的風景，而台灣還是台灣。」不過，我得到的回復是：「你怎麼和那些台灣人說的一樣？！」我就暫且將之視為讚美吧。

年輕人的觀念很容易產生碰撞，但年輕人的理想，其實也很容易產生交集。媒體和政黨有時候喜歡放大碰撞，輿論引導也好、市場規律也罷，以至於大家都忘了，20多歲的青春，一起看到的那隻伸懶腰的貓，一起去過的那家文青咖啡店，其實才應該是記憶中最立體的畫面。回想起來，台灣人真的普遍比較善良。在年輕人裡，他們對中國的不滿，好多都源於中國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打壓，當你顯露出對台灣在國際場合的同情時，他們其實會很感激你，也很快可以和你成為朋友，這種感覺似乎和香港正在爭取民主的一些年輕人一樣。即便你我都知道，國際政治的事，我們能有多少左右的力道？但無論如何，一顆和解的種子，或許就此埋下，等待某天，它能生根發芽。

在台灣，一些來不及去的地方也很多，想再去一次的地方有好多。今次，在Matty的推薦那看到了一篇《在新平溪支線尋找「新平溪」煤礦》，一種緩慢的節奏，清晨無人的靜謐撲面而來，好像再一次聽到了自強號的鳴笛聲。平溪線是我在台北時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很想循著作者的軌跡，再走一次，和沿途遇上的陌生人相視一笑，那是人與人間最單純的友善。

墾丁，一個常常被台灣人和台灣媒體痛罵的地方，卻是另一個我現在很想再去一次的地方，摸一摸白沙灣的細沙；在公路邊停下機車，鑽進一條沒人的小徑，來到被海浪不停拍打的成片礁石上，瞧那些自由的海蟹看著我驚嚇地鑽進石洞避難。還有阿嘉的家，很多人說那已經過時，而在我看來，《海角七號》可能才是真正啟蒙我台灣興趣的錨點。當然還有更多想去的地方，一一列舉是數不完的。說台灣小時，其實可能是我們的心過大了。

然而病毒來了，這一切在今日可能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想。時間在壓縮，我像個得了絕症的病人，每天計算著減少的「停留」生命線。是的，身份從一開始就沒有給我們「居留」的權利，更不可能在這裡創造財富，養家糊口，這是不能改變的現實。或許這也是神的餽贈，畢竟成為強國人的代價必有千千萬，當然也包括像很多人一樣，當一隻豬圈裡快樂的豬，還好，後者這件事上我還有選擇的權利：我拒絕。

我其實是個戀舊的人，上一次換上這隻現在還在用的iPhone 6S，是因為我的SE不幸落水陣亡了，就算iPhone 11 功能早已超越6S數倍，我似乎更珍惜這位陪我走過數國的「老朋友」。在中國，一切都變的很快，尤其是城市，漸漸地，我已更像這裡的異鄉人。走出小區，除了熟悉的小店還會以我熟悉的方式打招呼，那些正夯的網紅店，沒有一次不把我當遊客看待，慢慢地，我也不知道是這座城的鄉音變了，還是我的口音變了？

的確，家鄉建設我不在，如果在的話，我又能跟得上這潮流的變化嗎？到頭來，現在的我，更想念那座島嶼了。七年了，但只要我站在她的土地上，面對太平洋，深吸一口氣，竟感覺到，亦或許是我的錯覺：這島國才是我的心靈的故鄉。此刻，真期盼邊境解封後，能馬上去夜市再吃一碗加了芋圓的古早味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