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她们的声音” | 聋人文化中的暴力：我的故事，我的声音

1 月 8 日

本译文属于Know Deaf与结绳志联动编校出品，从属“她们的声音”展览材料。“她们的声音”展览由长期关注听障家庭妇女儿童工作的彭霖倩女士发起，邀请多年以来致力于女性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工作的艾蕾尔策展。更多信息欢迎关注“她们的声音”线上开幕：4场跨界会议，邀你共谈艺术无障碍。

女性的生存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核心焦虑之一。我们目前仍生活在千百年来形成的父权制社会，这意味着女性群体会面临从父、从兄、从夫的社会规训，在听障女性群体中尤为如此。在附属于父亲的家庭中⻓大，到年龄后迈入另一个附属于丈夫的家庭中生活，是不少听障女性的命运。她们年少时的教育权利鲜少得到守护，年⻓时的家庭权利鲜少得到保障，她们的声音被埋藏在一方小小的空间。她们的声音蕴含着她们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的体认——尽管这不宏大，却弥足珍贵。在更注重个体体验的当下，我们应当看见她们的伤痛，挖掘出她们的声音，传播她们的故事，倡导她们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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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属于Know Deaf与结绳志联动编校出品，从属“她们的声音”展览材料。“她们的声音”展览由长期关注听障家庭妇女儿童工作的彭霖倩女士发起，邀请多年以来致力于女性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工作的艾蕾尔策展。更多信息欢迎关注“她们的声音”线上开幕：4场跨界会议，邀你共谈艺术无障碍。

原文作者 / 切里·沃特森（Cherrie Watson）
原文链接 / https://soar.suny.edu/handle/20.500.12648/2716
原文发布时间 / 2014年8月20日
编译资料提供 / “她们的声音”展览项目
翻译 / 佀新艺（Caranda Si）、杨紫荆（Des）
校对 / 王菁
编录 / 林子皓

我是一位家庭暴力亲历者，同时，我也是一个聋人。家庭暴力是一种发生于家庭环境中的侵犯性行为，尤其包括那些来自配偶或伴侣的暴力虐待。家暴有很多种形式，包括身体、心理、言语，以及感情上的虐待，最常见的是针对女性实施的家暴。作为一名亲历者，下面，我要分享我的故事，让我能有勇气讲出来的，是我待在“维拉屋”（Vera House）——一座专为受虐女性开设的收容所——的经历，那段时光使我想要把个人经历和有着大量信息的调查研究联系起来，通过让别人了解到聋人家暴亲历者的特别需求，来增强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让聋人社群清醒意识到，聋人家暴受害者需要支持者跟她们站在一边，为亲历者们作出改变。

“在聋人文化中，真正震耳欲聋的问题不是我们声音上的安静，而是行动上的沉默。这是因为，在聋人社群中，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着的“隐藏”问题。”（L. 瓦伦汀， 2014年3月8日）

引言

我是一个聋人，同时，我也是一位家庭暴力亲历者。家庭暴力是一种发生于家庭环境中的侵犯性行为，尤其包括那些来自配偶或伴侣的暴力虐待。

家暴有很多种形式，包括身体、心理、言语，以及感情上的虐待，最常见的是针对女性实施的家暴。在接受调查的女性当中，有92%的人将“如何降低家暴和性侵行为的发生概率”列为她们最关心的问题。下面，我要分享我的故事。让我能有勇气讲出来的，是我待在“维拉屋”——一座专为受虐女性开设的收容所时的经历，那段时光使我想要把个人经历和有着大量信息的调查研究联系起来，通过让别人了解到聋人家暴受害者的特别需求，来增强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我想帮她们发声，让大家听到她们的声音。我所找到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出家暴亲历者中聋人所占比例，不过，家庭暴力每天都在发生：“在美国，每九秒内就有一个女性遭受侵犯或殴打。”（家庭暴力统计数据，2014）

对于听人（非听障）社群来说，能获取家庭暴力相关信息的渠道有很多，因为听人有着普遍的反家暴意识，听人可以在他们能力所及范围内获得支持、资源，以及交流的渠道来获得庇护，可对于聋人女性来说，情况却迥然不同。聋人家暴亲历者能获取到的信息少得可怜，而兼顾到她们特殊需求的研究也近乎没有，这就让她们的需求格外隐形。家庭暴力支持系统下的聋人社群需要花大量时间把受害者在交流和文化上的特殊需求告诉听人支持者，这样一来，就没什么时间分享她们遭虐待的经历，也没什么时间帮她们克服精神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聋人社群中的家庭暴力，2014）

我的故事

如今，我的婚龄已有二十年。我曾以为我的婚姻美如童话，因为我嫁给了我的青梅竹马。我和我丈夫从小学时就认识，但在我们离开家乡各奔东西以后，我们就失联了一阵子。十一年后，当我们又回到家乡，在一次聋人筹款活动中，我们又恢复了联系，当时我们简短地寒暄了几句，交换彼此的手机号，然后从1991年夏天开始约会。1992年春天，我们结了婚。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与此同时，直觉告诉我，我可能犯下了一个错误。起初，我自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渴慕着我，他爱我。在那之前，我约会过的大多数男孩都是听人男性，而他是第一个聋人。跟他交流起来是那么顺畅，约会的时候也比跟一个听人男孩要容易多了。那时我才24岁，我是那么天真，满脑子都在幻想一场完美的婚姻。我想有个雪白的尖篱笆、一座大房子，和一个大家庭。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就像身处在一张蜘蛛网中，那网慢慢地向四周盘绕，变得越来越大。

我就这样入了圈套，当时有着种种迹象提醒我，我嫁错了男人，可我却没有觉察到。我们风雨不定的关系就像是在坐过山车，走过了那么多的歧路。虽然我的丈夫并没有强奸我，可他对待我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遭到很多方面的暴力。知名学者布朗米勒（1975）著有性别与暴力相关书籍，她的相关描述捕捉到了我对婚姻以及养育女儿的感受：

“据我观察，不论是认为两极化的角色定位（男性是‘行动者’，而女性是‘旁观者’），还是将女性身体夸张渲染成消极的性对象，都被认为只是单纯地‘贬低’女性的尊严和自我概念，抑或被认为这样的夸张渲染做不到为年轻女孩树立积极的角色榜样。然而，这都还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化性别歧视（cultural sexism）是对女权进行贬低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这种形式为男性天然的优越（和女性的卑微）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从而助长了男性自我的膨胀。”

为了我的丈夫，我必须常常打扮得好看，这样他就可以跟别人吹嘘，“我有个身材火辣、体形苗条的漂亮妻子。”他把我当作胜利的战利品，可却从没视我为一个女人，一个值得拥有爱与关注的女人。

回顾我们二十年来的婚姻，我试图回想，表明事态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什么时候。那是1993年五月，当时我丈夫过生日，而我满怀欣喜给他准备蛋糕、生日贺卡和礼物。我丈夫从银行回来后，看到我也很高兴，我们彼此接吻致意，简短地聊了聊我们一整天各自过得怎么样，然后他看到了我给他准备的惊喜，十分感谢我花时间给他庆祝生日，他打开生日贺卡，上面写着，“恭喜你即将做爸爸，生日快乐！”突然间，他的表情由快乐迅速过渡到愤怒，我看出来他是因为我们即将有孩子这件事不高兴，可我并不喜欢他的反应。随着我的肚子慢慢变大，能看出怀孕的迹象以后，我丈夫更是排斥我，他不再拥抱我，不再把我当作一个漂亮的妻子，因为那时的我体形走样了。遭到他的排斥之后，我开始像一朵蔫了的花，感到自己遭人抛弃，没有人爱，也失去了挽回我们曾拥有的幸福婚姻的希望。大女儿出生后，我一门心思钻研怎么做好一个快乐母亲的角色，我将全部的力量都倾注在我的女儿身上，因为我的丈夫不仅仅对我失去了兴趣，对怎么当好我们女儿的父亲，他也没兴趣。那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觉察出他真实的品性，可当时的我得不到支持，在他身上，我也感受不到爱意。我那时心怀侥幸，觉得或许我们破碎的婚姻还会峰回路转，他还会回心转意。可是，他对我的愤懑却与日俱增，我从来都说不清他到底为什么冲我发火，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曾经的那个丈夫一去不复返。我从不敢说出我心里真实所想，因为，我没有大学文凭，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工作，没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或我女儿，所以我只好忍下去。当时我完全没有聋人社群家暴的相关意识，而对于家暴的形式、周期和迹象，我也是一无所知。

在我们女儿三岁时，我丈夫决定回到大学考取学士学位，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在银行工作了三年，却既没有加薪也没有升职机会，这样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发展的。而我作为他称职的妻子，只能支持他，鼓励他去追梦，考取文凭。后来我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可这一次，他对我的怀孕表示欣然接受。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学业，泡在大学图书馆里，只在晚饭时间在家待一小会。而我在家却忙得很，我在家中需要照顾我们三岁的女儿，又怀着双胞胎，整天忙个不停，作为一个母亲，我又恢复了一个好妻子该有的角色。怀孕25周以后，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了，她们每一个只有两磅一盎司（约合两斤）重，其中一个在1997年感恩节的两周后夭折，我绝望到肝肠寸断，可我的丈夫却没给我任何感情上的支持。我女儿夭折的那天晚上，只有我妈妈和继父陪着我。那是我第二次觉察到，我丈夫没有跟我在一起，不论是身体还是情感，他都缺席了，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业上，或泡在图书馆里。在我们的另一个双胞胎女儿住院的五个月里，他只去看望过她四五次，而在那五个月里，我每天都去看她两次，直到1998年复活节周末，我们把她带回了家。

我成了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母亲，我还想从我生活中获得更多。我跟我丈夫说，我也想回到大学，争取社会工作专业的学士学位，可我丈夫却一点也不支持我，反而提出质疑，比如“你可没有我这么聪明”，“谁来照顾我们的女儿呢？”。我将他的这些评论束之高阁，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申请学校，可是，我的学业持续了一学期就结束了，这是因为，由于他对我施加持续不断的情感和精神虐待，我有过五次考入大学然后退学的经历。他用孩子作借口，逼我待在家中，“我们根本没法轮班照看孩子们，我们更付不起日托费用。”

我对他的那些话深信不疑——他说我不够聪明，说我不论是做妻子、母亲，还是学生，都不够格，因为这些挖苦，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没有人爱，同时也无足轻重。可是，我没法把这些问题跟我的聋人朋友们分享，因为在聋人社群中，大家几乎都已经认识我和我丈夫。我丈夫不仅魅力四射，还很聪明，他总能歪曲掉我说的任何话，给他自己营造好形象。总之，他极度自恋，不论做什么都是为他自己。

在聋人文化中，施虐的一方会运用手段孤立对方，让对方感到孤独，而受害者往往得不到支持，因为施虐方可以阅读传呼机上的文字，还可以观看视讯电话上的对话。受害者的伴侣还有可能控制住跟受害人经常交流的聋人朋友，这样就可以把他/她从聋人社群中排挤出去，对他/她进行孤立。受害者的伴侣会要求另一半在与聋人社群的其他人讨论问题之前先跟自己讨论，以免他/她会跟别人反应他们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受害者的伴侣还会跟另一半说，没人会相信他/她，因为施虐者在聋人社群已经有着很高的声望。如果受害者想要远离施虐者，又会被告知：没有收容所愿意收留他/她，因为他/她是一个聋人。这就给了施虐者足够的权力，能够把另一半留在自己身边，从另一半那里得到爱和被需要的感觉。

恰恰就是因为我和我丈夫之间权力的失衡，我陷入了受虐的陷阱。时间流逝，多年过去，我渐渐地破罐子破摔。我放纵自己越来越胖，不在乎自己的死活；我没有任何跟聋人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有关的资源、意识，也没有支持团体。我仿佛置身于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感到万念俱灰，那段时间，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除了对孩子的爱推动着我前行，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向前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支离破碎的婚姻带给我的折磨，所以在人前，我只好强颜欢笑，假装我们在聋人社群中是一对幸福又坚强的理想型夫妻，我想当好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完美”妻子。1999年，我本该第三次觉察出我丈夫的真面目，可当时的我又天真又被动。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德克萨斯的一所聋人学校里当助教，可在工作期间，我从没见过我的工资单，因为我所有的工资都直接汇入了我丈夫的银行账户。我从没了解过怎么支付账单，也不懂怎么使用网上银行。我丈夫经常跟我说，“我还是觉得由我管着账单会好一些；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把钱花错地方，而且你又不擅长算数。” 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没有价值、无用，也丝毫不重要。我并不想跟他争论，因为一旦我那么做的话，在他占上风之前，他是不会罢休的。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女儿在这个房子里获得片刻的宁静，我只好让我丈夫继续管理家里的财政。

我花了十四年时间，慢慢接受我丈夫在权力上对我的压制，我曾觉得这合情合理，因为他是家里的男人。在我一叶障目的爱情里，我心甘情愿为了他做任何事，同时，不论他给了我怎样的感觉，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执拗地觉得我毫无逃离这段婚姻的出路，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我所能让他开心，即便是改变我的容貌和我的体重，我也在所不惜。我几乎为他做尽了一切，只为让他爱我，而他知道我如此脆弱后，就动用他的权力，变得更加盛气凌人，施虐者就是他这样——以聋人社群或聋人学校为借口，让另一半觉得自己必须跟他/她在一起抚养他们的孩子。聋人父母常常给对方施以道德绑架，让对方觉得，他们有义务维持整个社群的良好形象、不给他们的聋人孩子丢脸，以及塑造出“完美的聋人家庭”的形象。施虐方还会利用其在聋人社群作为领导的特权或某种地位来歪曲另一半讲出来的关于暴力的故事。（聋人社群中的家庭暴力，2011）

我们的生活进行得还算顺利。2001年，我们住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镇，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买下了我们的第一座房子。在那里，我在当地的一所聋人学校担任助教，但我还是见不到自己的工资单。我热爱我的工作，在学校里，我广交朋友，很喜欢跟那些有着特殊需求的聋人学生在一起工作。能够平衡好母亲的角色和工作让我觉得妙不可言，比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感觉好多了。在工作中，有几个朋友觉察出我不是真的快乐，但我并没告诉任何人我在家中的遭遇，只是一人独饮这种忧愁，可我觉得内在的那个我早已死了。我的婚姻让我觉得无望，更让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人生的黑暗地带，于是我便寄希望于像其他人一样被爱，我渴望得到关注，想让别人觉得我在某件事上有价值，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离开我的丈夫。我开始向别人问一些宽泛的问题，比如聋人女性怎样在房屋支出方面寻求帮助，她们可以利用哪些项目，以及我该如何摆脱这段婚姻。朋友们开始起了疑心，好奇我为什么会问出这些问题，但我以“帮助一个朋友”为幌子，迅速敷衍过去了。我对针对聋人的家暴服务一无所知。我丈夫对我施加那种在聋人社群中相当典型的虐待，即拿走我的社保支票，这样他就确信我已经被困在了这段婚姻关系中。同时，我还怕他为了毁掉我的声誉而散布我的谣言——这在聋人社群中很常见，尤其是对于在聋人学校中工作的人来说。施虐者通过那种手段，能影响另一半找到工作，还可以将他/她困在家中。还有很多人的情况跟我类似，这让施虐方有了完全的控制权，底气十足地确信另一半既没有寻求援助的途径，也无法跟别人展开社交。

2004年，我怀上了我们第三个女儿，可我却觉得自己被这段婚姻束缚得更紧了，仅仅靠我微薄的收入，我实在无法在照顾三个孩子的同时兼顾房屋、车子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在我不知情，也未经讨论的情况下，我的丈夫决定辞职。就在我怀上三女儿的第七个月时，我第一次遭受身体上的家暴，因为我丈夫发现我正想法子离开他后勃然大怒。我不禁感到震惊，因为我从未想过，他对我的虐待会上升到肉体的折磨。而直到他辞职，他才发觉到我们再也付不起房费，所以我们只好卖掉房子，又搬回到我们的故乡阿拉巴马。对此，我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跟我妈妈和别的家人离得近一些。回到阿拉巴马找房子时，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过了三个月，我们终于物色到一间2070平方英尺（约合192平方米）的大房子，有三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正规的餐厅和客厅，还有一个嵌在架子里的壁炉、一个宽敞的厨房、一间由车库改造的供我们女儿玩的儿童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按摩浴缸，房子前面还有一条封闭式的漂亮门廊。我感到我们终于住进了我希冀已久的幻梦中，可是过了不久，我就发觉一间大房子并不能带给我幸福。在我们住在那里的三年间，我们的婚姻关系急转直下，进一步破裂，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和他对我变本加厉的身体虐待。每一次我试图离开他，他都向我承诺，以后一定会改。至于外人，我鼓不起勇气去向任何人求助，也没法把我丈夫虐待我的丑恶真相告诉任何人。他不停地跟我说，如果我离开他的话，没人会要我，我想，没人能相信我的故事。

在2005年秋天的一个可怕夜里，他想用刀子捅我，我发出了尖叫。我们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听见后迅速跑来，看到了一切。大女儿报了警，但我立刻让她挂断了，然后我给我妈妈打电话，看我们能不能在她家暂住。那天，警察还是来了，但是出于羞耻感，我没有请手语翻译，因为我身边的聋人社群太小了，彼此之间联系又很紧密，我不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丑事在圈子里传开。我在寻求帮助上犹豫不决，这其实反映出家暴亲历者会面临诸多障碍，对于需要在听人世界里寻求帮助的聋人受害者来说，障碍就更多。同时我的经历也表明了聋人施暴者对受害者施加的一些威胁。一名使用手语的聋人可以动用多种方式的威胁，让受虐的一方恐惧，比如可以使用手势、面部表情、夸张的姿势，却对自己的攻击性行为予以否认，声称这只是聋人语言中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施虐行为，就是在受害者看向别处时猛烈锤击桌子或门，或狠命地跺脚，可是听人却常常忽略或误读这些施虐信号。

有一次，在我妈妈家，我妈妈终于发现我婚姻中不为人知的事实，知道了我多年来所受的虐待，她坚定地支持我，还说我想在她那住多久都可以。直到那一刻我才醒悟，错并不在我身上，我根本不值得那样一段充满虐待的关系。可是，跟我妈妈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我又开始想念起我的丈夫，想念跟他一起度过的那段岁月。我很害怕，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文凭、没有经济来源，我该怎么自己活下去，所以我只好又回去跟他一起住，可我们的大女儿却不愿意搬回去，执意要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至于像我这样的聋人女性为什么很容易在婚姻关系中遭到虐待，原因有很多。大多数情况下，在聋人社群中，人们上同样的学校，或者参与同样的主流项目，他们将聋人圈子当作第二个家。一旦一个聋人女性遭到虐待，她所分享出去的信息就会迅速地不胫而走，而真相往往会被掩盖。这样一来，为了自己和另一半的声誉，聋人受害者常常选择保密，以防招来谣言或不必要的尴尬，也是为了避免聋人社群会不相信受害者的故事。跟很多遭受虐待的受害者一样，聋人女性还是会对丈夫保持忠诚，她们还是会爱着自己的男人，照常用手语跟他们交流。聋人夫妻间的文化、价值观常常是相似的，所以受害者会担心一旦她离开施虐者，她将会失去这种熟悉的交流方式，她还有可能担心一旦对外寻求帮助，走出舒适区的话，她所找的家暴项目有可能因为缺乏手语相关知识，很难理解她，或跟她产生共鸣。（雷斯，2007）

很多聋人女性都不敢因为遭受虐待报警，因为执法机构缺乏手语知识，还需要请手语翻译，而这会引起她们的恐惧，会给她们招来威胁。如果向听人警员报警，或试图解释的话，警员很容易仅仅以只言片语作解释，并无视情况的严重性，因为这要花大量时间、耐性，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解释虐待行为。造成这些的主要是因为警员不了解聋人文化，不知道聋人个体的特殊需求。另外，很多聋人女性既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高薪工作，她们常常需要依赖于同居男友、伴侣或配偶来获得额外的支持，因此，她们常感到无望，感到自己被束缚在一段关系中，没有摆脱的出路（聋人社群中的家庭暴力，2014）。随着我自己的情况不断变化，我开始觉得住在阿拉巴马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聋人社群里的工作机会特别有限，阿拉巴马的公共学校系统也不是很完善。有一次，我偶遇了我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她回到镇子里参与圣诞晚宴，见到我之后，就跟我讲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事，说那里的聋人社群非常大，有很丰富的资源。回到家后，我把罗切斯特市的事告诉了我的丈夫，觉得这会在我俩之间引起一次好的改变，那里的环境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婚姻，我们在那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他第一次搜索了相关信息，同意了我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个好的预兆。

2008年六月，我飞往罗切斯特市，在那跟我的朋友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我丈夫和我女儿们需要留在阿拉巴马完成学业，卖掉我们的房子。在罗切斯特，我边找工作边物色新房子，后来我在住的地方找了一份打扫房间的工作。那一个月，没有我丈夫对我在精神、情绪和身体上的虐待，我感受到久违的自由。我朋友觉察出我不是很开心，看到她这么敏感，我有点震惊，就把我的故事全盘托出，一股脑地告诉了她，而她也是第一个得知了我婚姻生活真相的朋友。她跟我家乡的那些人不同，她选择相信我，还让我重新鼓起勇气，而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一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和孩子们也来到罗切斯特，我们搬到我租好的公寓里。我不再做打扫的工作了，因为我需要在家照顾女儿。我的大女儿选择搬回阿拉巴马，跟我妈妈一起住，因为她恨我丈夫一直以来虐待我。卖掉阿拉巴马的房子后，我跟我丈夫说我不快乐，跟他提议分居。我第一次感到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很想把婚前的生活找回来，可我丈夫却仍然以权力压制我。

我的朋友们都鼓励我回大学学习，可我怕我会挂科。我的脑海中不断响起我丈夫的话，“你做不好任何事，你的数学那么差，你永远都做不到像我这样成功。”我心中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我还是决定回到学校，所以在2009年，我进入门罗社区大学学习，既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又要做一个全日制学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竟成了优等生。这点燃了我想要继续读书的热情，我决定要考取文凭。登上优等生名单让我获得自尊，而且我终于明白自己还是很聪明的。以我生活中的经验来看，施虐者会取笑另一半的语言技巧，让他/她觉得自己又卑微又笨，这样一来，施虐者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才是聪明的那一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施虐方会说另一半的手语不是很流利，没有强烈的聋人身份认同，像个“听人”一样。

有一次。当我在大学上社会工作课程，突然发现有很多为家暴亲历者设立的项目，可我还是不知道该联系谁，也不知道去哪了解信息以获得帮助。那段时间我了解了有关手语的很多知识，阅读大量的书，还通过手语翻译在教室里了解到听人女性的故事，我只是不想面对我仍处在一段充满家暴的婚姻关系中的事实。我不想成为那些女人中的一员。另外，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遭到家暴的聋人女性，因为我从没听聋人女性讲过她们的故事。因此，我死守住自己的秘密，只有少数几个朋友知道我婚姻中的故事。再说，即便我讲出来，我也担心聋人社群根本不会相信我，因为我丈夫在公众场合留给别人的印象相当有魅力，又充满智慧。2012年复活节过了一周后，一天夜里，在女儿们都上床睡觉了以后，我丈夫突然对我动怒，因为他发现我把我们婚姻的事，还有他是怎么虐待我的都讲给了我的几个朋友。他把我往墙上狠摔，还试图把我掐死。他对我说，“你根本不可能带着女儿们一起走，从现在开始别再对任何人将那些关于我的谎话，不然的话，就滚出我的房子！”我边哭边说，“我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求求你让我跟女儿们在一起，求求你，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离开了她们。” 他答道，“你早就应该这样想。”说着，他把我推出公寓，锁上了门。接下来的两周，我只好跟我在大学认识的一个听人朋友住在一起，可是，因为身边没有了女儿，我感到抑郁、无望，内心空虚不已。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求助，直到有一天，我把我的情况跟一个我一直很敬仰的人说了之后，她给了我一串电话号码，让我联系“维拉屋”，一座专为受虐女性开设的收容所。一开始，出于恐惧，我不想去维拉屋，因为我不知道该指望什么，可我渐渐改变了想法，因为我需要把我所失去的生活夺回来，把我的女儿带回来。

我没想到的是，维拉屋是个非常好的地方，那里为女性提供食物、安身之处、支持小组、艺术治疗，以及咨询服务。不过，那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女性都是听人，所以我还是感到孤立无援，我需要找一位手语翻译，才能得到支持小组的帮助，以及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我花了太多时间把我的需求告诉那些听人资助者，导致我没什么时间把我的经历，以及家暴怎样影响了我和我女儿的人生讲出来，而这是很多聋人女性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此外，聋人女性也不愿失去能跟聋人联系上的交流工具，如视讯电话、可视闹钟、警告灯系统，以及其他必要的设备。当聋人女性待在家时，这些设备可以让她们感到舒适、熟悉，有安全感，并且跟外界保持联络。如果聋人女性鼓起勇气想要离家，她们不会愿意待在收容所，因为那里没有她们需要的交流和支持系统，从而让她们感到自己更加被孤立。同时，聋人女性很难跟不使用或不理解手语的听人女性互动。

就在我丈夫得知我有了资源和项目，要开启人生新起点时，我把女儿们接回了身边，他这才意识到，有了学识、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后，我再也不用回到他身边。2012年九月，我整装待发，决心要向前看，翻开我人生的新篇章。就在2012年七月，我和我女儿搬到了布罗克波特的一间两居室公寓里。我怕我不知道怎么支付账单，怎么一个人照顾我的两个女儿，但渐渐地我学会了建立我自己的银行账户，在线上支付账单，自己管钱。这个过程充满了挣扎，但我从中明白了，没有我的前夫，我一样能独自处理好很多事情，照顾好我自己和我的女儿。我们并不富裕，但从那个需要忍受虐待的环境里摆脱出来之后，我们比以前快乐多了，我终于有能力给我的女儿们营造安稳的家庭氛围。可是，尽管我快乐起来了，把我的孩子们接回来了，还有了新的开始，可我始终觉得自己的生活中缺少点什么，因为我没认识过跟我有相似处境的聋人女性。

通过克服人生中的挑战，我了解到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有一家为遭受家暴的聋人女性成立的机构，叫“为聋人家暴受害者倡导”（Advocacy for Dea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但这也并非聋人女性的收容所，我梦想着有一天能有这样的收容所。于是，带着这样的希冀，我开始参与筹款活动，分享我的故事，结识其他的聋人女性，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又一次圆满了。“为聋人家暴受害者倡导”与位于纽约州雪城的“维拉屋”合作，致力于提升外界对聋人家暴受害者特殊需求的意识，向听人社群传授为聋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经验。我的故事和我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但我还需要更多的声音，为家暴社群中的聋人女性带来社会变革，让她们享受充分的无障碍服务以及与非听障人群平等的权利。而提升外界对聋人家暴亲历者特殊需求的认知只是一个起点，还有更多聋人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权力和控制

在听人文化中，女权理论关注权力、性别、以及男性主导的父权文化中的关系结构（列维, 2008, p. 21）。听觉主义（audism）是一种认为有听力的人更优越的观念。听人经常使用的听觉主义策略会损害聋人，因为听人有“听人特权”。在听人文化中，女性被男性压迫是因为男性有“男性特权”。男性通过政治、法律和经济系统来控制女性。由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男性更容易从虐待行为中得到开脱。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十分常见的社会态度。社会对男性的规训是充满阳刚之气，期待他们占据主导地位、以强权控制别人，却期待女性有着顺从、被动的姿态。在家暴场景中，尽管具体的霸权不尽相同，但性别差异的权力机制也存在于聋人和听人社群的差异中。聋人和听人女性都受到父权制、阶级结构和个人问题的影响，但当面对家暴状况时，聋人女性还面临着额外的、特殊的问题。（罗萨娜、雷斯，2007）

对于聋人家暴亲历者来说，他们常常遭受听人利用听人文化中常见的权力和控制手段来实施的压迫。如果一位聋人女性嫁给听人男性，“听人特权”就会体现出来。听人丈夫、伴侣或男友可能会禁止他们的听人孩子使用手语来不公平地对待聋人女性。听人丈夫还可以利用对聋人来说不完全可及的系统，例如，关于限制令的听证会可能会被推迟，因为没有可用的手语翻译。在有人给聋人女性致电时，听人丈夫可能会将其隐瞒，或者可能在社交聚会上和其他听人一起故意冷落她。听人丈夫可能会贬低聋人女性，说她不够好，因为她是聋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家庭成员也会不公平地对待聋人。聋人没有权力表达自己想要什么，因为听人可以歪曲他们的意思并利用这种权力。听人伴侣可能会告诉听人小孩，聋人文化毫无价值，听人文化是更好的，不让孩子用手语跟聋人家长交流，以此来对付受害者（雷斯，2007）。在社群内，像法庭，警察和法律专家之类的系统通常不够了解聋人当事人的需求，无法为他们的处境争取更好的结果。比如，他们不知道，根据法律，法庭、警官和专家都需要雇用有资格的手语翻译，而不是靠聋人的家人来翻译。有时，家庭成员会谎称自己是手语专家，利用聋人受害者来拿到佣金（雷斯, 2007）。

聋人资源

聋人社群需要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提升听人社群有关聋人的意识并普及相关知识，通过这一点，聋人家暴受害者的社会资源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聋人社群提供信息，包括如何通过在媒体上更好地进行曝光，提升意识、增加服务提供者来在聋人社群内部作出改变；还包括对政府、司法系统和执法部门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聋人文化，以及让更多的听人加入进来，吸引听人盟友。聋人家暴受害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更好的支持和资源，借此开始新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满足聋人女性的特殊需要，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以下几方面：（家庭与社群服务, n.d.）

社会需要“使用社交媒体、电视、印刷品和任何形式的媒体，来普及（而非美化）关于聋人、盲聋人和手语人士所经历的暴力的流动状态和后果”（怀特 & 艾波西多, 2011，第25- 29页）。媒体有必要为聋人客户提供字幕、手语翻译和可视化服务，服务提供者需要通过倡导来推动社会变革，让聋人客户在分享信息时感到舒适和安全，而不是打破信任。这将包括一些必要的服务，如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翻译机构、社会保障服务和职业康复服务。重要的是，服务提供者必须确保干预措施在文化和语言上是适当的，并采用以聋人为中心的方法。需要有人理解聋人客户的意思，让他们在不需要向听人告知聋人受害者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就可以跟别人建立联系。服务提供者需要利用当地的转诊资源以及针对施虐者的疗法，提供必要的沟通形式，确保施虐者得到治疗和康复。如果政府为聋人家暴或性暴力服务提供可靠的资金，并向所有员工和管理人员提供培训，让他们能识别聋人文化中家暴的迹象，那么聋人社群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此外，政府需要执行法律来保护聋人亲历者，并对施虐者加以严惩。从司法系统和执法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是消除听觉主义和对聋人当事人的偏见，以及确保所有的信息和资源都是保密的。此外，像强奸危机中心和虐待支持资源这样的由州和联邦政府发起的项目必须让聋人亲历者跟听人亲历者一样可以利用一切资源，如电话服务和受害者热线，并确保聋人有能力无障碍地走进警察局。聋人受害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确实需要听人盟友，因为听人是大多数。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听人可以成为聋人亲历者的支持者/朋友，让他们不会感到无助。为了建立这些桥梁，我们需要对听人盟友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聋人当事人在家暴情境下所经历的独特问题，需要鼓励听人学习手语，不能让他们使用“听力特权”，与聋人一起寻求平等（雷斯, 2007）。

聋人需要避免对家庭暴力进行不恰当的判断和贴标签，比如错误地声称，虐待是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的事，不是社群的事。此外，以施虐者的等级地位（如聋人社群领袖）为由，妨碍亲历者的安全和利益，也很成问题。聋人社群的成员需要支持和平、反对暴力，但是他们经常选择站队或保持中立。这会让聋人受害者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因为她不知道人们会支持谁，是她还是施虐者。聋人社群需要利用同伴支持来预防和制止暴力，并询问受害者是否需要帮助，而不是做旁观者。在社交聚会上，聋人经常会说闲话和背后捅刀子。暴力和控制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人们需要明确声明，这是一个拒绝暴力的环境。人们需要停止纵容施暴者、让他们承担责任，而不是指责和评判受害者为什么要和施暴者在一起。在家暴情境下，尊重受害者、避免说闲话和造谣，是一个重要工具。

在聋人教育环境中实现团结，需要对老师、教育者、学院和工作人员持续进行以聋人为中心的职业培训。通过更多的培训，聋人社群可以更好地应对学生生活中的家庭暴力。学校应该设立以聋人为中心的暴力预防项目，提供冲突解决方案，并在聋人和主流项目中推广沟通技巧并树立榜样。学校应该主动指出欺凌和约会暴力的现象，帮助人们认识到虐待行为的迹象，对虐待关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尔文 & 杰克逊, 2003）。聋人教育还应该让聋人了解家庭暴力，并在任何以聋人为中心的环境中提供性／暴力研讨会和课程（雷斯, 2007）。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帮助受害者学习批判性思维、培养健康的自我态度。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可以帮助当事人看到不合理的思维方式，鼓励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并转变至健康的关系。专业人员希望受害者意识到，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比于跟施暴者在一起时更好的生活，不必感到被边缘化、不被需要或不被爱。公共服务部门还希望通过评估风险因素和可能的逃跑场景，帮助受害者梳理离开伴侣的利弊。公共服务最常见的目标是为当事人提供个人咨询、团体支持、住房援助、职业指导以及独立生活的辅助。为就业安置、交通和育儿援助提供资金是很重要的（马丁, 2011）。这些重要工具对于帮助聋人家暴亲历者了解虐待行为、设法过上免于虐待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呼声

我从“维拉屋”获得的宝贵资源为我提供了很有效的信息，帮助我和孩子开始了新生活。“维拉屋”改变了我的人生。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够申请离婚，获得住房援助项目的帮助，接受职业康复服务，获得女性与性别研究学士学位，我才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好的未来。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号召力来提升人们的意识，并让听人社群了解聋人社群内造成家庭暴力的根源问题。教育让我更具洞察力，为我提供了不可预测的、大开眼界的课程，同时也带来挑战。现在，许多扇门在我面打开，我可以融入到我所坚信的事情中，我热情满满，期待为聋人社群带来改变。现在的我对自己的聋人身份有了全新的看法，也开始尊重自己作为学生、母亲、女人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事实证明，我的人生是一段充实的旅程，我希望其他人能够洞察并理解聋人家暴亲历者的特殊需求，他们需要最好的服务、项目和工具来疗愈，向积极的未来前进，过上富有成效的生活。虽然我的故事充满了希望，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听人文化仍然是帮助受虐待聋人受害者的主要障碍。