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Arendt之五

香港「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一波急速的公共退潮中表露無遺，這裡講的當然不是John Rawls講的那種，而是以minimal state及消極自由為核心的「財閥自由主義」，具體表現為人民視公共生活為「必要之惡」。假如沒有2019年，或者香港這種「傳統」仍可繼續下去，政治及經濟寡頭繼續大談獅子山精神。但歷史沒有如果，對於此刻仍選擇留下來的人，大抵都已選定某種道路。在高呼「躺平」之前，我想Arendt會問，個人的政治責任，在如此情況之下，究竟還有什麼要求？在愛國愛港的環境中談共和主義傳統，要求人思考不能夠只能獨樂樂，是不是太精英、太離地，難道就不能夠娛樂一下嗎？支持共和主義的Arendt，大概無法想像，脫離社群脈絡和拿走公共意涵的幸福與愉悅。簡而言之，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只是安全待在私領域，而必須是與他人共享的公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